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
一
二〇〇三年深秋，豫东平原上的风已经带了刀子，刮在人脸上生疼。
刘建国蹲在自家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手里攥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地上的一滩鸡血。那是早上他杀鸡时溅上去的，到现在还没干透，在灰扑扑的水泥地上显得格外扎眼。
他杀那只芦花鸡，原本是要给妻子赵秀英补身子的。赵秀英上个月刚做了个小手术，医生说要多补充营养。刘建国把家里仅有的两只下蛋鸡杀了一只，炖了一锅汤，用保温桶装好，骑着他那辆咣当响的二八大杠，骑了四十里路送到县城医院。
结果到了病房门口，门是虚掩着的，里面传出来的声音让他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冰水。
“秀英，你再忍忍，等我那个黄脸婆离了婚，咱俩就去南方，我做生意养你。”
那是赵秀英娘家表哥王建国的声音。王建国在县城做建材生意，开着桑塔纳，穿着一身假名牌，是村里人眼里的“能人”。刘建国一直以为赵秀英住院是王建国帮着找的关系、垫的医药费，心里还感激了好一阵子。
他推开门的时候，看见王建国正握着赵秀英的手，赵秀英的半截身子几乎靠在了王建国怀里。两个人的脸离得很近，近得连呼吸都缠在一起。
保温桶从刘建国手里滑下去，“哐当”一声砸在地上，鸡汤溅了一地，白色的瓷碗碎片混着鸡肉在滚烫的汤水里冒着热气。
病房里安静了三秒。
赵秀英的脸刷地白了，她猛地从王建国怀里弹开，嘴唇哆嗦着叫了一声：“建国……”
王建国倒是镇定，他站起来，整了整衣领，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刘建国，说了一句让刘建国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既然你都看见了，我也不瞒你。秀英跟着你受委屈了，你给不了她想要的日子。”
刘建国没有打架。他一米七八的个头，在工地上搬了十年的砖，两只胳膊比王建国的腿都粗。但他没有动手，他只是弯腰把地上的碎片一块一块捡起来，连同那些沾了灰的鸡肉，全部装回保温桶里，然后拎着湿淋淋的桶，转身走出了病房。
走廊里的护士用同情的眼神看他，他低着头，一步一步走下楼梯，出了医院大门，骑上那辆二八大杠，沿着国道往回骑。
四十里路，他骑了将近两个小时。风灌进他的领口、袖口、裤腿，整个人像被冻透了一样。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推开院门，看见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母亲在堂屋里给他留了一盏灯。
他蹲在槐树下，一直蹲到半夜。
第二天，赵秀英回来了。是王建国开着桑塔纳送回来的。车停在村口，赵秀英从车上下来，王建国没有下车，只是按了一下喇叭，然后掉头走了。
赵秀英走进院子的时候，刘建国正在劈柴。他看见她，没有说话，手里的斧头一下一下地劈在木墩上，每一斧都劈得又准又狠。
“建国，我……”
“别说了。”刘建国放下斧头，拍了拍手上的木屑，“离婚吧。”
赵秀英愣在原地，她没想到刘建国会这么干脆。在她的预想里，刘建国要么大闹一场，要么跪下来求她别走。她甚至准备好了两套说辞，一套用来应付他的怒火，一套用来应付他的哀求。但刘建国什么都没做，只是平静地说了三个字。
“房子是咱俩结婚时盖的，三间瓦房，一人一半。家里存款一万两千块，给你八千。孩子跟我，你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不方便。”
赵秀英哭了，哭得很伤心。她说她知道错了，说是一时糊涂，说王建国哄她骗她。刘建国听着，没有再说话，转身进了堂屋，从柜子里翻出结婚证，揣进兜里，骑上自行车去了镇上。
镇民政所的人说需要双方到场，还要写离婚协议书。刘建国说行，我回去叫她。
当天下午，两个人坐在民政所的长椅上，谁也没看谁。办事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见多了这种事，面无表情地给他们办了手续。盖完章，刘建国站起来，把那八千块钱从信封里倒出来，数了一遍，推给赵秀英。
“钱拿好，密码是你生日。”
他走出民政所的大门，阳光刺得他眯起眼睛。门口停着一辆桑塔纳，王建国靠在车门上抽烟，看见刘建国出来，吐了一口烟圈，嘴角挂着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
刘建国从他身边走过，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二
离婚后的日子，刘建国过得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
他把女儿刘小禾送到了母亲那里，自己去了县城工地打工。他有一身好力气，又会砌墙抹灰，工头老周很看重他，给他开的工资比普通小工高出一截。刘建国不喝酒、不赌博，每天天不亮就到工地，天黑了才收工，一个月能攒下将近两千块。
工友们都觉得他傻，说离了老婆还不懂得享受享受。刘建国只是笑笑，闷头干活。他心里清楚，他不是不心疼，而是心疼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他把所有的疼都压在心底，压成一块石头，然后用这块石头给自己垫脚，让自己站得更高一点。
转机出现在二〇〇四年的春天。
那天刘建国在工地上砌墙，工头老周领着一个女人过来。女人三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扎着一条马尾辫，脸上没有化妆，但五官生得很端正，尤其是那双眼睛，又大又亮，像两汪清水。
