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上郡中阳县地望再考|中阳县|城址|战国|手工业作坊|故城|秦上郡|秦汉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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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界曾长期认为，秦上郡所辖中阳县位于今山西境内。近年有学者提出中阳县可能位于黄河以西的新认识，但对具体地望考证不一。本文以新出土文物为线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考证出今神木市栏杆堡城址应为秦汉时期的中阳故城。

关键词：秦上郡中阳县河西栏杆堡城址

根据历史地理研究，今榆林市辖域在战国时期开始为赵、魏所据，后随着秦国的日益强盛，在魏上郡的基础上设立秦国上郡，之后界域不断扩展，逐渐成为东攻三晋和北御匈奴的边郡重地，这一建制直沿袭至两汉。秦上郡的设立反映了郡县制度的推行和中国大一统的形成，但囿于传世史料，且本地区的考古工作亦不够深入，因此学术界对于秦上郡疆域变迁及置县问题长期存在争议，调查发现的许多这一时期城址依旧无考。近年，榆林神木草垛山战国秦墓出土的戳印陶文，为考证秦上郡中阳县的地望提供了新的线索。

一、草垛山墓地出土“□阳亭印”

陶文的辨识

草垛山墓地位于榆林市神木店塔镇草垛山村老虎沟西侧，地处黄土梁峁沟壑区域。2023年夏，为配合基本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对该墓地东侧边缘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52座。均为竖穴土坑墓，连排分布，少有打破关系，方向接近，近东西向，在300～330°之间。大部分墓葬虽经盗扰，仍有40座墓内发现有随葬器物，出土陶、铜、铁等各类随葬品100余件。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草垛山墓地应为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时期的秦人墓葬。该墓地位于战国秦长城内侧，最近处与长城墙体直线距离不足5千米，应为战国秦长城沿线居民的墓地。

M39是草垛山墓地保存较好的墓葬之一，其中出土的一件编号为M39：5的泥质灰陶盆，内底正中发现有戳印陶文。方形印面，阳文篆书，无边框，中有竖界格线将印面分为左右两部。左部较为清晰，留印上下顺序之“亭印”二字；右部留印不全，仅右下角之“阳”字可辨，字体偏大（图一）。根据袁仲一先生对陶文的分类研究，这件器物上的陶文当属于“市亭类陶文”，前两字当为县邑名称，“亭”为市亭，即为某县邑市府制陶作坊的印记。后晓荣认为，市亭陶文都是县邑一级地名，不见郡和乡级地名，是秦市亭制度建立并推广的产物，对陶文的收集整理和性质判别，有助于探讨秦置县的问题。

考古出土的秦代市亭陶文，发现地点多见于所属县邑附近，这一规律具有普遍性。陶文的格式中，大多数县邑名两字者都省去一字，如“咸亭”，即为咸阳市亭之省文；县邑名一字者，无法再省略，如“杜亭”；此外还有使用县邑全名者。显然，草垛山发现的陶文“□阳亭”属于后者。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榆林地区尚未有此类“□阳亭”陶文著录，而带有“阳”字陶文多见于关中秦内史属县，如咸阳、栎阳、云阳、美阳、郃阳、芷阳等名称。考虑到草垛山M39出土的这件陶盆为日用陶器，作为易碎品，较难长途运输，同时墓地出土的陶器内多见制作粗疏、烧制变形者，不易作为商品远距离流通，故笔者认为这些陶器应为草垛山附近秦某县邑制作管理之物。

战国初期，赵、魏两国分别占据了今陕北地区的北部和南部。魏最早于此设立上郡，所辖范围包括今陕西延安大部及榆林南部，北界约止于无定河流域。秦自商鞅变法后，积极对外扩张。《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君十年（前328）“尽纳上郡十五县于秦”。秦在此基础上设立秦国上郡，之后界域不断向北扩展，与赵在陕北北部地区多次争夺。至秦昭襄王二十年（前289），“王······又之上郡、北河”，将赵的势力逐渐逐出陕北地区。根据谭其骧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上郡辖域广阔，南起今陕西铜川市、北达内蒙古准格尔旗、东濒黄河、西至陕西靖边与内蒙古乌审旗一线，今神木市域在这一时期亦属于秦上郡的辖域。

