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特朗普时代”：世界可能面临的三种情形｜IPP编译|共和党|华盛顿|后特朗普|唐纳·川普|唐纳德·特朗普|外交政策|美国|超级大国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导语：我们正身处特朗普2.0时代的前期。作为反建制人物，特朗普以破坏性手法冲击既有制度，在外交上奉行赤裸裸的交易主义；这些做法未必会被其继任者延续。但“特朗普主义”背后所折射的，是美国对其亲手打造的联盟体系与国际承诺的倦怠，以及对西半球霸权的重新追求——这恐怕不会随着特朗普的退场而消失。与此同时，从中东到拉美，特朗普的种种干预——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冠以何种名义——已然在改写关键地缘板块的格局，以及大国博弈的维度与权重。

五年之后，当世界真正迈入“后特朗普时代”，我们将面对一个怎样的世界图景？

曾任美国国防部长战略规划特别助理的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将后特朗普时代的世界图景概括为三种彼此角力、且都已初现端倪的情景：新的“两个世界”，多个势力范围并立的“新帝国时代”，以及大国掠夺、自助求生的失序世界。他在文章中勾勒出全球秩序重组期的几种可能方向，并对各国如何重新计算安全、阵营、核威慑、贸易与生存空间展开预测。

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担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亨利·A·基辛格全球事务杰出教授”。他曾任美国国防部长战略规划特别助理，并担任美国国家防务战略委员会的主要撰稿人。

“旧世界正在死去，”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1930年写道，“新世界正在艰难诞生。”尽管葛兰西有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但若置身于特朗普时代，他或许会格外亲切。这里所谓的“旧世界”，指的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西方建立、并在冷战获胜后试图推向全球的国际秩序。这一旧秩序曾带来改变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自由。然而今天，它已经走到了尽头。

多年来，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国家”不断挑战这一秩序；而如今，美国自身有时似乎也在与这一秩序为敌。十年之后，世界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这段新旧交替的“空档期”眺望，新世界将以何种形态出现？

一种可能，是类似冷战时期的“两个世界”格局：全球被划分为两个相互对抗的阵营，分别由华盛顿和北京主导。

第二种可能，不是两个阵营的时代，而是多个帝国并立的时代，形形色色的强权国家各自攫取地区性的势力范围。

第三种可能，则是一个“各自求生”的世界，在那里，美国的行为转向掠夺性，并将整个国际体系拖入无政府状态的深渊。

当下的局势之所以让人有岌岌可危的感觉，正在于这三种情景的每一种都并非空想，而是切实可能发生——而且每一种都能在这个内在矛盾重重的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中找到某种支撑。未来仍有许多变量尚未定型；很多事情都将取决于美国接下来的决策及其选举周期。但探究这段“空档期”之后究竟会出现什么，正是为迎接那个新世界做准备的第一步——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新世界也将比我们刚刚告别的这个旧世界更加分裂，也更加凶险。

当代世界，可以说是美国一手缔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沿欧亚大陆边缘构建起横跨全球的同盟体系。它使满目疮痍的国家得以复苏，重建全球贸易，维护遥远水道上的航行自由，并提供其他国际公共产品。真正最接近“世界政府”的，不是联合国，而是美国。正是这些政策支撑起一个繁荣的西方体系；随后，这一体系击败了苏联的体系，并在冷战结束后演变为一个不断扩展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但如同一切堪称伟大的历史成就一样，这一成就也伴随着神话、遮蔽与夸饰。华盛顿有时靠不自由的手段来维系自由秩序，例如残酷的军事干预和秘密操弄。那些歌颂盟友团结的叙事，往往忽略了曾猛烈冲击民主世界的激烈争执——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到2003年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皆是如此。美国也曾在规则变得不再便利时，无视甚至改写自己制定的规则，例如它在1971年抛弃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任何秩序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虚伪与强制。

但在大多数时候，“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确实动用了非凡的力量，去支撑一种同样非同寻常的“广义自利观”——即便是一个在地理上相对孤立的超级大国，也只有帮助较弱国家实现繁荣与安全，自身才能真正繁荣。这种结合带来了足以改写历史进程的收益。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建立的秩序带来了数十年的大国和平。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推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美国的影响力帮助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形态，也使独立国家被暴力消灭的情况变得罕见。华盛顿自身也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而且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充满活力的时代：同盟体系和其他合作网络放大了其无与伦比的力量，并拓展了其全球影响范围。