“建国，这是方芸，新来的资料员，你带带她，教她认认工地上的材料。”
刘建国点了点头，从脚手架上跳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伸出手：“刘建国。”
方芸握了一下他的手，很快就松开了，但她看他的眼神让刘建国心里动了一下。那种眼神不是同情，不是好奇，而是一种很干净的、平等的打量，像在看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被老婆戴了绿帽子的失败者。
后来刘建国才知道，方芸也是离了婚的。她前夫叫孙海涛，是县城一家小工厂的老板，跟王建国是生意上的朋友。方芸离婚的原因很简单——孙海涛在外面有了女人，而且那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赵秀英。
是的，赵秀英跟王建国在一起之后，王建国并没有离婚。他在县城有两套房子、一个老婆、两个孩子，他不可能为了赵秀英抛家舍业。赵秀英在县城租了一间小房子，给王建国当了两年的地下情人，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搭上了孙海涛。孙海涛比方芸有钱，也比王建国大方，赵秀英很快就把王建国甩了，跟孙海涛住在了一起。
而方芸，就是在发现了这件事之后，跟孙海涛离的婚。
两个被同一种方式伤害的人，在工地上相遇了。
起初他们只是工作上的接触。方芸做资料员，需要经常到工地上拍照、记录、取样，刘建国就带着她走遍工地的每个角落。他教她认钢筋的规格、水泥的标号、砖块的等级，她认真地记在本子上，偶尔抬起头来冲他笑一下，露出两颗小虎牙。
慢慢地，刘建国发现方芸跟赵秀英完全不一样。赵秀英爱美，喜欢打扮，结婚五年，家里的钱有一大半花在了她的衣服和化妆品上。方芸不爱打扮，但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她租的房子在县城边上，一个小小的院子，种了几盆花，养了一只猫，虽然简陋，但处处透着用心。
方芸有一个儿子，叫孙浩，跟刘小禾同岁，都是七岁。两个孩子在一个学校上学，不同班，但有时候会在操场上碰到。方芸经常做了饭叫刘建国去吃，刘建国不好意思空手去，每次都要带点东西，有时候是一箱牛奶，有时候是几斤水果。
工头老周看在眼里，有一天喝了酒，拍着刘建国的肩膀说：“建国啊，方芸是个好女人，你要是错过了，可别后悔。”
刘建国没说话，闷头喝了一杯酒。
他不是不喜欢方芸，他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他一个初中没毕业的泥瓦匠，带着一个女儿，住在工地的工棚里，兜里没几个钱，拿什么去跟人家过日子？
但方芸不这么想。有一天傍晚，刘建国在工地上加班，方芸拎着一个饭盒来找他。夕阳把整个工地染成了金黄色，方芸站在一堆红砖前面，把饭盒递给他，说：“建国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告诉你，我不图你钱，也不图你什么本事，我就图你这个人实在。”
刘建国接过饭盒，打开一看，是红烧肉和炒青菜，还冒着热气。他的鼻子突然一酸，眼眶发热。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家里做的饭了，自从离婚后，他一天三顿都是在工地食堂或者路边摊上解决的。
“方芸，我……”他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你别说，你先吃饭。”方芸笑了笑，在他旁边的砖堆上坐下来，“吃完饭再说。”
那天晚上，刘建国坐在砖堆上，就着夕阳的余晖，把那盒饭吃了个干干净净。吃完之后，他抹了抹嘴，转过头看着方芸，认认真真地说：“方芸，你要是愿意跟我过，我刘建国这辈子不会让你受委屈。”
方芸没有哭，也没有笑，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说：“我知道。”
三
二〇〇四年的秋天，刘建国和方芸领了结婚证。没有办酒席，没有拍婚纱照，两个人去民政所领了证，回来在方芸的小院子里炒了四个菜，叫上工头老周和几个要好的工友，吃了一顿饭，就算成了家。
刘小禾管方芸叫“妈妈”，叫得很顺口，好像天生就该这么叫。方芸对刘小禾也真的好，给她买新书包、新衣服，晚上搂着她睡觉，讲故事给她听。刘小禾以前跟着奶奶的时候，瘦得像根豆芽菜，跟了方芸半年，脸上有了肉，个子也蹿了一大截。
方芸的儿子孙浩一开始对刘建国有些抗拒，不肯叫他爸爸，只叫“刘叔叔”。刘建国也不急，每天下班回来就给孙浩带好吃的，陪他写作业、打弹珠、放风筝。有一次孙浩发高烧，半夜烧到四十度，刘建国背着他跑了三里路到镇卫生院，在医院守了一夜，眼睛都没合一下。从那以后，孙浩改了口，叫“爸爸”叫得比谁都亲。
一家四口挤在方芸租的那间小院子里，虽然逼仄，但热热乎乎的。刘建国觉得，这才是他想要的日子——不用大富大贵，只要一家人齐齐整整、和和美美就够了。
但日子不会永远太平。
二〇〇五年初，县城开始大规模开发新区，房地产一下子火了起来。刘建国所在的工地换了老板，新老板叫钱德旺，是县城有名的房地产商，黑白两道都吃得开。钱德旺接手后，把原来的工头老周换掉了，换成了自己的小舅子马东。
马东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金链子，开着改装过的吉普车，说话的时候喜欢把脚翘在桌子上。他对工人很苛刻，动不动就罚款、扣工资，工地上怨声载道，但谁也不敢吭声——因为马东背后站着钱德旺，而钱德旺跟县里好几个部门的领导都是“兄弟”。