后晓荣根据文献和出土文物考证，秦上郡置县可证者为雕阴、高奴、阳周、肤施、漆垣、广衍、洛都、定阳、原都、武库、平周、圜阳、平都、徒泾、中阳、西都、白土、富昌、平陆、饶县、博陵共21县。其中县名为“□阳”者有三，即定阳、圜阳和中阳。

根据文献记载，定阳初为赵地，后被魏夺之，秦取魏国上郡十五县时纳入秦境。艾冲考证，定阳故城为宝塔区临镇固县村城址。史党社也认为，故城在延安市宝塔区东南临镇至宜川云岩镇一带。这表明，秦上郡定阳县在延安境内已是目前学术界的普遍认识。圜阳因“圜水”而得名，圜水也称圁水，“圜”“圁”二字韵部相同声母相近，可以通假。关于“圜水”具体指哪条河流，学界历来存在争议，曾有秃尾河、窟野河和无定河三种说法。近年来，榆林绥德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墓资料显示，今绥德一带应属于汉圜阳县，“圜水”为无定河说已被学术界所采信，故秦上郡圜阳县也当在无定河流域。

如上，无论定阳所在的延安还是圜阳所在的无定河流域都与今榆林神木草垛山墓地的位置相距甚远，据此，笔者认为“□阳亭印”陶文辨识为“中阳亭印”较为合理，下文将对陶器所属的中阳县邑地望再行考证。

二、既往关于中阳地望的认识

“中阳”这一地名最早见于布币，有学者根据流通地域判断为战国时期赵国的流通货币，铸行年代应在战国早、中期，可见中阳初为赵国城邑，与《史记》中的记载是相符的。秦纳魏上郡后，直接与赵国接壤，双方在此区域多次争夺，前316年终被秦攻占。《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王后元）九年，伐取赵中都、西阳”。《史记•赵世家》又载“（武灵王十年），秦即取我西都及中阳”。同一事件，《秦本纪》与《赵世家》所记地名有所出入，《正义》即指出西阳即中阳，今学者也论证当或为传抄失误所致。根据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红庆河乡出土的“十五年上郡守寿”戈刻铭可知，秦昭襄王十五年（前292）前后秦已设置了中阳县。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记载了西汉初年的县邑设置，仍袭有中阳县，周振鹤考证仍为上郡属县。元朔二年（前123），将军卫青收复被匈奴所占之河南地，随后汉庭对这一区域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元朔四年（前125），因上郡辖域过大，汉武帝遂将上郡东北部、太原郡一部及新收复部分河南地置西河郡。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中阳成为西河郡三十六属县之一。后随着匈奴的衰落与分裂，西河郡因地处边塞，成为了汉庭对归附匈奴诸部的主要安置地之一。东汉之后，匈奴时附时叛，对边郡侵扰日益严重。初期，对边郡尚能勉为保全。中后期，民族矛盾加剧，民变时起，汉庭应对无力，最终导致了边郡的内徙。永和五年（140），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背叛，寇掠西河郡。同年十月，顺帝以南匈奴势盛，命“徙西河郡居离石，上郡居夏阳，朔方居五原”。郡治所内迁的同时，一些县亦随之。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仅领中阳等十三属县，显示西河郡辖域已大幅萎缩。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将内附的南匈奴分为五部，安置于今山西中西部地区。之后，曹魏政权于黄初元年（220）将中阳县治东迁于兹氏境内。

上文大致勾勒出了中阳县早期的历史沿革，关于地望的记述，最早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将“漹”释为：“水。出西河中阳北沙，南入河。从水焉聲。”因记述过简，漹水具体为哪条河流，学界莫衷一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记载：“［经］又南过中阳县西。［注］中阳县故城在东，东翼汾水，隔越重山，不滨于河也”；《水经注•文水》又曰：“［注］文湖又东迳中阳县故城东。”郦道元认为中阳并不西临黄河，而与汾水相近，将地望确定在黄河以东的今山西吕梁境内。唐《括地志》，“中阳故城在汾州隰城县南十里”，后杜佑《通典•州郡志》“西河郡下孝义”条亦注云：“汉中阳县”，将中阳地望认定为今山西孝义一带。清代官修的《大清一统志》，已注意到历史上出现的中阳县治内迁，认为中阳故城在宁乡县西（在今山西中阳县），郦注所云中阳县故城非两汉故城，实乃曹魏移治之中阳。无论秦汉中阳地望位于今孝义或中阳，上述认识可归纳为“河东说”，影响深远，曾长期作为学界的主流观点。今仍有学者持此观点，谭其骧编著《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即将汉西河郡标绘于今中阳县驻地，朱本军《战国诸侯疆域形势图考绘》亦从此说。