然而，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美国主导的秩序——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更加具有全球主义色彩的那个版本——正走向终点。这一秩序正在遭受来自外部的围攻：莫斯科及其伙伴将其视为阻碍自身雄心。他们正在整个欧亚超级大陆上冲击既有力量平衡和关键规范。而这些国家，尤其是中国，也从内部侵蚀了这一秩序：中国借助融入全球经济，积累起如今用来挑战美国的制造能力与军事实力。与此同时，华盛顿自身也对自己一手创造的这一体系感到疲惫——甚至可能是致命性的幻灭。

这种矛盾心态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源于一系列真实存在的问题：美国同盟体系中长期存在的失衡与“搭便车”现象，全球化伴随而来的经济与人身不安全感，美国在“大中东”地区战争所引发的反噬，以及自由主义秩序在多大程度上助推了中国的崛起。如今，这种心态已经体现在本届政府的政策之中：至少，它试图以强硬方式重新谈判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条件；而且它往往主张，要重振美国实力，就必须先把现有体系拆掉。

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弥漫不安感的原因。华盛顿的力量依然无可匹敌。维系现行秩序的一些关键结构——例如美国的同盟体系和七国集团——仍然完好无损。但这一秩序的前景看上去却相当黯淡，甚至可能已经病入膏肓。一旦它油尽灯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似乎都认为，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之后，将出现“两个世界”——一体化全球秩序的梦想将让位于阵营之间的激烈对抗。

在这种情景下，一个由中国主导的阵营将包括富有进攻性的“欧亚威权国家”，以及从古巴到巴基斯坦、再到广大“全球南方”中的各种追随者。

由美国掌舵的阵营，则将由分布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民主盟友构成。与此同时，一批摇摆国家——从印度到沙特阿拉伯，从巴西到印度尼西亚——将在这两个阵营之间选择性靠拢，并趁机左右腾挪、谋取利益。国际政治的未来，也将重新朝着冷战式的过去回摆。

当然，这不会是冷战的简单重演：一个深度嵌入全球联系网络的中国，在经济吸引与经济胁迫方面，拥有苏联当年远不能比的手段。但在这种情景下，随着制裁与供应链被武器化，国际经济将逐步走向碎片化。问题将不再是“是否脱钩”，而是“何时脱钩、按谁的条件脱钩”。正如冷战时期一样，两极竞争将把世界每一个地区都卷入其中。最危险的地方——乌克兰、台湾海峡、南海——都将处在这条地缘政治分界线上。

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强大的结构性力量都在推动这一前景。中美关系的紧张程度，或许会随着这一次峰会、那一场危机而起伏波动、紧张缓和。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许会以敬畏甚至赞叹的口吻提到中国领导人。但随着中国在关键技术、全球贸易和西太平洋等领域追求主导地位的努力，越来越直接地撞上美国的实力与特权，双方之间的根本性冲突只会不断加剧。大国竞争往往会使世界政治走向极化；而在激烈争端之中，相互依存反而会变成脆弱性的来源。

必须承认，特朗普政府要求提高军费开支，以应对彼此交织的威胁，这实际上是在推动一个武装程度更高的民主国家共同体成形。那些把盟友投资引入美国创新基地的贸易协议，可能促成资源与产能的整合，使其具备与中国经济体量相抗衡所需的基础。关键矿产伙伴关系则提供了一条摆脱中国“卡脖子”控制的路径，尽管那会是一条漫长的路。更不用说，特朗普通过打击伊朗和委内瑞拉这两个较弱成员。下一个也许就是古巴。而如果历史可以提供某种启示，那么他试图重新确立西半球霸权——即其所谓“唐罗主义”——正是美国向更广阔世界投射力量的前提。

特朗普政策中较为积极的一面，确实可能为华盛顿及其盟友在一场新的冷战中取得成功创造条件；但其阴暗的一面，则讲述了另一种故事。

特朗普的信条是，大国发号施令，小国逆来顺受。他那种带有胁迫性质、极不对称的交易方式，给人的印象是：他在意的与其说是巩固民主国家共同体，不如说是从这个共同体身上榨取最大让步。他对格陵兰和加拿大提出要求，既可能让华盛顿与那些觊觎土地的修正主义国家站到同一边，也可能撕裂自由世界赖以维系的跨大西洋核心。越来越多的欧洲盟友担心，自己将被困在三个贪婪大国之间：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就不会有新的冷战——因为届时将不再存在一个能够制衡中俄阵营的民主阵营。

