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18日，香港九龙油麻地的夜色浓得化不开。
晚上十点，新英公司少东家黄应求与两位友人走出街角的宵夜档.
他挥了挥手与友人作别，坐上自己的黑色轿车，引擎轻响，朝着位于浅水湾的家驶去。
没人知道，这一去，便是永别。
黄应求失踪的消息，直到次日清晨1959年6月19日才传到黄家。
佣人发现书房的灯亮了一夜，轿车却未驶入车库，拨打他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四处问询，昨晚与他宵夜的友人只说看着他驾车离去，再无踪迹。
年过半百的黄锡彬捏着电话的手不停颤抖。
这位白手起家的石油大亨，一手创办新英公司，成为美孚石油香港总代理，在香港商界叱咤风云，可面对儿子的失踪，却只剩下无尽的慌乱与焦灼。
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展开调查，排查了黄应求当晚的行车路线、接触人员，甚至动用了便衣警员走访油麻地至浅水湾的每一个角落，可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线索。
黄应求并非纨绔子弟，1915年出生的他，曾在二战期间担任盟军翻译，精通英、法两国语言，战后便回到父亲身边打理生意，为人谦和，极少与人结怨。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凭空消失？
三天后的清晨，1959年6月21日黄家的佣人收到一个没有寄件人地址的牛皮纸包裹，沉甸甸的，散发着淡淡的血腥味。
佣人不敢擅自拆开，连忙送到黄锡彬面前。
黄锡彬颤抖着撕开包裹，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瘫坐在椅子上.
包裹里，赫然是一双血淋淋的人耳，耳廓上的那颗黑痣，与黄应求左耳的痣一模一样，黄家人一眼便认出，那是黄应求的耳朵。
包裹里还有黄应求常用的车钥匙、皮质笔记本、刻着他名字缩写的打火机。
除此之外，一封用报纸剪报拼贴而成的勒索信静静躺在底部，字迹潦草，透着一股凶戾之气：“野狼在此，黄应求在我手中，速备50万港币赎金，不许报警，否则，下次收到的便是他的人头。”
整个黄家陷入一片死寂，黄锡彬的妻子当场哭晕过去，醒来后便执意要凑齐赎金，可黄锡彬却咬着牙拒绝了。
“绑匪贪得无厌，这次给了50万，下次还会狮子大开口，更何况，他们已经伤害了应求，就算给了钱，也未必能放回人。”
他的声音沙哑，眼底满是痛苦，却依旧透着商人的冷静与决绝。
无奈之下，黄太太瞒着黄锡彬，拿出自己的私产，张贴告示，悬赏花红五万元，悬赏能提供黄应求下落或绑匪线索的人。
可告示贴出多日，前来提供线索的人寥寥无几，要么是无凭无据的猜测，要么是想骗取赏金的骗子，黄应求，依旧杳无音信。
日子一天天过去，黄家的气氛愈发压抑，每一个夜晚，都能听到黄太太压抑的哭声，黄锡彬则常常独自一人坐在书房，对着儿子的照片发呆，眼底的焦灼渐渐被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郁取代。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失踪案，只是一个开始。
两年后的1961年2月10日，黄锡彬在赴一场商业晚宴的途中，被一辆无牌轿车拦截，几名头戴野狼面具的男子强行将他拖拽上车，消失在夜色中。
消息传到黄家，黄家人再次陷入恐慌，这一次，他们没有丝毫犹豫，连忙联系黄锡彬的侄子黄应机、黄应禧，按照绑匪的要求，凑齐了50万港币赎金。
赎金按照绑匪的指示，放在了九龙码头的一个废弃集装箱里，黄家之人全程没有报警，只是默默等待消息。
17天后，黄锡彬终于被放了回来，他衣衫褴褛，面色憔悴，身上有多处淤青，显然遭受过虐待。
可当家人询问他绑匪的模样、关押的地点时，他却只是摇了摇头，眼神躲闪，只说绑匪都戴着面具，看不清面容，关押地点偏僻，无法辨认方向，语气里透着一股难以言说的诡异。
