参考来源:《黄万里传》《三峡工程论证报告》相关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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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这一天,代表们要对一项举世瞩目的工程进行表决——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会场内气氛庄重,所有人都知道,这将是一个改写中国水利史的时刻。最终,表决结果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
这个反对票和弃权票比例之高,在人大历史上极为罕见,足见这项工程引发的争议之大。
就在表决前夕,清华大学一间普通的教工宿舍里,一位81岁的老教授颤抖着双手,写下了他人生中第三封关于三峡工程的上书。
窗外春光正好,柳絮飘飞,可老人的心情却沉重如铅。他叫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从事水利工程研究已经超过六十年。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上书,前两次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1】从江南水乡到水利学界
1911年8月20日,黄万里出生在江苏川沙。这里位于长江入海口,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河网密布,水道纵横。
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致力于推广职业教育,在当时的教育界享有盛誉。
生长在这样的水乡环境中,黄万里从小就对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经常在家附近的河边玩耍,观察河水的涨落,看船只在水面上来来往往。
那个年代的中国,水患是困扰百姓的一大灾难。长江、黄River年年泛滥,无数村庄被淹没,无数百姓流离失所。这些景象深深印在了少年黄万里的心中。
1927年,年仅16岁的黄万里从无锡实业学校毕业。这所学校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让他对工程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毕业后,他立志要学习水利工程,用科学技术来治理中国的江河。
1928年,黄万里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选择了铁路桥梁工程专业。唐山交通大学在当时是中国顶尖的工科院校之一,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
在这里,黄万里系统地学习了力学、材料学、结构工程等基础课程,为日后的水利工程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大学期间,黄万里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他不仅掌握了扎实的理论知识,还特别注重实践。
每次有工程实习的机会,他都积极参加,到工地上去观察,去测量,去记录。这种理论结合实践的学习方法,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1932年,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杭江铁路工作,担任助理工程师。
杭江铁路连接杭州和江西,沿线地形复杂,需要修建大量的桥梁和涵洞。在这个岗位上,黄万里参与了多座桥梁的设计和施工,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
在杭江铁路工作期间,黄万里经常需要处理与河流有关的工程问题。
铁路桥梁要跨越河流,必须考虑河水的冲刷、泥沙的淤积、洪水的影响等因素。这些实际问题激发了他对河流动力学的兴趣。
他开始思考,为什么有些河段容易淤积,有些河段却不断被冲刷?河流中的泥沙是如何运动的?这些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水利学界还没有系统的研究。
1934年,一个改变黄万里人生轨迹的机会来了。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选拔优秀工程技术人员公费留学,黄万里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获得了赴美留学的资格。
23岁的他,带着满腔热情和一颗报国之心,踏上了远赴美国求学的道路。
黄万里先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康奈尔大学是美国常春藤盟校之一,工程学科实力雄厚。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利工程理论。
美国在20世纪初期大规模开发水利资源,修建了大量的水坝和水库,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
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黄万里特别关注河流泥沙运动的研究。
他发现,泥沙问题是水利工程中一个非常关键却又容易被忽视的环节。许多水库建成后,因为没有充分考虑泥沙淤积问题,导致库容迅速减少,甚至完全失去功能。
这个发现让他意识到,如果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泥沙河流的国家搞水利建设,必须深入研究泥沙运动规律。
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黄万里又转入伊利诺伊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伊利诺伊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在河流水文和泥沙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这里,黄万里师从多位著名的水利专家,系统地研究河流泥沙的运动机理。
博士研究期间,黄万里在实验室里进行了大量的水槽实验。他观察不同流速下泥沙的运动状态,测量不同粒径泥沙的沉降速度,分析河床形态对泥沙输移的影响。
这些实验虽然繁琐,但让他对泥沙运动规律有了深入的理解。
经过三年多的刻苦研究,黄万里完成了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河流泥沙运动的理论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导师和学术委员会的高度评价。
1937年,26岁的黄万里获得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成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水利工程博士。
