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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熟的类型里找新鲜的切口,在商业的壳里装理想主义的核。

作者 | 安 济(北京)

监制 | 张一童(上海)

上一次和刘闻洋深聊是去年年初在《年少有为》的片场,当时他坐在监视器后面,关注着摄影棚里新设备的调试。那是一台使用编程控制的摄影机摇臂,为精准控制每一秒的镜头移动,他和现场团队做了多次预演。

年末《年少有为》上线,这段戏成功精准呈现了裴谦在接受「司马先生邀约」时的纠结。而拍摄那场戏的「黑屋子」不仅在剧中承载了裴谦大部分的内心独白,在剧外记录了刘闻洋那些灵光一现的点子,也留下独自消化的纠结时刻。

《年少有为》是刘闻洋第一次以导演身份执导剧集,从制片人到导演的转型,让他找到了另一个对内容表达和成就感来源的寄托,而完播后豆瓣评分的不降反升,以及平台定级从A到S的跃升,成为一种最直接的认可。

在《年少有为》播出后期,《除恶》也在爱奇艺迷雾剧场上线,一部是现代职场轻喜剧,一部是现实主义罪案剧,风格天差地别,却都出自刘闻洋以及他背后的厂牌狂欢者。

从《赘婿》《卿卿日常》《大奉打更人》,再到这两部新作,狂欢者的作品题材跨越古装、现代、犯罪,看似毫无关联。但在与刘闻洋的对话中,一条清晰的线索逐渐浮现:他做项目的标准从来不是类型,而是「有没有创新的空间」,他认定的作品的「核」,也从来不是单纯的爽感,而是人在困境中的选择与意义。

一如《大奉》里说的那样:「失败的人生就没有意义吗?我来过,我做过,我有过。经历本身,不就是一种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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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的新鲜来源

《年少有为》的核心概念足够新奇:「以亏为赚」的奇葩老板,反向经营却屡屡暴富。这个设定让它在IP阶段就引人注目:原著《亏成首富从游戏开始》入藏图书馆,漫画人气7亿,有声剧播放量超1.1亿。但也让后续的改编变得棘手。

项目前期接触意向导演团队,很多人因为原著中「系统」的设定难以把握而拒绝——喜剧和正剧的边界在哪里?太飞会悬浮,太落地会失去趣味,「度」很难把握。做制片人的经历,让刘闻洋能「懂事地」理解所有人的处境,在接连被五六个导演婉拒后,在团队的提议下,他最终决定自己上阵执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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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闻洋以「导演」身份在《年少有为》拍摄现场

原著的「财富转换系统」被刻意去掉了,资本被具象化为「司马先生」。「资本的本质是什么?」刘闻洋说,资本其实是一个抽象的中性词,它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具体的人,让「以亏为赚」有了现实落点。这不是一个关于在「系统」里如何赚翻的爽文,而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

在古代背景下「直播带货」,跳四小天鹅,在《赘婿》《卿卿日常》《大奉打更人》等过往作品里,现代流行元素在古装元素中的融入此前是狂欢者打造轻喜剧感的重要抓手之一,也是其新鲜气质的部分来源。

「以亏为赚」的大概念下,《年少有为》的核心趣味之一就是那些反常识的商业企划,但当故事背景发生在离观众更近的当下,面对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热梗的加速迭代,用长内容提供新奇特显然变成更难的一件事。

除了和编剧脑暴内容创意,刘闻洋还做了系列跨媒介尝试。剪辑阶段,他联系了阅文游戏团队,开发片中同款游戏,播出时很多观众对剧中的游戏很感兴趣,游戏就真的上线了;而戏中戏短剧单独拍摄播出,剧中游戏做成现实产品。弹幕里有人说「这剧组真有心,真的拍出来那个短剧了」,有人说「我刚从短剧那边过来」。这些互动不会直接增加热度数据,但他觉得「是真的有意义的」。

除恶》则是另一种反常规。这个本子曾被团队建议放弃,理由是「没有抓手,悬疑感不足」。在常规的犯罪题材逻辑里,这几乎等于宣判死刑。但刘闻洋看到的恰恰是它的独特性:「在满屏都是大案、悬疑感的戏里面,它像一个带有生活气息的、小镇感的、以犯罪为背景的故事,这太独特了。」他一下子想到了前几年的一部美剧《东城梦魇》——同样不是靠案件烈度取胜,而是靠人与环境的纠缠。

