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孔瑶竹
抗战胜利后，面对“建国与救国”的双重困难，许德珩、潘菽、梁希等一批学者深刻认识到：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唯有将“科学”与“爱国”“民主”结合，才能为国家谋复兴、为人民谋福祉。黄汲清作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其一生对科研报国的坚守，彰显了一位九三学社社员为国分忧、为民尽责的责任担当。
坚持科学报国
黄汲清原名黄德淦，1904年出生在四川仁寿县青岗场的乡绅家庭。在父亲教育下，黄汲清兄弟自幼就知道康有为、梁启超，立下为中华民族争光的志向。当时黄汲清偶然从同学处借来一册中国地理图，用薄纸一省一省地将地图拓绘下来。他说：“当时中国国土形似一片秋海棠叶，从此这片秋海棠叶就深深地印在我心中，永不褪色。”
五四运动把《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带到川渝。黄汲清积极参加街头演讲、清查仇货（日货）等进步活动，他说：“我当时的想法是，年轻人必须学到真正的本领，尤其是科学技术，才能为国效力，也才能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
1923年，黄汲清在参观永利碱厂和大沽炮台后说：“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痛苦与抗争。”1924年夏，黄汲清考取北大地质系。为表明自己将科学与报国的使命融为一体，他给自己改名为“汲清”，意为广纳新知，博览群书，由此开启了长达70余年的地质学研究生涯。
在北京大学，黄汲清在王烈、葛利普、李四光、谢家荣、孙云铸等人的课堂上颇有收获，还参加过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联合考察，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
1929年3月，黄汲清前往西北和西南考察，先后走访秦岭、汉中等地。在秦岭，他们对当地的地层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发现并纠正了前人一些地质研究中的错误，弄清了汉水以南大花岗岩体的地质属性。在四川，他们深入研究了地质构造，特别是二叠纪和三叠纪的地层，确认了大部分地区的地质特征，对这些区域的化石进行了大量采集，并总结出了新的地质理论。
这些地质考察成果，不仅为中国的地质学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实地调查材料，黄汲清完成了《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中国南部二叠纪珊瑚化石》《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等6部专著。其中，《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地层总结，奠定了中国二叠纪地层划分的基础，受到国内外地学界的高度评价，地质界称黄汲清为“黄二叠”。
划时代的地质构造研究
1945年，黄汲清根据实地考察的一手资料，完成了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首次系统划分了中国的基本构造单元和大地构造旋回，全面论述了中国及邻区的大地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历史，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名论断。这对我国地球科学研究和矿产普查勘探起到了长期的指导作用，被称为是“亚洲大地构造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著作”。
1947年，黄汲清主编了中国东部14幅国际分幅地质图和中国地质图。这是我国地质界首次编制的系统性全国地质图件，总结了我国20世纪40年代末以前地质调查的全部成果，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1956年，黄汲清在“中国第一次新构造运动座谈会”上作“中国新构造运动的主要类型”主题报告，该研究奠定了中国新构造研究的基础。中国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专家刘东生回忆，“在中国召开第一次新构造座谈会时，地震学界对新构造几乎一无所知，大家认为中国没有新构造，也不理解什么是新构造。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要依赖苏联的经验。黄汲清的报告使大家耳目一新，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新构造，且令人吃惊的是，黄先生展示的工作早已完成，这显示出他对这一问题的敏锐洞察力。”
1958年，黄汲清开始主持编制中国大地构造图。他凭借丰富的地质学知识与经验，整合了中国各地的地质数据，精确地勾画出中国复杂的大地构造图，不仅为地质学界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矿产资源的勘探提供了指导。
在绘制过程中，黄汲清通过对不同地区地质结构的分析与比较，提出了多轮回褶皱运动、深断裂带和地台—地槽划分等新的构造理论。这些理论对后来的地质研究和矿产资源开发，特别是在发现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
黄汲清还提出编制全国综合地质图件的宏大构想，主张通过“大协作”的方式，形成一套包含地质图、大地构造图、成矿规律图等多种要素的地质图集。这一提议获得了地质部的全力支持，于是黄汲清迅速组织了团队进行编制工作。在广东、福建、乌鲁木齐等地的试点工作中，黄汲清亲自参与指导，确保图件的精确性与实用性。
通过这一系统工程，黄汲清为中国地质事业提供了一整套科学工具，这些工作在中国地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适用于矿产资源的勘探，还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障，深刻影响了中国地质学的发展进程，也为世界地质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打破中国“贫油论”
自赴欧美多国勘察调研后，黄汲清便致力于国内石油天然气资源勘探。
黄汲清始终坚信四川盆地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的可行性。1938年到1939年，黄汲清在四川隆昌发现圣灯山气田，并在威远、江油等地开展油气调查。他在四川盆地证实：陆相地层同样能生成、储存油气，直接冲击了西方“海相生油、陆相贫油”的核心思想，并形成了从川渝找气到西北找油、全国找油的理论链条。