就在黄万里准备回国的时候,传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挑起事端,全面侵华战争爆发。
远在美国的黄万里心急如焚,他立即决定放弃在美国继续工作的机会,启程回国。
1937年底,黄万里辗转回到战火中的祖国。此时大半个中国已经沦陷,国民政府迁往重庆。
黄万里没有选择去相对安全的后方城市,而是主动请缨到四川工作。他认为,国家在危难之际,更需要水利人才来保障后方的生产和生活。
1938年,黄万里进入四川水利局道滩委员会工作。道滩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长江上游的险滩,保障航运安全。
长江是连接西南后方和东部战区的重要通道,航运安全关系到军需物资和民用物资的运输,战略意义重大。
黄万里被任命为工程师,后来又担任测量队长。他的工作是勘测长江上游的河道,测量水文数据,设计航道整治方案。
这份工作极其艰苦,需要长期在野外工作,经常要在险峻的峡谷中攀爬,在湍急的河流中测量。
但对于黄万里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他能够深入了解长江的真实面貌。
从1938年到1943年,整整六年时间里,黄万里先后六次对长江及其支流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
他的足迹遍布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主要支流,从上游的高山峡谷到中游的平原河段,从枯水期的浅滩到洪水期的洪峰,他都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测量。
每次考察,黄万里都会带上测量仪器、笔记本和照相机。他测量河道的宽度、深度、流速,观察河床的形态变化,记录泥沙的淤积情况。
这些数据和观察记录,都被他详细地记在笔记本上。这些笔记本后来成为他研究长江水文特征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他日后对长江水利工程提出专业意见的重要依据。
在涪江的考察中,黄万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涪江是嘉陵江的支流,河道相对平缓。他注意到,在一些水流变缓的河段,河床上会形成明显的沙洲和浅滩。
这些沙洲的形成,是因为水流流速降低后,携带泥沙的能力减弱,泥沙就沉积下来。每到枯水期,这些沙洲就会露出水面,严重影响航运。
黄万里还观察到,这些淤积的泥沙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集中在某些特定的河段。这些河段往往是河道变宽、水流变缓、或者有河流汇入的地方。
这个发现让他认识到,河流的泥沙淤积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能够掌握这些规律,就可以预测水利工程建成后泥沙的淤积情况。
1940年,黄万里被任命为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在这个职位上,他主持了多项航道整治工程,包括清除险滩、疏浚淤积河段、修建护岸工程等。
这些工程让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泥沙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在一次航道疏浚工程中,黄万里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花了很大力气疏浚了一段淤积严重的河道,可是不到一年,这段河道又重新淤积了。
这让他意识到,简单的疏浚治标不治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水流条件,才能防止泥沙淤积。
这个经历让黄万里开始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在河流上修建大坝,改变了水流的自然状态,会不会引发更严重的泥沙淤积问题?
大坝蓄水后,水流流速降低,携带泥沙的能力必然减弱,泥沙会在哪里沉积?沉积的速度有多快?这些问题在当时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六年的长江考察,让黄万里对长江有了全面而深入的认识。他了解长江上游的地形地貌,熟悉各个河段的水文特征,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
这些知识和经验,成为他日后评价长江水利工程的重要基础。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黄万里离开四川水利局,转到长城工程公司担任经理。
长城工程公司是一家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主要承接公路、桥梁等工程项目。在这个岗位上,黄万里一直工作到1945年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大量的水利人才。1947年,黄万里被任命为甘肃省水利局局长。
甘肃地处西北,干旱少雨,黄河从这里流过,水利工作十分重要。黄万里在甘肃主持了多项水利工程,包括灌溉渠道、水库、堤防等。
在甘肃工作期间,黄万里对黄河有了近距离的接触。黄河是中国的第二大河,也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之一。
黄河水中的泥沙含量极高,每立方米水中可以含有几十公斤甚至上百公斤的泥沙。这些泥沙给水利工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黄万里在黄河边做了大量的观察和研究。他发现,黄河的泥沙主要来自黄土高原,那里的黄土质地疏松,容易被雨水冲刷。
黄河水流湍急,携带着这些泥沙一路奔腾而下。在水流平缓的地方,泥沙就会沉积下来,形成"地上河"。
通过对黄河的研究,黄万里进一步认识到泥沙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在多泥沙河流上修建水利工程,必须充分考虑泥沙的影响。
如果处理不当,泥沙淤积会严重影响工程的效益,甚至导致工程失败。
【2】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与学术生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年,黄万里38岁,正值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水利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
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受到了重视。
1949年到1950年,黄万里担任东北水利总局总顾问。东北是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水利建设对于工农业生产至关重要。
黄万里在这个岗位上,参与了多项水利工程的规划和设计,为东北地区的水利发展做出了贡献。