他喜欢的是剧本里的人物设置,与主流犯罪题材截然不同。女刑警胡文静不是传统警察的刻板形象,她单纯是看到大案子来了,觉得「刺激」;程恳铤而走险是为救女儿,但也是源自于逃离被欺压状态的渴望;李晓雅的野心写在脸上,而程小东为爱人不顾一切。

这里的警察不是为了当「英雄」,罪犯也不是纯粹的恶人,每个人都只是在小镇的压抑环境里,试图用极端的方式挣脱出来。刘闻洋特别强调了一种解读:「并不是丁来给了李小雅野心,是李小雅本身就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丁来只是一个亡命之徒,一个过客。李小雅遇到丁来,她终于能顺势做自己想做的事了。」这种对人物动机的重新锚定,让《除恶》在罪案类型里,找到了一个更接近人性本质的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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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个脱离于主流犯罪题材的故事和人物结构,恰恰不能找专门拍犯罪和悬疑的导演。刘闻洋的认为,滕华涛导演擅长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生活质感,而这和《除恶》的内在气质是完全契合的。所以在他的呈现下,《除恶》讲述的不是破案过程,是人在困境中的挣扎。民警办案靠熟人问话,人际关系交织成一张网,真实感让犯罪不再悬浮,而是落地到我们熟悉的生活场景。

两部剧看似不同,但刘闻洋选它们的逻辑是一致的:在成熟的类型里,找一个足够新鲜的切口,哪怕这个切口一开始会被认为「难把握」、「没抓手」——但可以进行创新突破的入口,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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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主义」的指引下

如果新鲜是狂欢者选项目的入口,那么存在主义,则是刘闻洋赋予每个故事的共同底色。

外界总说狂欢者擅长轻喜剧,但刘闻洋不这么看。「从《赘婿》的时候我觉得就不是舒适区,」他说,「我们做的类型非常少,现在远没有到说我们擅长做什么东西的时候。」他选项目的标准不是熟悉类型,而是「有没有创新的空间」,但比创新更底层的,是一种贯穿所有作品的创作观。

「可以嘻嘻哈哈,但底色一定要稳。」喜剧元素只是让严肃题材软着陆的降落伞,这一点贯穿了他的所有作品,而每个项目都有一个「题眼」:《赘婿》是扮猪吃老虎,《卿卿日常》是女性乌托邦,《大奉》是「失败的人生有没有意义」,《年少有为》是「看穿资本后依然选择理想」,《除恶》则是「人在困境中的挣扎」。

《大奉打更人》里有着最为明显的体现。在开拍前,刘闻洋和主创团队曾为杨凌设计了一段人物背景:生活在现代世界里的杨凌,有正义感、有推理才能却无法报考警校,只能周旋于各种底层工作。送外卖时为救行人被车撞倒,却发现被撞的只是个玩偶。濒死之际,他意识到自己这辈子做过最英勇的事,居然只是救了一个玩偶。许七安就在这样的虚无中诞生了。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这段设计在后续并未沿用,但在剧中许七安与法相的对话,点出了《大奉》的题眼所在。法相讥讽他的平庸,他反问:「失败的人生,难道就没有意义了吗?」答案在行动中:「我来过,我做过,我有过。」——这不是口号,而是一种对虚无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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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清本质后依然选择前行」的人物底色,在《年少有为》里被延续得更深。裴谦不是单纯的爽文男主,在面对员工时热血,独处时却透着「丧」——因为故事走到后期,只有他看穿了资本的游戏规则。「他是扛下这一切、看穿了事情的本质的人。但看清之后,他依然选择对员工好,选择理想主义。」

结尾处,裴谦获得公司所有权,把近一半股份分给员工,但他也明白:没有人再给他兜底了,他得真的「以赚为赚」了。有观众觉得这种改编显得憋屈,有人反而觉得让一个爽文留下了余味。刘闻洋理解观众「需要更直接的情绪出口」,但他坚持自己的选择:「一个人看到了人生的残酷性后,仍能有热爱和勇气继续前行。」

刘闻洋反感影视作品里的「瞎燃」和虚无主义,认为真正的力量来源于清醒后的选择,而非盲目乐观。正如裴谦的「丧」不是消极,而是「扛住这一切、看穿本质的人」——恰恰是知道世界残酷之后,还敢往前走。