刘建国因为手艺好、做事认真，被马东提成了小工头，管着十几个工人。工资涨了一些，但责任也大了。马东经常让他加班赶工期，有时候一连干十几个小时，工人们累得直骂娘，刘建国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有一天，马东让他把一批不合格的钢筋用到楼体里，说是“反正也看不出来，省点成本”。刘建国不同意，说这是要出人命的。马东当时就翻了脸，拍着桌子骂他：“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老子让你用你就用，出了事有老子顶着！”
刘建国没有让步。他当天晚上就给钱德旺打了电话，把情况说了一遍。钱德旺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建国啊，你是老工人了，我信任你。这样吧，那批钢筋换了，我让人重新进一批好的。”
刘建国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但他不知道的是，马东因此记恨上了他。
二〇〇五年夏天，一件让刘建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他在工地上干活，一个工友跑过来告诉他：“建国哥，嫂子在工地门口跟人吵起来了，你快去看看！”
刘建国赶到工地门口的时候，看见方芸正站在一辆桑塔纳前面，脸红脖子粗地跟车里的人理论。车里坐着两个女人，一个是赵秀英，另一个他不认识，但看穿戴打扮，应该也不是一般人。
“你还有脸来找建国？你自己做的好事你不知道？”方芸的声音很大，引得路过的工人都停下来看。
赵秀英坐在车里，脸色很难看。她看见刘建国走过来，推开车门下了车，穿着一件紧身的红裙子，烫了一头卷发，比以前洋气了不少，但脸上的粉涂得太厚，笑起来的时候能看见眼角细密的皱纹。
“建国，我找你有事。”赵秀英的语气很平静，好像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什么事？”刘建国站在方芸身边，语气冷淡。
“我想见见小禾。我是她亲妈，我有权利见她。”
刘建国的脸色沉了下来。离婚两年多，赵秀英从来没有回来看过刘小禾，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现在突然跑来说要见孩子，这背后肯定有问题。
“孩子现在很好，你不用操心。”刘建国说。
“我是她亲妈！”赵秀英的声音提高了八度，“你凭什么不让我见她？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去法院告你！”
方芸往前站了一步，挡在刘建国前面：“你告什么？你当初抛下孩子走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你是她亲妈？现在孩子跟我们过得好好儿的，你少来搅和！”
两个女人在工地门口吵了起来，引来了一大群人围观。刘建国拉住方芸，对赵秀英说：“你要见孩子，可以，但得约个时间，不能打扰孩子上学。你先回去，改天再说。”
赵秀英还想说什么，但看见刘建国脸上的表情，把话咽了回去。她上了车，摇下车窗，对刘建国说：“建国，你别以为你跟方芸过了几天好日子就了不起了。我告诉你，你跟方芸的事，我都知道。你等着吧。”
桑塔纳扬长而去，留下一团呛人的尾气。
那天晚上，刘建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方芸躺在他身边，轻声说：“建国，你别多想。她就是想闹事，你越理她她越来劲。”
“我知道。”刘建国说，“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她两年多没来看过孩子，怎么突然就来了？”
方芸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今天在工地上听人说，赵秀英跟孙海涛分手了。孙海涛找了个更年轻的，把她给踹了。她现在一个人在县城，没工作、没房子，日子过得挺难的。”
刘建国没有说话，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四
赵秀英果然没有善罢甘休。
她先是在刘小禾放学的时候堵在学校门口，硬要带孩子走。幸亏方芸提前跟老师打了招呼，老师没有让赵秀英把孩子接走。赵秀英就在学校门口大吵大闹，说刘建国和方芸抢她的孩子，引来一堆家长围观。
然后她又跑到刘建国的工地上去闹，说刘建国不让她见孩子，还说他跟方芸非法同居、破坏她的家庭。马东正好借这个机会找刘建国的麻烦，在工地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刘建国训了一顿，说他“私生活不检点，影响工地形象”。
刘建国忍了。他知道赵秀英是故意的，她就是想把事情闹大，逼他就范。但他不能忍的是赵秀英对刘小禾的影响。孩子虽然小，但什么都懂。有一天刘小禾从学校回来，哭着问方芸：“妈妈，我是不是有两个妈妈？同学们都说我的亲妈妈来找我了，我不要她，我就要你。”
方芸搂着刘小禾，眼泪吧嗒吧嗒地掉。
刘建国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心里的火苗蹭蹭地往上蹿。他决定去找赵秀英谈一谈，把事情彻底说清楚。
他打听到赵秀英租的房子在县城南关的一条巷子里，是一个很小的单间，门口堆着几个纸箱子和一个煤气罐。他敲了敲门，赵秀英开了门，看见是他，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哟，刘大工头来了，稀客啊。进来坐。”
刘建国没有进去，就站在门口说：“秀英，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要见孩子，我给你安排时间，但你这样闹，对孩子不好。”
