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16日，康泽靠在冰冷的墙角，手里攥着两页电文。一页是蒋介石发来的“襄阳为鄂西北战略要地，务必死守，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手令。
而另一页，是他向南京发出的绝电，末尾写着“职誓与襄阳共存亡，不成功便成仁，以报校长栽培之恩”。
随着碉堡外的枪声越来越近，副司令官郭勋祺已摘下了中将领章，看着他说，事已至此，没必要再让士兵送命了。
康泽没有说话，只是把手里的电文攥得更紧。
他很清楚，从对着蒋介石的画像宣誓效忠的那天起，他的人生就只有一条既定的路，就是做校长最忠实的学生，最听话的执行者。
二十三年来，他靠着这份忠诚，成了复兴社的发起人、十三太保之一，成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操盘手，成了蒋介石身边最受信任的心腹之一。
他从没有违背过蒋介石的任何命令。
哪怕是去做特务清乡工作，哪怕是把经营多年的三青团拱手让给蒋经国，哪怕是把从未有过大型战役指挥经验的他，推到四面楚歌的襄阳来。
但这一次，他犹豫了。
几个小时后，襄阳全线失守，解放军冲进杨家祠堂，在堆满杂物的角落里找到了满脸灰尘的康泽。
他没有像自己承诺的那样“成仁”，也没有像蒋介石期待的那样“殉国”，他活着，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当消息传到南京时，国民党的宣传已提前做好了准备。
就在康泽被俘前一天，南京各大报纸刊登了“康泽血战襄阳，壮烈殉国”的通稿，蒋介石还让人敲定了追悼会的流程，要把康泽塑造成国民党的楷模。
结果，公布的俘虏名单里，康泽的名字赫然在列。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大失所望，当着身边侍从的面摔碎了手里的茶杯，大骂他怎么不去死。
那么，康泽是谁？他为何没有选择走蒋介石希望的“路线”呢？
无底线的忠诚
康泽，四川安岳人。
1924年，康泽辗转数千里，从四川赶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从此把自己和蒋介石牢牢绑定在了一起。
康泽性格刻板严谨，做事一丝不苟，只要是上级交代的任务，哪怕再小，也会不折不扣地完成，从来不会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他从入校初就把蒋介石当作唯一的效忠对象。
在公开场合，他全力维护蒋介石的权威，还主动把身边学生的思想动态、日常言行，写成详细的书面报告，定期交给蒋介石。
哪怕是和他关系要好的同学，私下里说了不符合蒋介石要求的言论，他也会一字不落地如实汇报。
然而，在旁人看来近乎偏执的忠诚，恰恰是蒋介石最看重的品质。
两年后，康泽从黄埔毕业，蒋介石亲自点名，把他列入了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名单。
留学莫斯科，在很多人看来是接触新思想的机会，但在康泽眼里，却成了向蒋介石证明忠诚的契机。
在莫斯科，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观察留苏学生的动态上，定期把留苏学生的思想变化、人员往来情况，写成秘密报告送回国内，交给蒋介石。
其中，也包括对蒋介石长子蒋经国的观察汇报。
当时，蒋经国刚到苏联不久，因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经国在苏联公开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和蒋介石划清界限。
康泽把情况事无巨细地汇报给了蒋介石，同时也在报告里写明，蒋经国的很多言论是迫于环境，并非出自本心。
他的报告，让蒋介石对康泽的信任又加深了一层，也让康泽和蒋经国有了旁人没有的特殊关联。
1928年，康泽从苏联回国。蒋介石立刻给他安排了职务，让他进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工作，继续承担着为蒋介石观察校内人员动态的任务。
蒋介石的“背叛”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内抗日情绪高涨，而国民党内部却派系林立，反蒋势力此起彼伏。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内部已腐朽涣散，缺乏凝聚力，想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把黄埔系的青年骨干团结起来，建立完全效忠于自己的秘密组织，。
因此，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的官邸里，召集贺衷寒、戴笠、康泽等人，商议组建秘密组织的事宜。
力行社成立后，康泽为宣传处处长，同时还兼任力行社下属的“革命青年同志会”书记，负责吸纳和培养青年骨干。
没过多久，蒋介石又让他组建力行社的特务武装别动队，还任命他为别动队总队长。
康泽的别动队，成员大多是黄埔各期的失业学生，还有中央军校特训班的毕业生，所有人都经过严格的审查，要求就是绝对效忠蒋介石。
别动队成立后，立刻被派往江西，参与对红军的围剿。
和正规作战部队不同，别动队的主要任务，不是在前线作战，而是在红军撤离的区域，推行保甲制度，开展清乡行动，搜捕党员、伤员和进步群众，同时监视国民党地方官员和驻军的动向，整顿地方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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