新中国成立后，访美归国的黄汲清拒绝了台湾大学的邀请，回到重庆北碚，为西南地区地质研究事业奠定基础。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国家地质部，他作为核心成员肩负起新中国石油勘探的重任。1954年，黄汲清调任北京，担任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工作重心由综合矿产资源普查转向了全国范围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
1954年底，黄汲清与谢家荣共同筹备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1955年2月，地质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黄汲清根据多年实践和地质理论提出：陆相地层具备石油生成和储藏的潜力，特别是在四川、鄂尔多斯、松辽等大型沉积盆地，具备广阔的石油前景。
不久，五支石油普查队伍分赴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和华北平原展开大规模油气普查工作。黄汲清全程参加野外检查并指导工作。
在新疆，黄汲清指出，准噶尔盆地的山前带具有较大的油气勘探潜力，对勘探方向提出指导意见，并在柴达木盆地发现了许多具有潜力的油气构造，建议加大勘探力度，为后续的油田发现奠定了基础。在四川，检查组对川西、川南地区的侏罗系和白垩系构造进行了细致的地质分析，黄汲清提出了具体的勘探方向和方针。在松辽平原，黄汲清指导技术员对松辽平原的第三纪和白垩纪沉积层进行了详细的地质勘查，初步确认松辽平原具有良好的石油潜力……
1956年，地质部恢复石油地质局，黄汲清被任命为总工程师，肩负石油勘探的核心任务。1957年初，他主持编制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为全国石油勘探指明方向。同年3月，黄汲清主持召开第三次全国石油普查会议，并作题为“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报告，阐述了中国各大含油区的勘探潜力。中国油气田的开发实践验证，黄汲清的工作基本准确预测了未来数十年的石油勘探走向。
1959年9月26日，松基3井成功钻探出油，标志着大庆油田的发现，成为中国石油史上的重大突破，为国家提供了急需的石油资源，彻底打破了“中国贫油”的论调。
以科学精神服务参政建言
黄汲清认为，只有真正尊重科学规律，才能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不仅在工作中始终坚持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在科学共同体建设和议政建言中，黄汲清也展示出了极强的组织能力与民主协商精神。
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黄汲清呼吁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四化建设贡献力量；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他围绕人才选拔、尊重科学规律等问题提出重要见解，推动国家重视和支持科技人才，助力我国科研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在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他提议尽早整理编写中国科学社、中国地质学会等学术团体和科技组织的史料，并就能源与水利资源开发提出建议，为解决能源危机、减少环境污染提供思路……
凭借崇高的学术地位和富有前瞻性的科学建议，黄汲清在参加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期间，受中共中央书记处邀请赴中南海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同志与黄汲清等学部委员亲切交流，共同探讨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的方向。
1984年，黄汲清在中国石油学会组织的座谈会上，结合我国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实际，强调大型盆地沉积的多层生油、多层储油体系的重要性。这一理论为我国油气资源的科学勘探构建了新的理论框架，有力推动了油气勘探技术的发展。
1980年12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举办的“科学发现经验座谈会”上，黄汲清分享了在大庆油田勘探、大地构造研究、内蒙古铬矿勘查等领域的实践经验，激励青年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探索未知。
在九三学社七届四中全会及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黄汲清当选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委员会副主任，他为筹措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建言献策，建议覆盖科学研究资助各方面，同时为中国地质学史专辑编纂、国际地质科学学术交流提供专业指导。
接续奋进的地质报国志
黄汲清说：“地质工作者的生命有限，但地质事业长青。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不仅在于完成当下的科研任务，更在于培养出能够超越我们的下一代。”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推动他将大量精力投入人才培养和学术传承的制度化建设中。黄汲清一生培养出27位院士，在油气勘探、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为国家持续作出贡献；设立“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激励青年学者投身地质事业，推动科技进步，服务社会发展。
黄汲清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理念。他在地质部地质研究所任教时，每周组织“野外标本解读会”，要求学生对标本展开从岩性到含油气潜力的全链条分析，还常带学生赴北京西山等多地开展野外考察，其野外记录被当时的苏联专家称赞“无需加工即可做教科书”。他倡导学术争鸣，鼓励自由讨论，鼓励青年学者创新，虚心向青年学习，这种开放包容的治学态度，为教育现代化注入了“终身学习”“教学相长”的实践内涵。
黄汲清以自身科研突破为科学教育提供了素材——他提出的“多旋回构造运动”理论、证实的“陆相生油理论”，不仅颠覆传统认知，更成为地质科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他主编的《中国地质学》被译为多国文字，为科学教育提供了权威教材。他还强调地质学史研究的价值，让真实的学科发展经验助力科技与建设事业，这种“以史明学”的思路，极大丰富了科学精神的培育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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