1950年,黄万里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担任教授。唐山交通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继续为国家培养铁路和土木工程人才。
黄万里在这里教授水利工程、河流动力学等课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
在教学之余,黄万里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他撰写了多篇关于河流泥沙运动的学术论文,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
这些论文介绍了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总结了他自己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经验。
1953年,清华大学决定加强水利工程学科建设,邀请黄万里到清华大学水利系担任教授。
清华大学是中国顶尖的高等学府,能够到清华任教,对于任何学者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誉。黄万里欣然接受了邀请,举家迁往北京。
在清华大学,黄万里主要讲授水文学、河流动力学、泥沙运动等课程。他的教学深入浅出,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学生欢迎。
他经常结合自己在长江、黄河考察的经历,给学生讲解河流的真实情况,让学生不仅学到书本知识,更了解中国河流的实际特点。
黄万里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中国的水利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制定了大规模治理江河的计划,要在主要河流上修建水库、大坝,实现防洪、发电、灌溉等综合利用。
这些宏伟的计划,需要大量的水利技术人才,也需要科学的论证和规划。
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武汉等地受灾严重。这次洪水让人们更加认识到治理长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在长江上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讨论日益增多。早在1919年,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过开发三峡的设想,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三峡工程的设想再次被提出。
1955年,国家组织专家对三峡工程进行初步勘测和论证。黄万里作为清华大学的水利专家,也参与了一些相关的讨论。
凭借1938年到1943年六次长江考察的经历,他对三峡地区的水文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
1956年,伟人亲自视察长江三峡,并写下了著名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其中有"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名句,表达了对三峡工程的向往。
这首诗词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三峡工程成为举国关注的话题。
就在这个时候,另一项重大的水利工程开始实施——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三门峡工程是新中国在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计划坝高106米,蓄水库容354亿立方米,建成后将具有防洪、发电、灌溉等综合效益。
三门峡工程的设计由苏联专家主持。当时中国与苏联关系密切,苏联在水利建设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曾建成过多座大型水坝。
苏联专家设计的三门峡方案,采用高坝大库的方式,通过蓄水来控制黄河洪水。
1957年6月,水利部在北京召开三门峡工程讨论会,邀请全国各地的水利专家参加。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三门峡工程的设计方案,听取专家们的意见。黄万里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后,绝大多数与会专家都对苏联的设计方案表示赞同。大家认为,三门峡工程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的里程碑,将彻底改变黄河的面貌,解除黄河水患的威胁。
会场气氛热烈,许多专家争相发言,表达对工程的支持和期待。
可是,当轮到黄万里发言时,会场的气氛变了。黄万里站起来,清了清嗓子,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
他说,三门峡工程的设计方案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充分考虑黄河的泥沙。
黄万里指出,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每年从黄土高原携带约16亿吨泥沙奔流而下。
如果在三门峡修建高坝,水流流速会大幅降低,这些泥沙会在水库中大量沉积。按照他的计算,水库可能在几年之内就会被泥沙淤满,失去原有的功能。
更严重的是,泥沙淤积会向上游延伸,威胁到关中平原,甚至可能淹没西安。
这番话一出,会场立刻安静下来,随即爆发出质疑的声音。有人说黄万里的计算有误,有人说他对苏联专家的方案理解不够,还有人暗示他是在故意唱反调。
会议主持人打断了讨论,让会议继续进行。
会后,黄万里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有责任把自己的专业判断说出来。
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整理自己的研究资料,撰写了一篇详细的技术报告,系统地分析了三门峡工程可能面临的泥沙问题。
1957年下半年,黄万里又写了一篇题为《花丛小语》的文章。这篇文章采用寓言的形式,通过花丛中不同花朵的对话,表达了对盲目追求大型工程、忽视科学论证的担忧。
文章文笔优美,寓意深刻,在《中国水利》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
1958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年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超过55万人。黄万里因为在三门峡工程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加上《花丛小语》一文,被划为右派。
被划为右派后,黄万里失去了教授职位,不能再给学生上课,也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他被下放劳动改造,先是在学校里做一些体力活,后来被送到工地上参加劳动。