当长剧市场不得不直面短剧带来的观众观看习惯变化的冲击,作为创作者,刘闻洋也打算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对,不追热梗,在更长的周期里放进深度。而这种深度并不是指深刻或者说教,仅仅是「长剧要挖得深一点,不能那么轻风拂面,要跟现实的连接感更强」。

《年少有为》里的营销大战,他专门拿出清朗行动公告,让编剧写进剧本。《除恶》里的熟人社会,也是真实的小镇生态。无论概念多飞,他都要找到能让观众代入的落点。制片人加导演的双重身份,让他既能保护创作,又能高效生产。「做制片人的过程中恰恰是导演的思维,帮助我跟导演和主创沟通。做导演之后,反而更理解制片方需要什么。」

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一个有趣结果是:团队对他有着「几百条意见一键转发」的信任感。「每次看完片突然就几百条意见,大家直接就一键转发给我了,」他哭笑不得,好像团队已经默认了同时作为制片人和导演的刘闻洋,不需要用话术和包装去说服,他扛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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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者:轻盈、不设限,还在路上

目前,狂欢者团队组成还是以创意人员为主——策划、编剧、导演,结构指向创作。2024年,狂欢者有多个项目先后开机,对于一个还年轻的厂牌来说,多线并行是一个节点。

但刘闻洋并不觉得这意味着狂欢者进入了什么新的阶段,虽然从2012年起加入新丽已有十几年,「在曹总的栽培下,我们团队一步步的在不断成长」,陆续推出的作品也都获得市场和观众认可,但他也觉得「我们做的类型不够多,现在远没有到说我们擅长做什么东西。」他更愿意把这些项目看作一次次独立的尝试——就像之前做《赘婿》《卿卿日常》《大奉打更人》时那样,每次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这种状态,某种程度上是狂欢者刻意保持的。在此前的采访中,刘闻洋曾用「轻装上阵,没有包袱」来形容团队面对IP的态度:不被类型或男频女频的框子限制,只考虑故事和人物本身。

落在日常里,它意味着一种松弛感,大家不是为了成名而做项目,而是以相对平稳的心态去创作。这种松弛感也让他们敢于启用新人,比如《卿卿日常》《年少有为》的核心编剧郑卓群在《赘婿》时才刚刚崭露头角,而《年少有为》的联合导演赵启辰,在执导《卿卿日常》前更多作品在纪录片领域。而大胆启用新人后带来的团队集体成长,也给了刘闻洋敢于从制片人转导演的底气,尽管他自己都说是「阴差阳错」。

不设限的探索背后,是团队的一种共识:创新有时候不一定仅仅以结果为导向。刘闻洋用一个比喻解释过这个逻辑:「就像马斯克做火箭,爆了就爆了,我愿意做这样的先驱者。」当然,做剧不是造火箭,但心态上有相通之处——如果只盯着数据、流量和收入,创作中最宝贵的原创性就会被稀释。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年少有为》里做那些「不一定增加热度但有意思」的尝试:竖屏短剧从戏中戏再到单独播出,剧中游戏做成现实产品。这些尝试得益于狂欢者背靠阅文和新丽传媒的资源整合能力,但刘闻洋更在意的不是数据,而是「把剧的范围做宽」——让长剧重新成为大家日常讨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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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团队的状态,刘闻洋有两件事看得比较重:一是不把自己当回事,还能开自己的玩笑;二是充沛的好奇心,可以永远不满足,不断快速学习。前者体现在创作时充分的沟通中,后者则体现在对新技术的态度上。

至于面对当下席卷而来的AI浪潮,狂欢者团队内部已经开始尝试用AI做短片、辅助美术场景设计,《年少有为》的一些副场景也用了AI生成的内容。刘闻洋不觉得这有什么危机感,「AI会替换掉一些纯技术工种,但创意人员反而更有力量了。」

如果要从这些切面中归纳狂欢者的特质,或许可以这样说:愿意在每一个题材上寻找新的切入点,而不是重复已经被验证的路径;创作本身,依然以爽感之外的,更具体、更指向现实的方式来保留底色;不急于给自己贴标签,甚至不觉得现在到了总结风格的时候。

刘闻洋用「套圈跑」来形容自己在团队中的角色——不是简单的领跑,也不是被动的托底,而是一圈一圈地超越自己,永远在探索的路上。

至于狂欢者最终会跑成什么样子,他自己也说:「我们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