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再次袭击伊朗。行动开始数小时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即遇袭身亡，伊朗的防空体系与相关军事生产力遭受严重打击。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的数据，截至3月10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逾5000个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则在前100小时内投掷了6000余枚弹药、打击了2500余个目标。这是美以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协同层级最深的联合军事行动，也是冷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最大规模的空中战役之一。这场战争既是新一轮巴以冲突升级链条的最新环节，也是2025年6月“十二日战争”未竟之势的延伸。与此前历次冲突相比，此次美以在作战烈度、协同深度与技术创新等方面均呈现出显著新特征。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变化是，美以军事合作跃迁为前所未有的“同步战争”模式。
并非单纯的武力加码
此次战争在多个维度“刷新纪录”。首先，在打击烈度上，首日美以的打击规模就已远超“十二日战争”全程。开战仅12小时，美以联军就实施了近900次打击；至第100小时，美方打击目标超过2000个，以方超过2500个。而在“十二日战争”中以色列出动约200架战斗机对百余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军则是在第九天才对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进行了有限轰炸。
其次，斩首战术被推向极限。袭击首日，以色列即刺杀了伊朗最高领袖，还声称在头100小时内杀死了40余名高级官员，同时打击了德黑兰的伊朗国家广播电台大楼、专家会议大厅等重要目标，意图从信息传播和社会管控两个维度瓦解伊朗政府的运转。
第三，无人装备大规模实战部署。据报道，美国陆军向中东部署了近万架专为猎杀廉价无人机而设计的“蜂虎”拦截无人机，单价约1.4万至1.5万美元。该机型此前已在乌克兰战场上击落了上千架伊朗制“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值得关注的是，此番美军启用的“卢卡斯”自杀式无人机是其对伊朗“沙赫德-136”实施逆向工程后的产物。单价仅约3.5万美元的“卢卡斯”，已成为美国解决“用单次拦截耗费超400万美元的导弹打击廉价无人机”这一成本困境的务实方案。
最后，“猎杀导弹”战术被系统化运用。据报道，美以战机在伊朗地下导弹基地上空持续盘旋，一旦探测到导弹发射车出洞即实施打击。据美方数据，至3月4日伊朗弹道导弹发射率下降了86%，无人机发射率下降了73%。
此外，目前战争尚无地面作战环节。与“十二日战争”中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特工在伊朗境内配合地面破袭不同，此次战争在整体上未见系统性地面行动，表明美以选择了更加依赖纵深空中打击和远程精确火力的作战路径。
然而，上述多种情况并非是单纯的武力加码。如此大规模、多方向、高密度的同步打击，单一国家的军事力量难以轻易承担，其背后必然有联合作战架构作为支撑。
2026年1月3日，美军向以色列南部部署11架F-22战斗机。
“联合但不混合”的作战新范式
若将此次冲突置于美以军事合作的历史脉络中审视，其协同模式的质变尤为醒目。长期以来，美以军事合作的基本框架是“援助—接收”的单向结构，即美国负责提供装备、资金与情报支持，以色列独立承担实战任务。如今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十二日战争”中，以色列先对伊朗发起独立攻击，美国扮演的则是“收尾补刀”角色，而此次美以从首轮打击起即实施同步攻击。有美国智库评价称，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美以联合军事行动”。
然而，同步战争的内涵远不止在时间上同时开火。它至少包含三重含义：一是战略同步，即两国在开战前对打击目标、升级阈值和其他目标达成高度共识，使各自军事行动服务于同一或近似的战略目标；二是战术同步，即通过情报系统的实时对接和任务区域的精确化分，使两支独立指挥链下的部队在同一战场空间内有序衔接；三是节奏同步，即双方的打击波次、轮换与弹药补给协调一致，使对手无法利用任何一方的间歇期喘息或反击。
这三重同步既能保留各方在政治决策和作战执行上的自主性，又通过深度嵌套实现接近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实际效果。在这种“联合但不混合”的协作模式下，美以基于各自比较优势做出功能性分工。以色列凭借摩萨德多年在伊朗境内构建的情报网络，承担了情报驱动的斩首行动与防空压制任务，以军战机则主要在德黑兰及其以西区域打击革命卫队基地、指挥控制节点与巴斯基民兵总部等“政权支柱”目标。美军则凭借其远洋投送与深层穿透能力，集中瘫痪伊朗海军。据报道，截至3月18日，美国至少击沉了17艘伊朗军舰，并动用B-2隐形轰炸机从本土起飞经空中加油后远程投掷GBU-57大型钻地弹打击伊朗核设施。简言之，以色列拥有对伊朗的情报纵深，美国拥有全球性的火力纵深，两者互补而非替代。