赵秀英靠在门框上，抱着胳膊，冷笑了一声：“我想干什么？我想把我女儿要回来。你一个泥瓦匠，带着孩子住工棚，你拿什么养她？我告诉你，我已经找了律师了，我要把抚养权要回来。”
刘建国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忽然觉得这个女人陌生得可怕。他想起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赵秀英穿着红棉袄，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笑得像一朵花。那时候她说：“建国，我嫁给你，就是跟你过一辈子的。”
一辈子，原来只有五年。
“秀英，你摸摸良心说话。孩子跟了你，你能给她什么？你没有工作，没有房子，你连自己都养不活，你拿什么养孩子？”
赵秀英的脸色变了，她尖着嗓子说：“你管我拿什么养？我告诉你，我有办法。你别以为你跟方芸过几天好日子就了不起了，你信不信我让你们过不下去？”
刘建国没有再说话，转身走了。
他走了没几步，就听见赵秀英在身后喊：“刘建国，你给我等着！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
接下来的日子，赵秀英真的开始行动了。她找了县电视台的记者，说刘建国和方芸“非法同居、虐待儿童”。记者扛着摄像机跑到工地上来采访，马东趁机把刘建国开除了，说是“影响公司声誉”。
刘建国丢了工作，家里一下子断了收入来源。方芸在工地上做资料员，一个月只有八百块工资，养活一家四口根本不够。刘建国开始到处找活干，但县城就这么大，工地上的人都知道他被钱德旺的公司开除了，谁也不太敢用他。
最困难的时候，家里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方芸把自己的结婚戒指当了，换了三百块钱，买了米、面、油，还给两个孩子每人买了一双新鞋。刘建国看着方芸光秃秃的手指，心里像被刀剜了一样。
“方芸，是我对不起你。你跟了我，净跟着我吃苦了。”
方芸瞪了他一眼：“你说什么胡话？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就知道你是个穷泥瓦匠。我又不是图你的钱。你别灰心，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刘建国握着方芸的手，粗糙的指腹摩挲着她无名指上那道浅浅的戒痕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五
转机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身上。
那天刘建国在县城劳务市场等活，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走到他面前，递给他一根烟。男人穿着一件灰色夹克，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看起来像个干部，但说话的语气很随和。
“你是刘建国？”
“是我。你是？”
“我姓沈，沈国良。你叫我老沈就行。”男人在刘建国旁边坐下来，自己点了一根烟，“我听说你手艺不错，之前在钱德旺的工地上干过？”
刘建国警惕地看了他一眼：“是干过，不过被开了。”
“我知道。”沈国良笑了笑，“我还知道你是因为一批不合格的钢筋跟马东闹翻的。这事在圈子里传开了，都说你刘建国是个有良心的人。”
刘建国没有说话，等着对方说下去。
“是这样的，我在城南拿了块地，准备盖几栋楼。我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帮我管工地。你愿不愿意过来？”
刘建国愣了一下。他打量着沈国良，心里快速地盘算着。沈国良这个名字他在工地上听说过，据说是从省城下来的，在县城搞了几个项目，口碑还不错。但他也听说过，沈国良跟钱德旺是竞争对手，两个人的关系很紧张。
“沈总，我跟钱德旺那边闹过矛盾，你用我，不怕得罪他？”
沈国良哈哈大笑起来，拍了拍刘建国的肩膀：“年轻人，我就是因为你不怕得罪钱德旺，才来找你的。我要的就是你这种敢说真话、敢较真的人。”
刘建国想了想，说：“沈总，我可以跟你干，但我有个条件。”
“你说。”
“我要带我的兄弟们一起过去。他们都是老实人，手艺也好，就是跟着我受了连累，在县城找不到活干。”
沈国良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行，你带多少人过来我都收。工资比你之前在钱德旺那里高两成。”
刘建国站起来，向沈国良伸出手：“沈总，谢谢你。我刘建国一定好好干，不给你丢人。”
沈国良握着他的手，笑着说：“不是给我干，是给你自己干。好好干，以后有你的发展。”
就这样，刘建国带着十几个工友，投奔了沈国良的工地。
沈国良果然不是一般人。他是省城一家建筑公司的副总，被派到县城来开拓市场。他在省城有关系、有资金、有技术，唯一缺的就是在当地扎根的人脉和靠得住的施工队伍。刘建国的加入，正好补上了这个短板。
刘建国在沈国良的工地上如鱼得水。他带着工友们起早贪黑地干，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按照标准来，从不偷工减料。沈国良经常来工地上检查，每次来都要在刘建国身边站很久，看他是怎么安排施工、怎么把控质量的。
三个月后，沈国良把刘建国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个信封。刘建国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万块钱。