1961年,黄万里被下放到北京密云县,参加密云水库的建设。密云水库是北京市重要的水源地,当时正在建设中。
黄万里在工地上从事体力劳动,挖土、挑担、搬运材料。从一个享有盛誉的大学教授,变成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这个转变对黄万里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在密云劳动改造期间,黄万里仍然保持着对水利工程的关注。虽然不能参与技术工作,但他在劳动之余,仍然观察水库的建设情况,思考着水利工程的各种技术问题。
他坚信,自己对三门峡工程的判断是正确的,总有一天事实会证明这一点。
与此同时,三门峡工程按照原定计划继续推进。1958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
1960年9月,主体工程基本建成,开始蓄水。工程建设的速度很快,从开工到蓄水只用了两年多时间。
然而,三门峡水库蓄水后不久,问题就开始显现。正如黄万里当初预测的那样,大量泥沙在水库中沉积,库容迅速减少。
更严重的是,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渭河下游出现严重淤积,关中平原大面积农田被淹。到1962年,三门峡水库的库容已经减少了一半以上,防洪和发电能力大打折扣。
面对严峻的形势,国家不得不对三门峡工程进行改建。1962年,三门峡工程开始第一次改建,将原来的8个泄洪孔改建为排沙孔,降低蓄水位,以增加排沙能力。
这次改建实际上是对原设计方案的重大修改,也间接证明了黄万里当初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在这个特殊的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受到冲击,黄万里也不例外。他被送到河南三门峡继续劳动改造。
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让他在自己曾经反对的工程现场,亲眼目睹着当初预言的应验。
在三门峡工地上,黄万里看到了水库严重淤积的情况。原本清澈的库区,现在到处是泥沙沉积形成的浅滩。水库的蓄水能力大大降低,发电效益也远远达不到设计标准。
看到这些,黄万里心情复杂。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他并不希望看到工程失败,但作为一个曾经提出过警告的人,现实的发展确实验证了他的判断。
在三门峡劳动改造的日子是艰苦的。黄万里已经年过半百,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相信总有一天会恢复正常。在劳动之余,他仍然关注着中国的水利事业,思考着如何才能把水利工程做得更好。
特殊时期持续了十年。这十年间,中国的科研和教育事业受到严重影响,许多科研项目停滞,许多学校停课。黄万里作为右派,更是处于社会的边缘,无法参与任何学术活动。
但他从未放弃对水利科学的研究,他相信,科学的价值总会被认识,真理总会战胜谬误。
1976年,特殊时期结束。中国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各项事业开始恢复正常。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右派平反的工作逐步展开。
1980年,黄万里终于等来了恢复名誉的消息。这一年,他被恢复清华大学教授职务,可以重新回到讲台,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此时的黄万里已经69岁,头发全白,身体也大不如前。但他的精神依然矍铄,对水利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
重返清华园后,黄万里继续给研究生讲课,指导学生进行科研。他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
他经常对学生说,做水利工程一定要尊重科学规律,要深入实地调查研究,不能凭主观愿望做决策。
这些年里,黄万里也在思考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方向。他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
水电作为清洁能源,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都具有丰富的水能资源。合理开发这些资源,对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3】三峡工程的论证与三次上书
1980年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对能源的需求急剧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峡工程的设想再次被提上议程。
三峡工程的设想由来已久。早在1919年,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在长江三峡修建大坝的构想。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代曾经对三峡工程进行过初步勘测。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程一直没有启动。
198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重新启动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
1980年7月,水利电力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三峡工程近期工作安排的请示报告》,建议重新开展三峡工程的勘测和论证工作。
1981年,水利电力部成立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
办公室组织专家对三峡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地质勘测、水文观测、生态调查等工作,为工程论证提供基础资料。
1982年到1983年,关于三峡工程的讨论日益增多。
支持者认为,三峡工程建成后,可以极大地提高长江的防洪能力,保护中下游数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可以提供巨大的电力,缓解国家能源紧张的局面;还可以改善长江航运条件,促进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反对者则提出了一些担忧。他们认为,三峡工程投资巨大,工程复杂,技术难度高,存在一定的风险。
工程建设需要移民上百万人,社会影响深远。还有人担心,大坝建成后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1984年,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证。为此,成立了"长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由国家相关部委领导和专家组成。
