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14日，一架TBF-1“复仇者”式轰炸机投下炸弹，目标是当时由日本军队占领的菲律宾马尼拉造船厂。
无论是在乌克兰、巴勒斯坦，还是在波斯湾，空战都已成为当代武装冲突的核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殖民地冲突中的初步尝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迅速摧毁敌对政权而进行的系统化应用，空中力量自始至终都被构想为一种针对平民的大规模破坏工具。
自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平民首当其冲成为这场冲突的最大受害者。目前的死亡人数至少已达到2000人，其中包括该国南部城市米纳卜的约150名女学生。
这种惨状并非特例。事实上，近年来的武装冲突——尤其是乌克兰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冲突——本质上都是空战。与军方所谓轰炸日益“精准”的宣称截然相反，这些冲突延续了空战的历史轨迹：炸弹之下，平民往往是最先倒下的亡魂。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人们对空中武器的想象始终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紧密相连，认为它能够将城市夷为平地，甚至让整个人群灰飞烟灭。
早在1670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兼博物学家弗朗切斯科·拉纳·德·特尔齐就提出了一种类似“飞船”的飞行器构想。然而在提出这一设想的同时，他也向同时代的人发出了警告，指出这种机器可能具备极其可怕的破坏力。
1783年孟格菲兄弟发明的热气球。
一个世纪后，孟格菲兄弟的发明终于让人类腾空而起。在当时围观的人群中，普鲁士工程兵中尉海涅对热气球展现出的军事潜力印象深刻。
但他坚信，由于所有交战国都将面临同等的毁灭风险，各国“很快就会达成共识，制定规则以禁止将航空器作为制造恐怖的工具”。
到了19世纪，航空技术的进步再次点燃了人们对世界和平的希望。因为事实证明，热气球的操控难度极高，根本无法用于执行轰炸任务。
当时，包括维克多·雨果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天真地认为，航空技术将把世界各地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
他们推断，既然所有国家都拥有了利用空中武器摧毁他国的能力，同时也面临被摧毁的风险，战争必将成为历史。这种理念与后来主导20世纪下半叶的“核子和平”理论如出一辙。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未来主义著作的出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想象。在这些作品中，世界和平往往要建立在对所谓“劣等”民族发动国际空战的基础之上。
塞缪尔·W·奥德尔在1898年出版的《最后一战或英语的胜利》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书中描绘了美国用“永不熄灭的烈火”轰炸非英语人群，以此建立“世界合众国”并确保“永久和平”的狂想。
人类历史上的首次轰炸并没有带来所谓的世界和平，反而证明了空中力量是实现“总体战”的完美工具。
这次轰炸由热那亚飞行员朱利奥·加沃蒂发起。当时，他正随意大利军队参与对抗奥斯曼帝国、征服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1911年11月1日，正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朱利奥·加沃蒂决定随身携带一枚炸弹，并将其投掷在艾因扎拉绿洲上，因为他前一天曾在那里发现了一群武装人员。
这片距离的黎波里约15公里的小绿洲，不仅是武装分子的潜在集结点，更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系统，是当地平民赖以生存的家园。自此以后，加沃蒂不仅将一种全新的战争武器带入现实，更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打击目标：将军事设施与平民百姓混为一谈的“混合目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航空兵逐渐确立了其不可或缺的军事地位。它最初仅被用作侦察工具，但很快便具备了跨越前线打击后方目标的能力。
攻击对象不仅包括军事基础设施，甚至蔓延至巴黎、鲁昂和伦敦等繁华都市。
1918年4月1日，英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独立的空军——皇家空军。这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刚一结束，皇家空军就迫切需要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以保住其独立军种的地位。
经历了残酷的堑壕战之后，空军被包装成一种能够拯救士兵生命的神奇武器，但代价却是牺牲无辜平民。