近年，一些学者依据简牍等材料提出秦汉之中阳故城地望存在位于黄河以西的可能。周振鹤分析认为，汉初黄河以东为代国和河东郡，上郡不大可能辖有河水以东，平周、中阳二县作为上郡属县地望可能在河水以西。与之前的“河东说”相对的“河西说”提出后，一些学者纷纷响应。但昌武研究认为，汉初的上郡是以黄河作为辖域的东界。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证了中阳故城在河西的地望，艾冲最先提出内蒙古杭锦旗古城梁为中阳，康卫东、马孟龙又分别提出陕西神木的栏杆堡古城和喇嘛河古城可能为中阳故城。

笔者更倾向于“河西说”。首先，“河东说”以传世文献为立论基础，且这些文献为北朝、隋唐之后的文献，无早期文献材料的支撑。其次，自上世纪后半叶以来，河西的陕蒙交接地区曾多次出土与中阳的相关文物。如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红庆河乡出土的战国“十五年上郡守寿”刻铭铜戈、杭锦旗出土的西汉千章、中阳刻铭铜漏。内蒙古清水河县拐子上古城也出土有“中阳、广衍”刻铭铜戈，城址虽位于黄河以东，但与以上地区毗邻。而山西吕梁地区却鲜见相关发现。再次，通过研读早期文献可发现“河东说”存在一些难以自圆之处。《史记》、《战国策》记载，前350年至前260年间，秦与赵曾反复争夺蔺与离石两座城邑。根据学界传统认识，离石位于今黄河东岸的吕梁市区，蔺在其西，相距较近。秦每次占领后旋即又复归赵国，可知双方态势为秦在河西，赵在河东，两地为秦、赵交界处。这一时期秦尚能不控制黄河以东，东渡黄河之后势孤难守，离石一带可能为秦深入赵地最远可达之处。中阳自赵武灵王十年（前316）被秦占领后，却再无复归赵国的文献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与赵王会中阳。根据战国时期秦王与周邻诸侯王会盟的地点来看，基本都位于秦国边境城邑或秦新攻占的与会国城邑。如孝公七年与魏惠王会杜平、惠文王九年与魏王会应、惠文王十二年与梁王会临晋、昭襄王二十二年与楚王会宛、昭襄王二十三年与魏王会宜阳与韩王会新城、昭襄王二十四年与楚王会鄢又会穰。这样在会盟的安全性与主导性方面明显有利于秦国，形成了与邻国会盟的一项传统，也符合秦国变法后逐渐强盛，霸凌周邻国家的史实。若依“河东说”，中阳更在蔺与离石之东的汾水之畔，与秦相距较蔺与离石更远，秦尚不能控制紧邻河东的蔺与离石，却能够牢牢掌握更靠东的中阳，显然悖于常理。因此，战国至西汉的中阳故城位于黄河以西更为可信，山西吕梁境内的几处地望当为东汉及曹魏两次内迁后之中阳。

三、秦上郡中阳县地望再考

战国秦汉时期的许多城址、遗址、周边墓葬区及相关遗存内，砖瓦、陶器上戳印、模印或刻划有与地名或机构名直接相关的文字，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很常见，如陕西秦咸阳城、华阴宁秦县故城、临潼芷阳故城及关中众多秦汉宫殿与畤遗址等。根据这一规律，出土“中阳亭印”陶文的草垛山周围可能为战国至汉代中阳故城的辖域范围，笔者经实地调查，在周邻的窟野河中下游确有一座战国秦汉时期的城址。

栏杆堡城址位于草垛山东南，窟野河支流牛栏川东岸，与草垛山墓地相距28千米。城址东部部分区域被建于梁峁顶部的北宋阑杆堡覆压。堡址四周可见断续的黄土夯筑墙体，走向可合围成闭合的空间，转角处还设有夯土角台。地表散见大量外素面内布纹的瓦片和白釉、酱色釉瓷片。该堡址在《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已著录，时代被确定为明代，但实际为宋代的阑干堡。城址则位于堡寨西侧的山坡之上，东、西部分别被宋代堡址和现代村落叠压，平面近扇形，南北长350、东西宽280米，现存面积约8万平方米（图二）。