“这是你这三个月的奖金。”沈国良说，“另外，我想跟你谈谈，让你做项目部的施工负责人。工资翻倍，年底还有分红。”
刘建国把信封推回去：“沈总，奖金我收下，但施工负责人的事，我得想想。”
“想什么？”
“我文化水平低，初中都没毕业。施工负责人要懂图纸、懂预算、懂管理，我怕我干不好，给你丢人。”
沈国良看着他，认真地说：“建国，你缺的不是能力，是自信。图纸看不懂可以学，预算不会算可以教。但一个人的人品和责任心，是学不来的。你在我这里干了三个月，我看了你三个月。你这个人，信得过。”
刘建国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沈总，那我试试。要是我干不好，你不用客气，直接把我换掉。”
沈国良笑了：“这才是干大事的人。”
六
二〇〇六年的春天，刘建国的人生迎来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转折。
那天他在工地上看图纸——这几个月他每天晚上都在学习看图纸，从最基础的线条、符号开始学起，遇到不懂的就问技术员，有时候一个符号要问三四遍才能记住。方芸也帮着他学，她在工地上做资料员，对图纸比刘建国熟悉，每天晚上等两个孩子睡了，两个人就趴在桌子上，对着图纸一点一点地研究。
那天下午，沈国良带着一个人来工地上参观。那个人四十出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走路的时候腰板挺得很直，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沈国良把刘建国叫过来，介绍说：“建国，这是县建设局的周副局长。周局长，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刘建国，我们工地上最靠谱的人。”
周副局长跟刘建国握了握手，打量了他一眼，说：“你就是刘建国？我听老沈说起过你。听说你之前因为一批不合格的钢筋跟马东闹翻了？”
刘建国点了点头：“那是应该做的事，没什么好说的。”
周副局长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他们在工地上转了一圈，周副局长对工程的进度和质量都很满意，临走的时候，特意走到刘建国面前，说：“小刘，好好干。这个行业需要你这样的人。”
刘建国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领导视察，并没有放在心上。但他不知道的是，周副局长这次来，除了视察工地之外，还有一个目的——他正在暗中调查钱德旺的工程质量问题。
钱德旺在县城做了十几年房地产，开发的楼盘有七八个，但几乎每一个都有质量问题——楼板开裂、墙体渗水、钢筋外露……业主们投诉了无数次，但每次都不了了之。原因很简单——钱德旺在县里有人，从建设局到质检站，都有他的人。
但周副局长不一样。他是从省城调下来的，跟钱德旺没有任何利益瓜葛。他来县城的任务之一，就是整顿建筑市场秩序。而刘建国跟马东的那次冲突，成了周副局长调查钱德旺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一个月后，县里突然刮起了一阵风暴。钱德旺被纪委带走调查，马东因为偷工减料、使用不合格材料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钱德旺在县城的几个楼盘全部停工，接受检查。
消息传到工地上，工友们都拍手称快。刘建国站在脚手架上，看着远处钱德旺那栋还没封顶的大楼，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他想起那天马东让他用不合格钢筋的时候，如果他选择了妥协，也许他现在还在钱德旺的工地上当小工头，每个月拿着两三千块的工资，对马东点头哈腰。但那样的话，他就不是刘建国了。
方芸在工地上找到他，递给他一瓶水，说：“建国，你当初做对了。”
刘建国拧开水瓶，喝了一大口，说：“不是我做对了，是老天爷长眼了。”
方芸笑着打了他一下：“什么老天爷，是你自己争气。”
那天晚上，刘建国破例喝了两杯酒。他坐在院子里，看着头顶的星空，忽然觉得生活就像这夜空，有时候乌云密布，有时候繁星满天。但不管怎样，只要你心里有一盏灯，就不会迷路。
七
钱德旺倒台之后，县城的地产市场重新洗牌。沈国良的公司趁机拿下了好几块地皮，业务量一下子翻了两倍。刘建国被提拔为项目经理，手下管着两百多号工人，年薪从几万块涨到了二十多万。
他在县城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把一家四口从那个逼仄的出租院里搬了出来。搬家那天，刘小禾和孙浩在新房子里跑来跑去，高兴得像两只小鸟。方芸站在阳台上，看着窗外的风景，眼眶红红的。
“方芸，你怎么哭了？”刘建国走过去，揽住她的肩膀。
“我没哭，我是高兴。”方芸擦了擦眼睛，“建国，你说咱俩是不是在做梦？两年前咱俩还在工地上吃盒饭，现在就住上楼房了。”
刘建国笑了笑，说：“不是做梦，是咱俩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但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就在刘建国的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赵秀英又出现了。
这一次，赵秀英不是一个人来的。她带着一个律师，直接找到了刘建国的公司，当着沈国良的面，说要起诉刘建国，要回刘小禾的抚养权。