为了维持在殖民地的统治，英国王室开始采用“治安轰炸”策略，试图在不派遣地面部队的情况下镇压反抗。时至今日，当美国或以色列等国家企图在不危及本国士兵生命的前提下，维持或强加其所谓的国际秩序时，依然在奉行这一军事教条。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殖民地军队由于难以直接剿灭隐匿于荒野中的起义者，便将矛头对准了被殖民者的社会经济空间，企图从根本上瓦解反抗力量。
例如在1925年10月18日，为了镇压叙利亚爆发的反殖民起义，法国空军对大马士革的穆斯林聚居区进行了狂轰滥炸。这些历史片段深刻揭示了空中武器在结构上所带有的种族主义色彩：它最初被大规模使用，正是针对那些被视为“未开化”、因而“可以随意轰炸”的弱势群体。
自1899年首届和平会议签署《海牙第一公约》以来，欧洲平民在理论上确实获得了免受轰炸威胁的保护。由于不愿束缚自身的军事创新能力，各殖民大国坚决反对全面禁止使用空中武器。
因此，在当时的规则框架下，只要空袭的借口是打击军事目标，那么空袭行为就被视为合法，哪怕它实际上造成了严重的平民伤亡。
除了以平民的生命为代价来保护己方士兵外，空中武器的威力还建立在一个未经任何科学研究证实的心理学假设之上。英国皇家空军创始人兼空战理论家休·特伦查德曾断言：“轰炸带来的精神震慑力，其效果是物质破坏的20倍。”
他甚至妄想，狂轰滥炸能逼迫平民揭竿而起，推翻本国政府。正是这一至今仍在主导空战逻辑的荒谬预设，为无差别轰炸城市和平民提供了所谓的理论支撑。
意大利空战理论家朱利奥·杜黑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迷信。他在1921年出版的《制空权》一书中宣称：“凭借其几乎无限的破坏力，空军单凭一己之力就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这无疑是对空中武器诞生之初那种狂热想象的重塑。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为了在表面上迎合国际法的要求，各国空军开始偷换概念，将“军事目标”的定义无限扩大，最终将整座城市及其中的平民都纳入了合法打击的范畴。
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空战对欧洲人而言已不再是纸上谈兵。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针对杜兰戈、格尔尼卡和巴塞罗那等地的轰炸日益频繁。
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将这种空中屠杀推向了顶峰。当时，无论是德国空军、英国皇家空军，还是投入巨资研发四发重型轰炸机的美国陆军航空军，其战略家们都盲目相信，战略轰炸能够彻底摧毁敌国平民的抵抗意志，从而迅速赢得战争。
于是，他们肆无忌惮地将炸弹倾泻在城市上空。在整个冲突期间，城市本身被异化成了军事目标，这反而让军方得以堂而皇之地宣称，他们进行的是所谓的“精确打击”。
现实却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无论是纳粹德国对英国的“闪电战”，还是盟军对被占领欧洲的战略大轰炸，无一例外都遭遇了彻底的失败。事实证明，空袭从未能击垮民众的士气，即使在轰炸最猛烈的时期，敌国的经济生产也未曾陷入停滞。
这场惨无人道的空中绞肉机，最终在欧洲夺去了超过60万平民的生命。战争结束后，人们很快达成共识：战略轰炸堪称“整场战争中最大的战略失误”。
讽刺的是，在纽伦堡审判中，盟军甚至主动撤销了对纳粹德国轰炸罪行的指控，其险恶用心在于防止国际法反过来限制自己未来对空中武器的使用。
面对战略轰炸惨淡的实际效果，军方非但没有反思其残忍性，反而将其归咎于炸弹的破坏力还“不够大”。随着原子弹的爆炸和早期导弹的升空，空中力量被推入了一个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新纪元。
尽管技术在不断迭代，但对于手无寸铁的平民而言，空战带来的暴力体验却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梦魇。
例如，在1940年夏天至1944年9月期间，诺曼底地区的居民曾遭受盟军空军的密集轰炸。如今，他们往往会将自身那段痛苦的记忆，与当代冲突中发生的各种轰炸惨剧联系起来。
亨利·伯纳德便是其中的典型。1947年，他将自己亲眼目睹的盟军轰炸圣洛市的惨状，与德国空军摧毁格尔尼卡的暴行相提并论。
空袭特有的那种令人窒息的不确定性；防空警报、战机轰鸣与炸弹坠落交织出的死亡交响曲；躲避在阴暗地下室、地铁站、剧院和学校里的恐惧；爆炸瞬间感官被瞬间剥夺的茫然；空气中弥漫的刺鼻硫磺味与焦糊味；昔日温馨的家园瞬间化为断壁残垣。归根结底，无论是面对1937年落在格尔尼卡的炸弹，还是2026年砸向米纳卜的导弹，人们在死亡面前的绝望体验如出一辙。
更为荒谬的是，军方至今仍错误地迷信，空中打击能够摧垮民众的抵抗意志并颠覆敌对政权。这曾是盟军领导人对抗第三帝国时的幻想，如今也成为了唐纳德·特朗普对付伊朗时的指望。
外界分析指出，轰炸的唯一实质性作用，不过是通过对目标进行不彻底的破坏来保全己方士兵的性命。这种不彻底性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休止的后续军事行动，而这一切的代价，都是无辜平民的鲜血。
因此，尽管从技术层面上看，今天的空中武器其威力已远非20世纪初可比，但为了掩盖其残忍本质并为其披上“精确打击”的合法外衣，军国主义的宣传话术玩弄起了一个卑劣的把戏：在空袭发生之后，再回过头来重新定义所谓的“军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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