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对伊战争已进入第四周，战火的影响正迅速超出中东范畴。无论是能源安全，还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都在经历深刻冲击。
对奉行“现实主义”与“以实力求和平”的特朗普政府而言，对外军事干预的借口各有不同——对委内瑞拉打着“打击贩毒集团”的旗号，对伊朗则以“屠戮人民”的罪行相称。特朗普政府究竟想从这些军事干预中获得什么？其行为背后的逻辑又由何种动力驱动？此外，这场战争究竟是国际秩序走向崩塌的必然产物？它是否会显现出日益持久且深刻的文明对抗？
-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伊朗在48小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对伊朗“各类发电厂”发动打击并将其摧毁。图源：路透社
郑永年教授认为，目前关于伊朗战争的几种归因和解释，如能源之争、美国被以色列“绑架”、维持霸权、文明冲突论等，均较为偏颇。尽管这场战争依然表现出一些特殊性，尤其是能源与宗教、世俗利益与宗教利益等因素的交织，但仍是一场综合性战争。
而理解伊朗战争的关键，还是要回到战争发起人特朗普及其“特朗普主义”。在郑教授看来，我们可以用“3+3+3”框架对“特朗普主义”加以把握。
首先是特朗普的“三个背景”，即移民后代身份、商人出身与宗教情怀，共同塑造了其民粹动员能力、果断决策风格，以及超越世俗意义、带有强烈信仰色彩的行为逻辑。
其次是特朗普的“三个代表”，在国内政治上，特朗普主义同时代表硅谷高科技资本、美国最保守的传统文化以及劳工阶层的利益。
最后是特朗普的“三个追求”，即在国际层面对地缘政治空间、西方文化空间和经济空间的追求。在地缘政治上，特朗普主义固守并整顿西半球，推行“离岸平衡”，借助以色列、日本、英国等地区支点维持影响力；在文化层面，特朗普主义强调西方传统文化认同；在经济层面，则将亚太视为未来全球经济重心，因此美国对亚太的战略投入和压力只会持续上升。
在郑永年教授看来，若探寻比特朗普个人因素更深层的战争起因，则是国际秩序本身的崩塌，包括全球经济失衡，以及联合国体系和战后国际机制约束力的持续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政治也失去了原有平衡：技术革命推动生产力、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而其治理体系和政治上层建筑却难以适配。当既得利益之间的矛盾无法化解时，最终就可能演变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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