沈国良把刘建国叫到办公室，脸色很凝重：“建国，这个事你得认真对待。你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你是公司的项目经理，要是闹出官司来，对公司的影响不好。”
刘建国点了点头：“沈总，我知道。我会处理好的。”
他找了县里最好的律师，准备应诉。但赵秀英的律师很厉害，抓住了一个关键点——方芸不是刘小禾的亲生母亲，而刘建国再婚之后，刘小禾长期跟方芸生活在一起，这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亲情认同”。
庭审的那天，刘建国坐在被告席上，看着对面的赵秀英。她穿了一件黑色的西装，头发盘了起来，看起来比以前体面多了。刘建国知道，她背后有人撑腰——有人告诉他是孙海涛，虽然孙海涛把赵秀英甩了，但不知为什么又跟她搅和在了一起，还出钱给她请了律师。
法官问赵秀英：“原告，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被告不适合抚养孩子？”
赵秀英的律师站起来，列举了一大堆理由，说刘建国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孩子，说方芸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可能存在虐待行为，还说刘建国的居住环境不稳定、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刘建国的律师一一驳斥了这些理由，提供了刘小禾在学校的学习成绩、老师的评语、邻居的证言，证明刘小禾在刘建国和方芸的照顾下健康成长，没有任何问题。
最关键的时刻，法官问了一个问题：“刘小禾今年几岁了？”
“八岁。”刘建国说。
“根据法律规定，八周岁以上的子女，法院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刘小禾本人愿意跟谁生活？”
刘建国的律师拿出了一份刘小禾亲笔写的陈述书，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我要跟爸爸和方芸妈妈一起生活。亲妈妈从来没有看过我，我不认识她。”
赵秀英看到这份陈述书的时候，脸色变得很难看。她站起来，指着刘建国说：“你教孩子说的！是你教她这么写的！”
法官敲了敲法槌：“原告请控制情绪。”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赵秀英的诉讼请求，刘小禾的抚养权仍归刘建国所有。
走出法院的时候，赵秀英追上来，拽住刘建国的胳膊，哭着说：“建国，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让我见见孩子好不好？我就见她一面。”
刘建国停下脚步，看着赵秀英哭花了妆的脸，心里没有恨，也没有快意，只有一种很深的疲惫。
“秀英，你要见孩子，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你说，我什么都答应。”
“你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找个工作，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等你能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环境了，我让你见她。不然你见了她，她刚跟你熟悉一点，你又消失了，对孩子是二次伤害。”
赵秀英愣住了，她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刘建国转身上了车，方芸坐在副驾驶上，回头看了赵秀英一眼，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建国，你心太软了。”方芸说。
“不是心软。”刘建国发动车子，“是我不想让小禾长大后恨我。她毕竟是她亲妈，这个事实改变不了。”
八
二〇〇七年，刘建国在沈国良的公司里越做越稳。他负责的项目一个接一个地交付，质量全部合格，没有一个投诉。沈国良对他越来越信任，把公司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县城最大的商业综合体——交给了他全权负责。
这个项目总投资两个亿，是县城的地标性建筑。刘建国带着他的团队，从打地基开始，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关。他每天早上五点到工地，晚上十一点才回家，有时候干脆就住在工地上的板房里。
方芸心疼他，每天中午给他送饭，顺便帮他整理资料、核对单据。两个孩子也很懂事，刘小禾考了全班第一名，孙浩在学校运动会上拿了长跑冠军。一家四口的日子，虽然忙忙碌碌，但充实而温暖。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件让刘建国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沈国良把他叫到办公室，表情很严肃。他关上门，给刘建国倒了一杯茶，说：“建国，有件事我得告诉你。有人在背后搞你。”
“搞我？谁？”
“你还记得赵秀英吗？”
刘建国的眉头皱了起来：“她怎么了？”
“她最近跟钱德旺的老婆搅在一起了。钱德旺进去之后，他老婆在外面活动，想给钱德旺翻案。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些材料，说你当初在工地上偷工减料、贪污工程款，还说你跟周副局长有不正当的利益往来。”
刘建国“啪”地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说：“放他妈的屁！我刘建国行得正坐得直，谁怕谁？”
