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未获文学奖|卡夫卡|弗朗茨|歌德|沃尔夫|迈尔|马克斯

人们应当为艺术献上一切祭品，但艺术本身不可沦为祭品。

——卡尔·克劳斯致赫尔瓦特·瓦尔登的信

红褐色油布记事本，淡蓝色封面，内有二十页（除了最后一张，其余纸张都已脱离书脊），淡黄色页面，无横线，圆角；长24.85厘米，宽19.8-20.0厘米；两组分别为两张和十八张（原本都是二十张）；线装本（有两处订印）；红色图案；水印类型2a和3a；第19页和第20页为空白。纸页已脱落。

卡夫卡是否能立即认出这个细致描画的物品？这很难说。他见识过一些作家手稿，比如玻璃展柜里的歌德《迷娘曲》的完美誊清稿，圣物般的光泽让前来魏玛朝拜的卡夫卡惊叹不已，他以为是歌德的原稿；他也见识过布罗德和恩斯特·魏斯书桌上墨迹未干的手稿散页和笔记本，充斥着斜杠和旁注等删补的痕迹（更不必提弗朗茨·韦尔弗塞进裤兜和背心口袋的字纸了）。歌德的手稿是神迹，朋友们的手稿则是日常功课。

二十世纪初，也许没有哪位作家会想象自己的手稿——至少卡夫卡是这样——不久后会被测量、拍摄，像埃及古墓中的莎草纸卷一样被细致描述。那时，人们还没对媒介和文字符号的“物质性”特征产生抽象的兴趣。与印刷精美的书页不同，活页簿和笔记本不过是纸质消耗品，卡夫卡会从笔记本里撕下一两页，将私人笔记与文学创作分开，这种做法在当时非常普遍。他还会从笔记本的首尾两端同时开始写，轮番使用钢笔和铅笔、正常书写法和速记法，字里行间夹着思绪飘飞时的涂鸦。如今，激光打印机可以让粗糙的草稿看起来像已完成作品，卡夫卡时代的草稿则尽显写作过程的蛛丝马迹。布罗德把卡夫卡视为文学天才和一种新宗教精神的领军人物，但他会在朋友遗作上毫不犹豫地用红笔添注自己的文字。他曾把卡夫卡独一无二的手稿带到邮局邮寄，有时甚至还当礼物送掉。当然，布罗德也知道，经典作家的巅峰之作会催生所谓“历史评注版”，它将保存和注释每一个能被识别的字符，而他绝对确信——尽管这个想法让他感到不安——未来有一天，卡夫卡的手稿也会被拍摄，并用定影液定型。但布罗德从未想过关注卡夫卡的草稿。干嘛在意那些草稿纸？誊抄干净的定稿才是重要的。在文字鉴定专员抵达之前，布罗德总是卖力地清扫草稿“现场”。

卡夫卡的笔记本

半个多世纪后，卡夫卡的笔记本被放到了看版台上，纸张制造商的水印显露无遗，四叶草图案以特定的顺序排列，左右页面的图案有细微差别。鉴定家根据这一关键细节，就能把卡夫卡随意撕下的某一页重新插回合适位置，确定该页的写作时间。难道还需要更多证据来证明纸上的一切都重要吗？确实如此，什么都被记录下来了：宽、长、颜色、裁剪，还有圆角——如同为“永恒”提供了一纸“通缉令”。然而，原稿仍在缓慢而无可阻挡地退化、受损，卡夫卡这些文字的承载物如今冠上了学术名称，比如：“K Bod AI， 10”，“Bod”代表保存地点——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10”表示卡夫卡的第十本日记。

卡夫卡会注意自己的钢笔尖滑过纸张时的水印吗？他肯定也不会想到，未来某一天，有人将逐字逐句计算他每一页稿纸上的字数。他定会被这个举动逗笑，布罗德则会目瞪口呆。文学学者马尔科姆·帕斯利却发现，使用这种奇怪的鉴定术能推断出《诉讼》个别段落的写作时间，从而为解锁这部举世闻名的经典作品提供宝贵信息，卡夫卡本人甚至没有明确标出小说的章节顺序。深入一个作家的物质遗产，如此刨根究底、抽丝剥茧，虽有些让人发笑，但最终的收获才更重要。当某个绝妙的解决方案诞生，喜悦之情就更为强烈，更富感染力，就像台球桌上一记专业的击球，目睹它接连冲破三四道关，已是非同寻常，最后竟还成功进洞了，真是令人咋舌又叫好。但毕竟我们已经无法回到手稿鉴定术诞生前的时代了，我们渴望用“本真”眼光看待卡夫卡，假如说从前或许有过这种眼光的话，今天则已是一种幻想。

真是一场彻底的灾难。《诉讼》和《失踪者》都没写完，也许根本无法写完。《回忆卡尔达铁路》《乡村教师》《副检察官》《布鲁姆费尔德，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还有两三个短篇——全都支离破碎，无一完成。只有一篇充斥血腥味的《在流放地》得以挽救，修补一番后或许还能发表。这些未竟之作是接连数月殚精竭虑的成果，卡夫卡牺牲了睡眠和假期，甚至牺牲了任何一个休息和放松的机会，他还得忍受头痛、租赁公寓的噪声和战争带来的工作压力。卡夫卡不愿谈论他正在写的东西，故而身边人很难理解他的内心挣扎，只有不放过一丝一毫笔迹的文字鉴定术才使这场存在主义灾难的程度得以显现。

