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研究讲义》是一部聚焦工业革命研究的学术讲义著作。作者以全球视野下的工业革命研究进程为视角，对19世纪以来学术界最主要的工业革命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区分了“革命说”与“渐变说”这两种关于工业革命的基本历史叙事，考察了经济史研究范式转移的背景下，工业革命研究在方法、诠释与理论上出现的变化，辨析了不同学术观点形成的机理，综合呈现了工业革命的概念源流、经典诠释、理论构建、技术与经济社会变革及多元影响。
《工业革命研究讲义》，严 鹏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女工
男女地位不平等是人类历史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结构，而争取性别权利平等的社会运动，自工业革命时代以来，声势越来越大，真正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女性与工业革命的关系，一直是热议的话题。在2015年美国出版的一本儿童读物《工业革命时代女性的故事：变迁的角色，变迁的生活》中，开篇写道：“在18世纪早期的美国和英国，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他们像农夫那样工作，或用简单的机器生产物品。但从18世纪中叶开始，用蒸汽和煤驱动的新机器开始大规模生产商品。这就是工业革命。一些人被大工厂雇佣来操作机器，另一些人下矿井挖煤。这些人收入低，工作条件差。对工资低于男性且权利更少的女性工人来说，生活格外艰难。”作为儿童读物，这本书对于工业革命的定义之肤浅是可以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它对于工业革命的描述，尤其对于工业革命时期女工生活的介绍，体现的是汤因比等早期学者创立的经典叙事，或者，用汤普森的话说，是一种“灾变论”的观点。
当然，早期的“灾变论”观点并不是完全体现为进步的。20世纪60年代，一位作者针对工业革命的早期批判者写道：“这些批评家认为，工厂要为男女性乱、通奸、卖淫等等那个时代所有的社会问题承担责任。对妇女到工厂中做工这一现象的谴责，隐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妇女的活动空间就是在家里，她唯一正当的角色就是相夫教子。这些人士还指责工厂制度使女孩子脱离了父母的监视性限制，鼓励她们早婚。后来，又有人指责工厂制度使女孩子不懂母爱之道，没有持家能力，还使妇女失去了顺服的美德而养成了奢侈的习惯。”这位作者所言不虚。工业革命冲击了传统的父权制与夫权制，而批评工业革命的人中，既有向前看的进步主义者，也有向后看的保守主义者。
同时，对于19世纪的妇女为什么进工厂做工，早期的流行解释有两个：其一，认为她们的“丈夫喜欢在家里闲待着，靠他们的老婆养活”；其二，认为工厂制度“排斥成年男子，而把‘供养她们的丈夫和家庭的责任和负担’强加在她们肩上”。但是，至少到20世纪50年代，已经有学者指出这两种说法“没有任何统计学上的依据”。事实上，妇女到工厂做工有着很实际的考虑，有的是因为丈夫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全家；有的是寡居或孀居；有的是没有生养子女，或子女已经成年；有的丈夫没有工作或者是季节工；有一少部分人，尽管丈夫的收入已经足够养活全家，但自己还是愿意出来做工，为的是让家里过得稍微舒适点。当然，为工业革命辩护的最佳论点是，工业革命带来了妇女的解放，使她们有了经济上的独立性，而经济独立是人身独立的基础。一位对工业革命持保留态度的学者也不得不写道：“到工厂做工的妇女尽管确实失去了生活中一些最美好的东西，但却获得了独立性……她们挣来的钱是自己的。工厂使她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经济地位，而历史上的妇女们只有羡慕的份儿。”诚哉斯言。
艾薇·平克贝克的《女工与工业革命（1750—1850）》初版于1930年，1969年与1977年分别再版，可谓是一本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研究著作，也是研究工业革命时期女工的早期文献的代表。全书共12章，从18世纪农业中的妇女开始谈起，非常全面地探讨了工业革命进程中英国妇女工作的转变。该书第二编《工业和贸易中的女性》可谓精华所在，分门别类地讨论了家舍纺织业、纺纱业、手工织布业、新式工厂、小型家舍工业、煤矿与金属生意、手工业和商业中的女性。该书搜集并整理了大量数据，如1787—1781年纺纱工的日平均工资等。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女工与工业革命（1750—1850）》具有历久弥新的参考价值。艾薇指出，工业革命开始时，早期工厂雇佣的成年女工人数很少。在过去，纺纱主要是妇女的工作，但刚发明出来的机器需要有高度技能的劳工，于是，更多男性得到雇佣。