尽管如此，也不能低估“两个世界”这一情景的可能性。特朗普时代留下的，不只是破坏，也会有某种重构。倘若特朗普的继任者能够讲出一个关于共同目标的故事，而不是简单追求自我获利，那么他们或许仍能重铸“自由世界”的契约，在集体努力和负担分担方式上迈出新的步伐。这一未来依然会充满危机与冲突，危险绝不会少。但对于所有民主国家而言，这仍然是最好的情景。“两个世界”总好过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体系——或者一个更加进一步碎片化的世界。

第二种情景是，“后美国时代”的世界不会碎裂为两个大阵营，而是分化为若干较小的地区性势力范围。

1.美国试图通过重新聚焦于一个横跨檀香山与努克、北极与阿根廷的“半球帝国”，来实现战略上的孤立。

2.随着华盛顿告别跨洋承担的各种负担，中国则将在从东南亚延伸至东北亚的广阔弧形地带上迅速走向主导地位。

3.俄罗斯则会在原苏联空间以及东欧部分地区巩固其支配地位。

但这种按“势力范围”重新切分世界的格局，并不只是大国之间的博弈。在一个不断碎片化的世界中，印度将争夺南亚和印度洋的主导权；土耳其将在欧洲、中东和非洲交汇处划定一个“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版图；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竞争者，则会在连接波斯湾与非洲之角的红海复合地带争夺霸权。“美国治下的和平”之后，接踵而来的将是一个新的帝国时代。

这些“帝国”未必会像纳粹统治下的欧洲那样，呈现出严密封闭或军事占领的形态：霸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然而，在这一未来图景中，全球秩序终将撞碎在强权政治的礁石之上。

随着地区强权自行界定何种行为可以被接受，国际法将逐步瓦解；他们会对不听命的附属国施压，甚至将其推翻。地区霸主将重新塑造贸易、投资和资源流动的方向，同时也会严格限制较弱邻国与其他大国发展关系。在这个新的帝国时代，拉丁美洲将不会再有欧洲或亚洲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的海外同盟体系要么已经死亡，要么已残破不堪。可以把这种局面理解为：世界不同地区各自形成了一套“门罗主义”。

从历史上看，有些势力范围是通过黑帮式分赃协议形成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与约瑟夫·斯大林对东欧的瓜分。也有一些当代分析者设想，特朗普和普京可能正在谋划某种瓜分全球的交易。但势力范围也可能以更非正式、更渐进的方式形成。

霸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然而，在这种势力范围化的未来中，全球秩序终将撞碎在强权政治的礁石之上。

如果美国通过攫取北约成员国领土来摧毁北约，那么美国在西半球势力范围的上升，就可能助推俄罗斯在东欧势力范围的形成。如果中国持续不断的军力扩张，使“第一岛链”变得无法防守，那么即便五角大楼从未公开承认这一事实，西太平洋也将落入中国的阴影之下。

因此，如果华盛顿一方面全力押注于西半球霸权，另一方面又采纳特朗普本人所说的那种看法——即大洋彼岸发生的事情是别人自己的问题——那么，一个多重势力范围并存的世界就可能成为结果。

有时，这的确像是现实正在前进的方向。俄罗斯等国多年来一直在追求地区主导权。而如今，特朗普一边在美洲毫不留情地贯彻华盛顿的意志——强行清除敌对政权、宣示对关键资源的索取、在公海使用致命武力——一边又要求位于欧亚前沿的盟友自行承担防务责任。特朗普对国际法的轻蔑，正像是19世纪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那句宣称华盛顿“在这块大陆上事实上拥有主权”的话语在21世纪的回响。我们正在看到一种可能性：半球主导地位有朝一日可能不再是美国全球存在的基础，而是取而代之。

不过，特朗普也并非一个僵硬的“半球主义者”。他一边鼓吹“唐罗主义”，一边又推动遥远大陆上的和平协议，并在中东发动野心勃勃的战争。也许这是因为他明白，一个被严格划分为各自势力范围的世界，对一个超级大国而言，其实是一种沉重而难堪的降格。