论证工作分为14个专题,包括水文、泥沙、防洪、发电、航运、移民、生态环境、工程技术等方面,每个专题由相关领域的专家负责。
1986年,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正式全面展开。论证领导小组组织了400多位专家,分成14个专题组,对三峡工程的各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证。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最全面的工程论证,体现了国家对三峡工程的高度重视。
论证过程中,各专题组的专家深入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基础数据。
他们研究了三峡地区的地质构造、水文特征、气象条件、生态环境等,分析了建坝后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
黄万里虽然没有参加论证组,但他一直关注着三峡工程的论证进展。作为一个在长江工作过多年的水利专家,他对长江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
1938年到1943年六次长江考察的经历,让他对长江上游的情况了如指掌。
1986年,得知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全面展开后,黄万里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给中央写信,表达自己的专业意见。
这一年,他已经75岁,身体状况不如从前,但他觉得,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有责任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
黄万里花了几个月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包括他当年在长江考察时记录的笔记、多年来收集的水文数据、国内外关于河流泥沙研究的文献等。
他还重新进行了一些计算和分析,力求使自己的观点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1986年下半年,黄万里完成了第一封给中央的信。在信中,他首先表达了对三峡工程论证工作的关注,肯定了国家对工程论证的重视。
他指出,三峡工程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必须经过充分、科学的论证,不能仓促上马。
信写好后,黄万里通过正式渠道呈送中央。他期待着能够得到回应,能够有机会详细说明自己的观点。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信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1987年到1988年,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各专题组陆续完成了论证报告,总体上对三峡工程持肯定态度。
论证报告认为,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在生态上是可以接受的,建议尽快启动工程建设。
1988年,国家计委组织专家对三峡工程论证报告进行审查。审查会议召开期间,黄万里得知了这个消息。
他意识到,三峡工程可能很快就要做出决策了。如果现在不说出自己的看法,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于是,黄万里又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比第一封更加详细,也更加恳切。
他在信中回顾了自己从事水利工作的经历,特别是1938年到1943年在长江的六次考察。他说,自己对长江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有着深入的了解。
作为一个快80岁的老人,他没有任何私心,只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提供给决策参考。
黄万里在信中特别提到,三门峡工程的教训值得吸取。
三门峡工程当初也是经过论证的,也是由专家设计的,可是建成后不久就出现了严重问题,不得不进行改建。
这个教训说明,水利工程的复杂性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可能的风险。
第二封信写好后,黄万里再次通过正式渠道呈送。他希望这次能够得到重视,能够有机会参与到三峡工程的讨论中来。但遗憾的是,这封信同样没有得到回应。
1989年到1991年,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继续推进。国家对三峡工程进行了更详细的规划,包括工程的具体方案、移民安置计划、资金筹措方案等。
同时,也在积极争取国际上的支持,邀请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三峡工程进行评估。
1991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提请全国人大审议。
按照计划,这个议案将在1992年3月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进行表决。
得知这个消息后,黄万里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如果这次人大会议通过了三峡工程议案,工程就将正式启动,再想提出不同意见就来不及了。
1992年初,81岁的黄万里不顾身体状况,开始准备第三封信。
这一次,他决定把话说得更明确,把自己的判断更清楚地表达出来。他要让决策者知道,三峡工程可能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黄万里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连续工作了几个星期。他翻出了当年在长江考察时的笔记,重新研究了长江的水文资料,进行了大量的计算。
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多次嘱咐他要注意休息,不能太劳累。但他顾不了那么多,他觉得自己必须把该说的话说出来。
1992年3月,就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夕,黄万里完成了第三封信。这封信篇幅很长,详细论述了他对三峡工程的看法。
他在信中写道,自己是怀着对国家、对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写这封信的,希望决策者能够认真考虑他提出的问题。
写完这封信后,黄万里让家人帮忙寄出。他心里清楚,这封信可能仍然得不到回应,但他觉得自己尽到了一个水利工作者的责任。无论结果如何,他都问心无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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