19世纪初，随着蒸汽动力的发展，机器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复杂，工厂对成年劳动力的需求随之增长，女工的比例开始扩大。1833年的《工厂法》限制雇佣童工后，女工数量有了极大的增长。通过分析家庭账单等史料，艾薇认为，鲜肉消费的增长和着装的进步表明了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女工第一次有了条件去在穿着打扮上悦己。她引用了1832年的一段评论：“工厂雇佣的很多年轻妇女根本不去做她们自己穿的衣服；她们的工作服是在成衣店里获得的，这种现成的衣服在工业区里到处都是；她们星期天穿的衣服，就是非常时髦的那类，无论在何处她们都负担得起，是由一些有名的店铺制作的……”过去，已婚妇女是农业、贸易或家舍工业中的某种类型的工作伙伴，但工业革命使大部分已婚妇女丧失了经济独立性，除非她们走出家门去赚工资，否则她们将在财务上依附于丈夫。对那些单身女工来说，工业革命最大的影响就是赋予了她们社会与经济上的独立性。可以说，艾薇是反对“灾变论”的，并充分肯定了工业革命对于女性解放的意义。或许，艾薇作为女性学者，生活在距工业革命尚不遥远的时代里，有某种感同身受。
乔伊斯·伯内特出版于2008年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性别、工作与工资》是目前较为全面探讨工业革命时期女工问题的新出成果。作为莫基尔的学生，伯内特继承了乃师使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工业革命的基本思路。伯内特在书的导论中写道：“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女性和男性通常不从事同种类的工作，也不获得同样的报酬。这种差异广为人知，而最常见的解释是，这种差异是由歧视和性别意识形态造成的。本书则将用经济动机来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其实，如前所述，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有学者开始用经济动机来解释工业革命中的女工问题了，但是，伯内特的研究使用了更为精巧复杂的数学工具，这是其著作的最大特色。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性别、工作与工资》搜集了大量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女性的职业与工资的数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数据对于读者而言是最宝贵的。例如，她搜集了从1751年到1851年间可以找到的英国各行业雇工性别比的数据。这些行业从羊毛纺织业、棉纺织业、造纸业、手工织布业到煤炭业，涉及面非常广。在利兹的毛纺工厂里，1813年女工比例为26.3%，1830年升至34.2%。1816年，苏格兰棉纺工厂里的女工比例为68.3%，诺丁汉郡棉纺工厂的女工占63.6%，而1833年兰开夏29家棉纺厂的女工比重则为50.7%。1833年，在兰开夏与柴郡的棉纺织工厂里，女性梳毛工占比59.8%，女性骡机纺纱工与接头工占比18.7%，女性摇纱工占比94.6%，女性织工占比56.9%，而女性工程师与技师占比仅0.8%。在1842年有数据可查的5个地区的煤矿业中，仅3个地区雇有女性，比重分别为2.2%、7.9%和29.7%。至于在1840年前后的手工织布业中，女性工人占比通常能达到40%，但也有7.0%的极低值和20.1%的较低值。这些零碎的数据呈现了工业革命时期女性就业的基本图景。
在女性工资方面，伯内特搜集数据的范围时间上从1650年到1843年，行业分布包括农业、家舍工业、教育业、工厂纺织业、手工织布业、金属业和家政业等，地区分布则同样零碎，由资料的可获取性决定。从计件工资来看，1830年曼彻斯特女性骡机纺纱工的工资为每周12—14先令，平均仅为同工种男性工资的47%。1833年伯思郡女性骡机纺纱工的工资为每周9—11先令，为男性的69%。通过分析1833年的样本，伯内特算出了纺织工厂里不同年龄段男女工人的工资比率，发现女孩子和男孩子的工资水平相仿，因为女孩比男孩早熟，但到16岁以后，男性获得的工资就迅速超过女性，两者的差距将持续到男女年龄较老时才缩小。
伯内特的历史研究，论证了自由竞争市场的好处。而她所揭示的历史经验，当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原标题：《解读工业革命，技术进步与社会公平如何平衡？》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严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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