与此同时，美以还大致形成了“南北分管”的双轨制空权。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宣布美军在伊朗南部海岸线建立局部制空权，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则宣布以军飞行员打通了一条通往德黑兰的空中走廊。这种两支军队在同一主权国家领空内各据一方、同步建立制空权的模式，在战争史上较为罕见。其深远影响在于，它在事实上为美以未来应对更大范围内威胁建立了一套可复用的联合作战模板。
上述“联合但不混合”的高效协同之所以得以实现，根源在于美以两军在战前完成了指挥、后勤与防空三个维度的深度融合。
在指挥链路层面，美军驻以色列联络小组的角色已发生根本性质变，他们不再是单纯的观察员，而是深度嵌入到情报研判、目标实时分配及弹药选型等核心作战环节。以色列国防军在开战声明中确认：“在进攻发起前的数月，双方进行了紧密的联合规划，确保行动以最大程度同步协调展开。”通过双边核心情报系统的对接，美以联军对伊朗境内动态目标的监控延迟可压缩至分钟级别，使“发现即摧毁”成为可能。
在战术后勤层面，美军的加油机编队在敏感领空为以色列战机提供空中补给已是高度成熟的常态化作业模式。这种能力不仅显著拓展了以色列空军的打击半径，更使得其可以绕过周边国家的外交阻碍，直接对伊朗腹地实施持续的波次进攻。这种战术配合实际上是将美军庞大的后勤网络转化为以色列的远程打击能力，使两支军队在实战中呈现出共生关系。因此，以色列空军才能“打通一条通往德黑兰的空中走廊”。
在联合防空层面，面对伊朗规模庞大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威胁，美以构建了一套全方位的防御屏障。美军部署在中东的高级雷达系统为以色列的“箭”式、“大卫投石索”及“铁穹”反导系统提供关键的早期预警和引导数据，同时美军的“萨德”和“爱国者”反导系统与以色列本土防御网编织成多层拦截网络，这种网络化的防空协同极大提高了双方在面对饱和式打击时的生存率。
当军事效率跑赢政治智慧
随着战争持续，美以联军在空中打击层面取得的军事成果与其“推翻伊朗政权”的最终目标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制空权赋予了美以对伊朗军事硬件的压倒性优势，却无法自动转化为实在的政治成果。
一是空袭无法实现美以“政权更迭”的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后，伊朗宪法规定的临时领导委员会迅速运作，3月8日哈梅内伊次子穆杰塔巴被选为新任最高领袖，革命卫队等体制力量迅速效忠。美以想依靠空中打击颠覆具备高制度化政治体系的伊朗国家政权不切实际。从制空到制胜，中间横亘着军事手段与政治目标之间的结构性错配。
二是战争的地理外溢远超美以预期。此次伊朗向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阿曼、阿塞拜疆及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动了攻击，还基本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并导致截至3月19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10美元。
展望未来，这场战争揭示了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其一，美以联合军事打击的深度融合模式一旦经受实战检验并被固化，将显著降低未来两国联合军事行动的决策门槛和协同成本。中东军事冲突或将倾向于呈现联盟化与体系化特征，而非传统的单边行动模式，即一方提供情报纵深与区域经验，另一方提供战略纵深与全球投送，双方在统一或近似的战略目标下各自依赖独立指挥链条协调行动。这为西方的军事合作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北约统一司令部模式的新选项，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地区的军事冲突，这套经过实战检验的协同模式具有潜在的可复用价值。
其二，低成本无人装备对高价值防空系统的成本替代正重塑战争经济学。“蜂虎”与“卢卡斯”无人机的实战表现可能预示着未来中东地区战事将越来越多地呈现“无人机对无人机”的消耗模式，战争的可持续性将取决于哪一方能在成本曲线上占据优势。
其三，提高作战效率在令战争节奏变快的同时，也压缩了外交斡旋的时间窗口。边打边谈的传统逻辑在现代化战争环境中的实践变得更加困难。然而，在军事技术日新月异而政治智慧逐渐稀缺的当下，结束战争的智慧比发动战争的决心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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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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