沈国良压了压手，示意他坐下：“你别激动。我知道你是清白的，周副局长也相信你。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材料被人递到了纪委。虽然都是子虚乌有的事，但纪委要调查，你就得配合。这期间，你负责的项目可能要暂停。”
刘建国愣住了。他没想到，赵秀英会做到这一步。
“沈总，项目不能停。这个综合体是县里的重点项目，停了会影响整个工期，到时候损失太大了。”
沈国良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也知道不能停，但现在的情况……”
“沈总，你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之内，我把这件事解决好。”
沈国良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行，三天。但你要记住，不管用什么办法，都不能违法。”
刘建国出了公司，没有回家，直接开车去了县城南关。他要去找赵秀英，当面问个清楚。
赵秀英还在那个小巷子里租房子住。刘建国敲开门的时候，赵秀英正在吃泡面，看见他来了，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慌张、有愧疚，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你来干什么？”
“秀英，我问你，你跟钱德旺的老婆搞的那些材料，是不是你弄的？”
赵秀英放下筷子，靠在门框上，冷笑了一声：“是又怎么样？你不让我见孩子，我就让你不好过。刘建国，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上项目经理了就了不起了。你信不信，我那些材料要是递到省里，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
刘建国盯着她，一字一句地说：“秀英，你摸摸良心，我刘建国什么时候做过亏心事？那些材料都是假的，你心里清楚。你这样做，不只是害我，还害了小禾。你知道不知道，要是项目停了，公司倒了，小禾以后怎么办？”
赵秀英的表情松动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冷漠：“那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刘建国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小禾是你的亲生女儿！你为了报复我，连女儿的未来都不要了？”
赵秀英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她靠着门框，哭得浑身发抖：“你以为我想这样吗？我也是被逼的！我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房子，我什么都没有！我不帮钱德旺的老婆做事，我连泡面都吃不上！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刘建国站在门口，看着赵秀英哭得撕心裂肺的样子，心里那股火气慢慢地熄灭了。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赵秀英不是坏人，她只是一个被生活打败了的可怜人。她做的那些事，不是因为她有多恨他，而是因为她太害怕了。害怕自己一无所有，害怕自己被所有人遗忘，害怕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数了两千块，放在门口的鞋架上。
“秀英，这些钱你先拿着。明天你去找钱德旺的老婆，告诉她，把那些材料撤回来。如果她不撤，你就告诉她，我刘建国不怕查，随便查。但要是因为她搞的这些事影响了县里的重点项目，上面查下来，第一个倒霉的不是我，是她。”
赵秀英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他：“你……你不恨我？”
刘建国苦笑了一下：“恨你有用吗？恨你能让小禾有个完整的家吗？恨你能让过去的事重来一遍吗？秀英，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咱俩谁也回不去了。但你记住，小禾永远是你的女儿，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你好好过日子，等你站稳了脚跟，我让你见小禾。”
他转身走了，身后传来赵秀英压抑的哭声。
巷子里很暗，只有远处路灯的光透过来的微弱亮光。刘建国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忽然觉得脚下的路比以前宽了许多。
九
三天之后，纪委的调查结果出来了——所有关于刘建国的举报材料，经查均不属实。刘建国被证明是清白的。
钱德旺的老婆因为涉嫌诬告陷害，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赵秀英因为参与了材料的收集，也被传唤去做了笔录。但因为她是被胁迫的，且主动交代了问题，最终没有被追究责任。
事情平息之后，刘建国去找了一趟赵秀英。她瘦了很多，眼眶深深地陷下去，颧骨高高地突出来，整个人像老了十岁。
“秀英，我给你找了个工作。沈总公司在食堂需要人，一个月一千五，包吃包住。你愿不愿意去？”
赵秀英愣住了，她看着刘建国，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建国，你……你为什么还要帮我？”
