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

一声巨大而沉闷的爆响突然撕裂了夜晚的空气，气流似乎都在这一瞬间震颤了一下。

法蒂玛几乎是出于身体的本能，瞬间扔掉了手里刚买的热奶茶，双膝重重地砸在青石板路面上。她双手死死抱住后脑勺，整个身体蜷缩成极其微小的一团，紧紧贴在一处花坛的石壁边缘。

她的眼睛紧闭着，心脏在胸腔里像一头发疯的野兽般疯狂撞击，呼吸急促得仿佛要将周围的空气抽干。她在等，等那阵熟悉的、带着浓烈硝烟和焦糊味的冲击波席卷而来，等周围响起此起彼伏的惨叫声，等漫天的碎石和玻璃渣像雨点一样砸在自己的背上。

一秒，两秒，三秒……十秒过去了。

没有热浪，没有血腥味，没有刺耳的防空警报，也没有人尖叫着四处奔逃。

不远处，一个穿着白围裙的中国大爷正笑呵呵地摇着一个黑乎乎的铁葫芦。刚才那声巨大的“爆炸”，不过是他刚刚打开的老式爆米花机。

随着那一刻的声响，一团白色的热气腾起，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浓郁的、甜丝丝的玉米焦香味。

周围的中国游客不仅没有惊慌，反而爆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几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孩甚至兴奋地拍着手，欢呼着跑过去排队买爆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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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蒂玛愣住了，她呆呆地坐在地上，看着这人间烟火气十足的一幕，突然间，温热的眼泪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夺眶而出。她把脸埋在双手里，在熙熙攘攘的中国街头，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

她不是因为害怕而哭，而是因为一种难以名状的、极其强烈的震撼与委屈。她突然意识到，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巨大的声响并不总是代表着死亡和毁灭，它也可以仅仅代表着甜蜜的食物和孩子们的欢笑。

法蒂玛是一个出生于1980年的伊拉克女孩，也是一名战地摄影记者。

对于一个80后的伊拉克人来说，“和平”这个词，仅仅存在于字典和祖辈遥远的叹息里。

她的镜头里，很少有鲜花、笑脸和宁静的午后。她的储存卡里，塞满的是残破的清真寺、失去双腿的士兵、在废墟中抱着死去孩子恸哭的母亲，以及那些有着一双双惊恐大眼睛的孤儿。

三个月前，在巴格达郊区的一次采访中，距离法蒂玛不到五十米的地方，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冲进了一个集市。巨大的爆炸将她整个人掀飞了出去。

当她在医院醒来时，左肩被弹片深深划开，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抹平的狰狞疤痕，而她的左耳也因为巨大的声浪导致了轻微的听力受损。

身体的伤口在药物的干预下逐渐愈合，但灵魂的创口却在深夜里不断溃烂。她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任何突然的声响，哪怕是重重地关门声，或是汽车轮胎的爆胎声，都会让她瞬间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她整夜整夜地失眠，大把地掉头发，整个人迅速地消瘦下去。

她的一位中国记者朋友实在看不下去，极其严肃地对她说：“法蒂玛，你必须离开那里一段时间。去中国吧，去我的家乡看一看。你需要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让你的灵魂重新学会呼吸。”

就这样，带着迷茫、疲惫和一身的伤痕，法蒂玛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初到中国的前几天，法蒂玛的神经依然是紧绷的。她习惯性地在走路时观察四周的制高点，习惯性地在进入餐厅时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甚至在看到街边停放的无人看管的面包车时，会下意识地绕开走——在她的经验里，那往往是汽车炸弹的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