黄锡彬被绑架又获释的消息，瞬间传遍了香港，与两年前黄应求的失踪案联系在一起，“野狼绑匪”的名号让整个香港人心惶惶。
警方再次介入调查，可依旧毫无头绪，绑匪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有人猜测，这是一个庞大的犯罪团伙，专门针对富商下手。
也有人猜测，绑匪或许是黄锡彬的商业对手，意图通过绑架勒索，击垮新英公司。
可猜测终究是猜测，没有证据，一切都是空谈。
案件的转机，出现在一个名叫邓伟明的年轻人身上。
邓伟明，21岁，绰号“蛇仔明”，是新界元朗的一个无业游民，平日里游手好闲，与一些混混为伍。
1961年10月，蛇仔明衣衫褴褛地出现在警局，浑身是伤，声称要举报一桩惊天大案，而他，正是“野狼绑匪”团伙的一员。
据蛇仔明供述，他与另外三名绑匪——李渭、马广灿、倪秉坚，一同策划并实施了绑架黄应求、黄锡彬父子的案件。
可除此之外，他还爆出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消息：1961年3月18日，他们还杀害了一个名叫邓天福的混混，而邓天福，正是他的同乡。
邓天福，33岁，绰号“鬼仔福”，平日里好吃懒做，嗜赌如命，是当地出了名的混混。
蛇仔明说，绑架黄锡彬后，他们分了赎金，他本身分得的赃款就最少，可邓天福偶然发现，一直一穷二白的他突然衣着光鲜，出手阔绰，便猜到他发了横财，于是开始不断向他勒索，贪得无厌，甚至威胁要向警方举报他。
蛇仔明忍无可忍，便伙同李渭、马广灿、倪秉坚三人，将邓天福诱骗至石澳的一处偏僻山坡，将其灭口，随后与黄应求的尸体一同埋在了浅水湾的山坡上。
“我也是被逼的，”蛇仔明跪在地上，痛哭流涕，“他们分赃不均，我分得最少，还要被邓天福勒索，我向他们要求多分一点赃款，他们不仅拒绝，还派人追杀我，我走投无路，只能来向警方自首，只求能从轻发落。”
警方根据蛇仔明提供的线索，迅速展开行动。
1961年11月3日，警方分别在九龙、新界的两处住所，将李渭、马广灿、倪秉坚三人缉捕归案。
与此同时，警方还在蛇仔明的指引下，于1961年12月10日，在浅水湾的一处山坡上，挖出了两具骸骨。
经过法医鉴定，其中一具骸骨的牙齿记录、骨骼特征，与黄应求完全吻合，另一具，则是邓天福的骸骨。
案件看似真相大白，可随着三名嫌疑人的审讯，越来越多的疑点浮出水面。
李渭，31岁，无业人员，1930年在大陆出生，1948年来到香港，他的父亲李启的姐姐，正是黄锡彬的弟弟黄锡九的妻子。
也就是说，李渭与黄锡彬，是远房亲戚。
1955年，靠着这层关系，李渭进入新英公司工作，可由于文化不高，月薪只有25元港币，干了两年后便离开了公司，去了一家娱乐场所打杂，月薪涨到了100多元，可这家娱乐场所开张一个月就倒闭了，李渭因此失业，手头拮据的他，便打起了黄氏父子的主意。
马广灿，35岁，是一名电影化妆师，平日里性格孤僻，不善与人交往，与李渭是多年的朋友。
李渭策划绑架后，因为自己不会开车，便找到了马广灿帮忙，马广灿又推荐了自己的朋友倪秉坚。
倪秉坚，32岁，曾是出租车司机，后来转行当了教车师傅，自己拥有一辆汽车，熟悉香港的大街小巷，正是绑架案中负责开车、接送绑匪和人质的关键人物。
审讯中，三名嫌疑人对绑架黄应求、黄锡彬父子的事实供认不讳，可对于黄应求的死因，他们却不约而同地矢口否认。
“我们只是绑架了黄应求，想要勒索赎金，并没有杀他，”李渭垂着头，声音低沉，“至于他怎么死的，我们真的不知道，等我们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没气了。”
马广灿和倪秉坚也纷纷附和，声称自己只是参与了绑架，没有参与杀人，甚至不知道黄应求的尸体被埋在了哪里。
更令人意外的是，三名嫌疑人还爆出了一个惊人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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