城址南缘有一道长约120米，大致近东西走向的夯土城墙，沿山脊向西延伸至牛栏川河畔，西端断面夯层清晰可辨。根据位置判断，应为城址的南城墙。窑址位于城址东南部，断面可见残高约1米的竖立烟道，周围分布有冶铸时使用的陶风管、陶范和铁炼渣等遗物。城内地表散见有大量典型的战国秦汉时期陶片和瓦片，基本不见晚期遗存，城址东北部的梯田断面，有长约30米的瓦片层，瓦片较大且制作精细，可能为官署区所在；而城外牛栏川两岸的十数座山梁上皆分布有规模庞大的墓群，盗洞遍布。

调查中于城内地表采集有陶器、瓦片等遗物，另在一些村民家中见有近乎完整的茧形壶、大口罐、缶、釜等器物，并征集有铜带钩、铜铃等器物，据村民介绍，这些器物绝大部分出土于周邻墓葬区内。遗物的时代大体集中，略有早晚。采集遗物中瓦当均为半圆瓦当，这种瓦当较圆瓦当出现时代更早，在春秋中期和战国时代早期遗址中发现较多，后逐步被圆瓦当所取代，至战国中晚期和秦代建筑遗址中仍有少量发现。从当面的云纹看，应属于战国至秦代遗物；其余瓦片内侧饰麻点纹、方格纹、绳纹，亦属于同一时期（图三）。征集遗物中，茧形壶（栏杆堡征：6）为长颈、圜底，未见圈足，为战国晚期至秦代遗物；缶（栏杆堡征：2）为亚腰并饰细密绳纹显示为秦代器物，而罐（栏杆堡征：4）器形圆鼓，或可晚至西汉（图四）。钱币中的秦半两，显示城址上限可早至战国晚期，汉半两和五铢钱则表明城址被沿用至西汉。

栏杆堡城址无论从规模还是文化内涵的丰富程度看，可能为一处县邑。康卫东曾提出栏杆堡城址为战国至汉代的中阳故城，笔者经过考古调查和文献梳理，认为这一推断是基本可信的。

首先，从城址的规模和遗存等级看，栏杆堡城址符合这一时期县邑的建制。徐龙国认为，长城边邑的规模一般比内地城邑要小的多，一般县城面积在25万平方米以下。目前，栏杆堡城址可确认面积仅8万平方米，仅属于徐龙国所划分的特小型县邑，这主要与城址东西部分区域均被晚期遗存所叠压有关。城址周围发现的墓地面积超过100万平米，超过了目前三普资料已登录神木境内的战国至汉代墓地，证明该城址延续时间长，人口众多，原规模应远不止于此。此外，城内还发现有冶铸遗存，为专门的铁工场或兼营铸铜的综合工场，尚不能确认。这一时期的铁器冶铸工场除少部分发现于铁矿附近外，更多的分布于城市附近或城内，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战国秦汉之际，官营手工业发达，战国晚期秦国、秦朝及汉武帝之后的相当时期内，都设置有铁官组织管理铁器的生产；另一方面，城市便于集中冶铸业需要的大量劳动力。从考古发现看，北方长城地带战国至汉代城址发现冶铁遗存的有内蒙古呼和浩特美岱城址、准格尔旗勿尔图沟城址、磴口县布隆淖城址，据考证基本也都是当时的县邑，乡里一级普通遗址基本不见冶铁遗存。

其次，调查采集的陶器、瓦片及征集的陶器、铜器均显示城内遗物年代集中在战国晚期至西汉，还有一定数量秦文化的典型器物，与中阳秦置县西汉沿袭的记载基本相符。康卫东曾发表了一件出土于栏杆堡底部戳印“中阳”二字的陶罐，作为论证栏杆堡城址为中阳县邑的重要证据。据笔者调查，此器物非发掘出土，为当地私人藏品，据传征集于栏杆堡村民处，可作为旁证。戳印的“中阳”二字，非篆非隶，“中”“阝”的写法分别与战国方足小贝（货系1575）及战国三孔布（货系2459）相似，接近三晋文字，为赵国器物（图五）。另外，张应雄所著《麟州藏珍》图录中发表有多件据传出土于栏杆堡的战国青铜器，部分器物明显具有三晋风格，康文曾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这些器物显示，在秦文化到来之前，赵文化曾流行此地，与文献记载中，中阳历经赵、秦、汉的历史沿革完全吻合。