在那样的世界里，美国将无法再与那些急于维持美国保护的欧亚盟友达成单边有利的贸易协议；日本和德国也不会再有理由支撑美元霸权。如果美国被挤出东亚——那个拥有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关键贸易通道和高价值供应链的地区——那么它当然会在与中国的竞争中陷入困境。全球影响力，来自全球参与。

而且，如果一个以势力范围为基础的体系削弱了美国的力量，它也可能削弱其支持者所渴望的那种稳定。按理论说，势力范围通过让小国臣服来换取大国之间的和平：强国分割全球，并共同压制不安分的行为体。的确，如果华盛顿退出西太平洋，那么中美之间就不会因台湾问题爆发冲突。但不要因此就指望会有持久和平。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会使向势力范围转变的过程充满尖锐冲突：要想迫使中国在南美的数字渗透和基础设施存在后退，美国将不得不诉诸大量强制手段。反过来，中国若在东亚建成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也可能只是其更大野心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对美国而言，西半球霸权本身就曾是其走向全球干预的跳板。

更重要的是，势力范围从来不是别人自动拱手相让的。雄心勃勃的国家，在其控制区域内往往倾向于施行残暴统治，甚至不惜发动种族灭绝。而中小国家既然知道屈从之后可能面临什么，也并非只能被动接受支配。乌克兰就一直在激烈抗争，以求摆脱俄罗斯帝国。日本很可能也会如此——或者干脆发展核武器——以避免屈从于北京。

正是这种危险，把我们引向在旧秩序衰亡之后可能出现的第三种情景：丑陋而暴力的失序。

在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加拿大总理卡尼宣称，旧秩序的断裂为中等强国提供了机会。他认为，这些国家只要加强合作、提升自身能力，就能够在大国之间开辟出一条道路，并为自己保住一个尚可容忍的国际体系。

这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梦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者和战略家们一直希望，世界能够在没有“统治者”的情况下依然拥有规则——也就是说，即便美国领导地位不复存在，中小国家仍能以某种方式保住美国所构建秩序中最好的部分。

但这同样是一种幻觉。没有最强大行为体的投入与承诺，秩序根本无法维系；更不用说，在它们明确反对的情况下，秩序更不可能存在。因此，相较于“新冷战”或“新帝国时代”，更可能出现的替代图景其实是一片无政府状态的混乱。

在这种情景下，美国将变得失控：特朗普更阴暗的冲动，预示着一个粗暴无度、不断破坏规范的超级大国正在成形。华盛顿会推行进攻性的领土扩张；它会通过武力或胁迫，从较弱国家手中攫取关键资源；它会向附庸索取越来越高的“贡赋”；它还会代表非自由主义民粹力量，不断干预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政治。美国并不是放弃其全球角色，而是将这一角色彻底武器化。

这一情景之所以如此可怕，是因为美国的行为将塑造出一个三大强国全都贪婪攫取、充满掠夺性的修正主义世界。较小国家，尤其是位于欧亚冲突断裂带上的国家，将面临被多方同时挤压的危险。“自救”——本质上就是各国各顾各的——将成为唯一现实可行的应对方式。

由于不再有任何一个大国真正致力于维护现状、捍卫弱国主权，领土侵略，乃至国家的消失，都将变得更为常见。因此，在一个“自助世界”中，一些脆弱国家将被摧毁、被迫臣服，或被肢解分割。乌克兰战争届时会成为未来的预演。其他国家则会疯狂扩军，甚至可能将获取核武器视为确保生存的最佳保障。

与此同时，那些长期被美国力量压制的竞争关系，也可能重新燃起：如果欧洲国家重新武装，而欧盟又在美俄双重压力下出现裂解，那么，曾一度在这片大陆上屡见不鲜的军备竞赛与安全竞争就可能卷土重来。航行自由也将不复存在：随着国际稳定瓦解，各国乃至准国家行为体都将争相控制关键咽喉通道，从巴拿马运河、北方航道，到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在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里，对贸易、资源和市场的物理控制将变得更加重要，而这只会进一步强化征服的其他动机。

即便世界最终找到了某种新的稳定模式，它也很可能发现，1945年后那个时代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在这段混乱过程中被毁于一旦。

这一切听上去像是一场噩梦。但若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这其实并不算多么离谱。20世纪初英国霸权的终结，并没有立即开启一个新世界，反而释放出了持续数十年的混乱。在英国霸权崛起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多极化的欧洲——当时国际体系的中心——本就是专制与战争的温床。

