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那顶没戴上的作训帽|卫生队|司务长|排长|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新兵连

作者：持戒留白（山东菏泽）

记忆中那顶没戴上的作训帽——川藏线上的生死与记忆

那是一九九零年三月，我从山东菏泽应征入伍，来到四川省江油市的武警交通第一总队三支队新兵连。我被分在新兵连四班，训练我们的班长叫郭占树，是河北人。六月份新兵连结束后，我被分到了三支队六连（也叫六中队），而郭占树在新兵连结束后便休假回河北老家探亲了。当时六连驻扎在江油市涪江二桥不远处教导队的院子里。

到六连不久，大概七八月份，我便随大部队沿川藏线一路向西，经过二十一天的跋涉，到达西藏波密县。武警交通三支队就驻扎在波密县城驻地扎木镇。一个月后，郭占树休完假，驾驶东风汽车随车队拉运物资也到了波密县的六连。当时我在六连四班，郭占树在汽车班（三排）当驾驶员。他是1988年入伍的兵，他的师傅叫王立波，是1982年从陕西入伍的老汽车兵，志愿兵。

十月份的一天，连队炊事班烧火做饭的木头不多了，连里便派他们师徒驾车和六连三排一个班（大概是八班）的战友去波密县的一家木材厂拉废弃的边角料，买回来当柴火用。

就在前一天，我参加挖菜地种大白菜，休息时和同年度入伍的老乡王福华追逐打闹，脚被木板上的钉子扎了，伤情不算重。到卫生队包扎后，班长照顾我休息两天，只负责帮班里打打饭菜之类的轻活，空余时可以在营区内自行活动。第二天午饭后，我在连队后面与卫生队之间路边的卫生间里碰见了郭占树，他叫我和他们一起去木材厂拉木头，理由是反正坐车，脚痛不碍事，“军人嘛，小伤口没事的……”说是坐车，其实一辆东风货车，驾驶室准乘三人，分别是驾驶员郭占树、随车师傅王立波，还有司务长。

当时我戴的是大沿帽，担心人站在东风车的车厢次被风掉，郭占树让我去拿作训帽子。结果我去换帽子的时候，他们没有等我，车先开走了。

后来，那辆车翻了。王立波和郭占树都翻进了江里，被水冲走；李来明则摔在了悬崖边上的树丛里。我们闻讯赶去救援时，已经来不及了，李来明是我同乡，是乘同一个车皮从鲁西南应征入伍的，他牺牲在翻车的事故现场的悬崖底……郭占树牺牲后过了大半个月尸骨才被找到，当时是在波密县城西面卡达桥还要过去迫龙沟的江水中被发现的。执行这项打捞任务的有张文学，他驾驶东风车，是八五年兵，甘肃兰州人；还有三排副排长韩晓刚，留着非常密的络腮胡子，四川人，个子不太高，却有关公相貌，帅极了，大伙在背后亲切地称他为“韩大胡子”。而我那时还是刚入伍第一年的新兵。

在寻找郭占树同志遗体的途中，我们来到了卡达桥以西、迫龙沟江下游的江边滩沿。韩晓刚副排长选择了一处江面较宽、水势稍缓的荆棘丛林搭建帐篷。这里地势平坦隐蔽，还有被江水冲到滩沿上晒干的木头，这种木头更容易点燃，便于生火做饭。更重要的是，在此处搭建临时帐篷，还能避开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威胁。这是多年在生命禁区野外生存积累下的经验，韩晓刚副排长一边搭帐篷，一边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

这个位置相对隐蔽，又便于观察江面。那顶简易的帐篷很小，只容得下两三个人。每到夜晚，我们便两人就寝，一人站岗。做饭用的是石头架起的小铁盆，木材是从河道里捡来的废旧干木，就地取材。为了夜里生火取暖，也为了驱赶野兽，我们让那堆柴火昼夜不熄。睡觉时，他俩为了照顾我这个刚入伍的新兵蛋子，让我睡在中间，把唯一一件执勤时才用的制式雨衣铺在地上为我防潮，把最温暖、最安全的位置留给了我。

负责驾驶东风货车的师傅张文学同志是名志愿兵。为人忠诚老实厚道，车技极好，我私下里也叫他师傅。带队的排长是三排副排长韩晓刚，说是带队，其实就是个小组的组长。在生命禁区高原的冬夜，他会用身体紧贴着我，用他的体温为我取暖。

在青藏高原的十月，面对战友离世，心情本已沉痛冰冷到了极点，可我却得到了这样一份深厚的温暖。每每想起他们，想起这份温暖，足以温暖我人生中的每一个冬天。

司务长是位少尉排长，翻车时他被甩出了驾驶室，保住了命。那场事故中一同牺牲的还有王海军等好几位战友，只是名字不太记得了。

与那些牺牲在无人区的战友相比，能安葬在波密县烈士陵园内的战友，对牺牲的武警交通兵来讲已是幸运的，牺牲在迫龙沟、通麦天险的战友，好歹还有个墓碑让人祭奠。

王立波先后埋葬了两次。第一次在多次搜寻尸骨未果的情况下，连队为他立了衣冠冢；后来当地藏民发现尸体报告部队，经部队确认后又重新安葬了一次。王立波是目前唯一一个一人有两座坟的烈士。

那些年，川藏线上的生死不过是一脚油门、一段悬崖、一次没有等到的同行。我时常想起那天午后的卫生间，郭占树笑着叫我上车的样子，也想起那顶我回去拿却最终没能戴上的作训帽。他们留在了西藏的山水里，而这些活下来的和后面参加进来的人，替他们把路一直修到了今天。

我想，不单单是今天，还有明天，后天和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