再次，栏杆堡城址所处的区位，与中阳故城的分布范围是相符的。西河郡辖域由上郡东北部靠近黄河的区域、太原郡西部靠近黄河区域及战国秦长城以北自匈奴新收复的区域组成。《汉书•地理志》所载，三十六县中沿袭秦上郡置县者为中阳、徒经、平周、圜阳、广衍、饶、西都、平陆八县，这些县份亦见于汉初的《二年律令•秩律》。

汉初上郡辖域范围较秦上郡向南收缩，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十馀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於故塞”。因此，汉初上郡的北界应在战国秦长城一线，中阳县见于汉初《二年律令•秩律》，故城的分布北界应是在战国秦长城以内。而西汉析置西河郡时，原上郡所辖之高奴县、定阳县未被划入。学界一般认为，高奴故城在今延安市区，定阳故城在今宜川县境内，表明西汉西河郡的南界当于今天的延安至宜川县一带。则中阳县故城，应分布于战国秦长城内侧，延安市至宜川县以北，靠近黄河西岸这一区域。

又据《说文解字》“（漹水）出西河中阳北沙，南入河”的记载，“漹水”出于沙地，则无定河中游以南的区域当与“中阳”无涉。佳芦河流域地貌虽也符合，但其干流东岸尚未确定有这一时期的城址。榆林府谷境内的孤山川、清水川亦非发源于沙地，沿岸也未发现有这一时期的城址，黄甫川虽大致符合，但其与《水经注》所载河水支流“湳水”相符，自当与“漹水”无关。则这一区域内符合“漹水”流域地貌的河流，仅为窟野河与秃尾河。另有学者研究，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在记录上郡秩六百石属县时，遵循着由南向北的顺序。《秩律》的记录顺序为：雕阴、洛都、漆垣、定阳、平陆、饶、阳周、原都、平都、平周、徒淫、西都、中阳、广衍、高望、博陵、雕阴道，中阳位于西都和广衍之间。西都、广衍故城地望已经调查、发掘确认，分别为陕西榆阳区桥头峁城址和内蒙古准格尔旗勿尔图沟城址（图六）。栏杆堡城址的位置恰位于窟野河以东，桥头峁城址以北，准格尔旗勿尔图沟城址以南，不仅与分析文献所知的地望范围相符，也与出土“中阳亭印”的草垛山墓地相距不远。

至于前文提到的艾冲、马孟龙考证的内蒙古杭锦旗古城梁城址和陕西神木喇嘛河城址为中阳的观点，笔者认为二者在区位和时代上与中阳故城不符。古城梁城址位于战国秦长城外侧，秦惠文王时已占有中阳，秦昭襄王时已置县。昭襄王筑长城时，却不将其纳入长城以内显然不合常理。而艾冲提出的古城梁城址为中阳的依据是地表采集的一件“千章、中阳”刻铭铜漏，铜器较陶器使用时间长，又具有可移动性，仅依此确认中阳县方位证据并不充分。喇嘛河城址位于秃尾河东岸，西南距西都故城17千米，东北距广衍故城100千米，地望也基本符合上述记录，但形制显示出西汉城址的特征。经实地踏查，该城东南角设有一座小城，与大城共用东墙和南墙。徐龙国将这种城址分类为“回字形”，认为这种形制在两汉时期开始大量出现，可能为汉文帝按晁错《守边备塞疏》的建议所建。王晓琨亦持此观点。《守边备塞疏》记载“······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徐龙国指出“城间百五十步”，是指大小城之间的距离，相当于现在200米的距离。经实地勘察，喇嘛沟古城现西墙已毁，东南小城北墙距大城北墙之间约200米，恰符合“城间百五十步”的记载。

四、结语

基于城址规模和等级、出土遗物的时代和区位地望三个方面的证据，栏杆堡城址当为战国秦汉时期的中阳故城。目前陕北地区调查发现的很多战国秦汉城址，与文献记载的县置多不能对应，地望考证是一个严谨的论证过程，二重证据法依然是最有效的方法，不仅需要对历史文献进行缜密分析，还要重视考古调查、发掘的系列成果，特别是文字性材料的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