我们之所以相信，相对稳定才是常态，很大程度上是几代人生活在较为温和的美国霸权之下所留下的一种思想惯性。如果这种霸权终结，或者转而变得具有掠夺性，那么，一个糟糕的倒退时代就可能到来。

事实上，无政府状态从来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被彻底压制。对美国可靠性的担忧，正在刺激各国对核能力的兴趣：韩国和日本对获得核动力潜艇的兴趣，以及瑞典和德国愈发激烈的核武装辩论，都是明证。按最坏情形做准备，正越来越成为主流。几代人以来第一次，据称加拿大也开始为防范美国入侵做准备。

新的防务伙伴关系正在涌现，而它们往往也在制造新的紧张。去年签署的巴基斯坦—沙特防务协定，已经加剧了印度的焦虑；如果土耳其加入，还可能进一步激化中东与以色列相关的地区竞争。竞争正在搅动多个关键地区。波斯湾当然早已战火不断；而利比亚及整个非洲之角的局势——在那里，多方势力为争夺资源与战略地盘而展开代理人战争——也许正是未来多极失序的一个窗口。

这种混乱当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最终，一个新的等级秩序及其新规则终会固化成形。但从“英国治下的和平”到“美国治下的和平”之间的那段过渡期，是以一场全球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为代价才跨越过去的。即便世界最终找到一种新的稳定模式，它也很可能发现，1945年后那个时代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在这段混乱中被彻底葬送。

“两个世界”的情景将伴随着危险的危机，并进一步撕裂全球经济。要在竞争中压过一个自信而强硬的中国，西方阵营将不得不投入巨大的资源与高度的战略智慧。但至少，这种情景还能保住“半个世界”——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曾写道的那样；它意味着民主国家之间仍能维持足够程度的合作，以支撑一个尚可容忍的力量平衡。相比之下，其他两种情景——一个远不像其鼓吹者所宣称的那样稳定、有利的新帝国时代，或是重新滑入混乱——都更加糟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对其所创造秩序之后将出现什么，依然拥有超乎寻常的话语权，因为无论好坏，这个世界上最强大行为体的选择仍然最为重要。如果美国能够汲取特朗普政策中较为有益的一面，它或许可以引导一个经过重塑、虽已深受冲击但仍可维系的民主国家共同体，走向抵御威权压力所需的集体努力。相反，如果华盛顿从海外战略舞台上后撤，它就会引发一场围绕势力范围的争夺；而如果美国自身走向“失控”，它就将与那些修正主义国家一道拆毁旧秩序，并把世界推进一个新的“各自求生”时代。

十年前，再来一场冷战似乎还是最坏的结果；而现在，它恐怕反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希望。

特朗普那种驳杂混合的外交政策中，实际上已经显现出上述三种倾向的影子。未来几年——以及美国接下来的选举周期——将决定其中哪一种倾向会固化为越来越难以逆转的现实模式。

也许，美国国内对吞并格陵兰缺乏支持，说明特朗普的种种过度之举最终会反过来削弱其更激进冲动的正当性。他的继任者，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可能找到一种办法，把更传统的外交政策理念与“美国优先”时代的国内政治现实结合起来。那样一位总统，或许能够在缓和特朗普所带来的冲击的同时，利用其政策遗产中较有建设性的一面，重建“自由世界”，以迎接一场新的冷战。

但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特朗普某一次军事冒险以失败告终，其后果则是“MAGA”运动中的新孤立主义派占据上风——也就是那部分深受塔克·卡尔森等评论人士影响的力量——最终让这个超级大国蜷缩回自己的半球之内。又或者，特朗普在共和党内乃至总统职位上的真正继承者，会是一个认为他当年在动用美国力量摧毁既有秩序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的人。历史上，革命最终被其最激进派夺取主导权，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旧秩序正在死去：对那个具有全球主义取向的自由国际秩序进行哀悼，并不能让它起死回生。未来十年真正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华盛顿究竟会试图用一种虽充满风险、但仍可容忍的新世界来取代旧世界，还是会把当下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推向某种更加糟糕得多的结果。

*原文于2026年3月23日发布于《外交政策》杂志，原标题为“Three Scenarios for a Post-Trump World”。

编译｜周浩锴 IPP新媒体编辑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锴

校对 | 刘深

终审 | 刘金程

IPP评论热门文章

关于I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