刘建国看着她，说了一句让她彻底崩溃的话：“因为你是小禾的妈。我不希望小禾以后问起她妈妈的时候，我只能告诉她，她妈妈是个坏人。”
赵秀英蹲在地上，捂着脸嚎啕大哭。她哭了很久，哭到嗓子都哑了，哭到最后只剩下抽泣。刘建国站在旁边，没有劝她，也没有走开，只是默默地等着。
等她哭够了，刘建国递给她一包纸巾，说：“擦擦脸，明天去报到。”
赵秀英接过纸巾，擦了擦脸，抬起头来，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桃子。她看着刘建国，说：“建国，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离开了你。”
刘建国没有接这句话。他转身走了，步伐平稳而坚定。
第二天，赵秀英去沈国良公司的食堂报了到。她干活很卖力，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准备早餐，把食堂收拾得干干净净。食堂的师傅们都说，这个新来的大姐是个干活的好手。
刘小禾后来还是见了赵秀英。是在方芸的安排下见的。方芸带着刘小禾去食堂吃饭，让赵秀英远远地看了孩子一眼。刘小禾不认识赵秀英，只是觉得那个打饭的阿姨一直在看她，有些奇怪。
“妈妈，那个阿姨为什么一直看我？”刘小禾问方芸。
方芸蹲下来，摸了摸刘小禾的头，说：“因为她觉得你长得好看。”
刘小禾笑了，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去找孙浩玩了。
赵秀英站在打饭的窗口后面，看着刘小禾的背影，眼泪无声地滑下来。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然后继续给下一个人打饭。
尾声
二〇一〇年深秋，刘建国负责的商业综合体正式竣工。这是县城最高的建筑，二十六层，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成了县城的新地标。
竣工典礼那天，沈国良站在台上讲话，特意把刘建国叫上台，当着一千多人的面说：“这个项目能保质保量地完成，我最感谢的人就是刘建国。他是从工地的泥瓦匠一步一步干起来的，他的手上有老茧，心里有良心。我们这个行业，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
台下掌声雷动。刘建国站在台上，穿着一件洗得很干净的蓝色工装，有些拘谨地笑了笑。他往台下看了一眼，看见方芸站在人群里，正冲他竖大拇指。两个孩子站在方芸身边，刘小禾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孙浩也蹿到了一米七的个头，比刘建国还高了半头。
典礼结束后，刘建国没有去参加庆功宴。他一个人开车去了城外的河堤上。
河堤上种着一排杨树，叶子已经被秋风吹得金黄，在夕阳的映照下像一片燃烧的火。河水静静地流淌，水面反射着橘红色的光，波光粼粼的。
刘建国把车停在河堤上，下了车，沿着河堤慢慢地走。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他这七年走过的每一步路。
他想起了二〇〇三年的那个深秋，他蹲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手里攥着那根没点着的烟，觉得天塌下来了。那时候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一个被老婆戴了绿帽子的泥瓦匠，窝窝囊囊地过完这一辈子。
但七年过去了，他没有窝囊地活着。他流过汗、流过泪、也流过血，他被人坑过、被人害过、也被人帮过。他遇到了方芸，一个跟他一样被生活伤害过但依然相信生活的女人。他们一起熬过了最苦的日子，一起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一起在这个小县城里扎下了根。
他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夕阳里散开，像一团淡蓝色的云。
河对岸，县城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模糊，只有那栋二十六层的商业综合体还亮着灯，像一座灯塔，矗立在平原的中央。
刘建国看着那栋楼，忽然笑了。他想，人这一辈子，就像盖楼一样。地基要打牢，不能偷工减料。中间的每一层都要认认真真地砌，不能马虎。顶上的那根钢筋，要扎得紧紧的，不能松动。
楼盖好了，风来了吹不倒，雨来了淋不塌。住在里面的人，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这就是他刘建国的一辈子。
他掐灭烟头，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转身走向停在河堤上的车。车里放着一首歌，是方芸最喜欢的那首《在希望的田野上》。他发动车子，打开车窗，让秋天的风吹进来。
风吹在脸上，凉凉的，但很舒服。
他开车下了河堤，汇入了县城的车流里。远处的天边，最后一抹晚霞正在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挂在平原的上空，照着这片他生长了半辈子的土地。
月光下，那栋二十六层的大楼安静地矗立着，玻璃幕墙上映着月亮和星星的影子，像一面巨大的镜子，照着这个小小的县城，也照着县城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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