如今，语言创作正遭受更具冲击力和更为迅捷的媒体挑战。并非写作本身，而是写作的冲动已被视为一种过时的热情。卡夫卡的巨大名声使我们更难理解他在写作过程中的绝望感。我们知道，最终他并未失败，我们不禁会问，他究竟还希冀得到什么呢？“最终”这一措辞是对一个已然流逝的生命的回溯与审视，只有拉开历史距离才能从总体上把握卡夫卡所处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从而对他的创作生涯得出完整的判断。对于卡夫卡本人来说，他正处于一个幽暗时期，（或许，很有可能，希望）还有长长几十年人生之路要走，眼下这点成绩根本无法给他带来心灵的安慰，就算他已经知晓并接受了自己的文学地位，他也未必心满意足。

1906年的卡夫卡

为了洞悉卡夫卡的生存境况与身后声誉之间的差异，我们首先得搞清卡夫卡在自我设定的创作目标上究竟抵达了哪一步，已有的写作成果又给他带来了什么影响。《诉讼》相对比较容易评估。卡夫卡为这部小说设计了一种一目了然、容易把控的圆形结构。小说第一页和最后一页，主人公约瑟夫·K.都是孤独一人，而在起点与终点之间，K.的社交圈逐章铺展：房东、租客女邻居、同事、上司、叔叔、母亲、律师、情人，啤酒馆聚餐圈，还有法院本身。卡夫卡是否打算在小说中引入其他法庭场景，或安排一个来自法院外围的法律顾问，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但被告K.的社会关系几乎完全描绘成形。涉及母亲的章节只开了个头，但我们从一些迹象可以推测篇章的走向。尽管小说整体难以捉摸，但我们不会觉得未完成的章节一团模糊，卡夫卡尚未填补的空白必定遵循作品内在的必然逻辑。

出版障碍也已被逐一扫清，马克斯·布罗德为此很是费了一番功夫。卡夫卡从不需要低三下四地求人；他拥有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出版商。不过，卡夫卡好久都没有收到库尔特·沃尔夫的任何消息了，沃尔夫目前根本不在莱比锡的办公室。他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一部完稿的长篇小说——包括《诉讼》。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出版周期非常短，《诉讼》本可在1915年秋季出版，最迟年底。即使不一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战争期间，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排遣——卡夫卡也肯定会得到包括托马斯·曼和罗伯特·穆齐尔在内的知名作家的支持；再等上一段日子，诵读会和颁奖会自然也会接踵而至。到时候，卡夫卡就能拓展人脉，甚至建立新的友谊。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画面啊：卡夫卡与他的翻译们围坐在影响力巨大的卡尔·克劳斯的咖啡馆桌旁，他还会出现在萨穆埃尔·费舍尔的格吕纳瓦尔德别墅的招待宴上……毫无疑问，出版《诉讼》将很快使卡夫卡突破极其狭窄的社交圈，为他带来连布罗德都将艳羡的关系网（既有愉快的，也有烦人的）。

“……日日夜夜的焦灼难安都是因为缺乏自由。”次年，卡夫卡总结道。无须说太多“本可以”和“本来会”之类的话，他就能精准测量自己正在承受的痛苦的徒劳感。战争阻碍了他在最后一刻逃离布拉格，日渐耗竭的精力让余下的自由选项也遥遥无期。不过他依然明白，失败并非不可避免，也并非不可逆转。然而，所有曾经触手可及的梦想与当前布拉格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如此可怕，现实无可救药地充斥着战争引发的焦虑和无穷无尽的加班。1915年1月初，卡夫卡记下了自己的过劳症状。不久后，他搁置了《诉讼》的创作，零零星星续写几个已起了头的故事，他也尝试创作新的小说，放弃旧的构思。4月9日，他在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及“高效的写作”。5月，卡夫卡甚至放弃了写日记，也不再为朋友们朗读新作。这就像一次长长的呼吸，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沉寂。他还不知道，这一回，他的创作停滞期将持续一年半之久。9月，他打算在一个新本子上重写日记，但写下第一句话后，他就确信“不再像从前那样必要”；他发现，在日记里重复旧日的抱怨和哀叹是毫无意义的，从此他只在发生特殊事件，或有不同寻常的际遇，或读了什么有感而发才会写日记，否则就连着好几个星期一笔不写。到了1916年年底，布拉格和周遭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让他几乎无法辨认，卡夫卡决定再次尝试“写作”，来证明生活依然拥有合理性。

在这种情形下，也就不奇怪卡夫卡为何对出版既成作品意兴阑珊了。但也并非总是如此。卡夫卡觉得自己多年的努力在读者眼中必定像昙花一现，文学翻译界也会断定他是一个极简主义者，缺乏创作大部头的耐力。迄今为止，他只出版了两部作品，相当单薄：散文集《观察》仅有九十九页，《司炉》只有四十七页。其他作品零星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且并非主流刊物。短篇《判决》是卡夫卡唯一不自我挑剔并且喜欢大声朗读的作品，也只是发表在布罗德编纂的一本销量不佳的选集里。

卡夫卡也想过要改变现状。他曾向库尔特·沃尔夫提议出版一个短篇小说集，收录1912年写下的作品——至少是他认为拿得出手的几个：《判决》《司炉》《变形记》。他的提议立即得到沃尔夫的响应，“儿子”是计划中的小说集的暂定标题。但卡夫卡在《变形记》的手稿上犹豫不决，浪费了太多时间，沃尔夫既没有催促，也没有询问，更没有像卡夫卡期望的那样，想起1913年4月向卡夫卡做出的“有效声明”。布罗德从未忘记向沃尔夫提起朋友的名字，但两年多来，沃尔夫只给卡夫卡这位害羞的作者寄过几篇评论和出版社年鉴，算是表达了一点关注。1914年8月，卡夫卡听说库尔特·沃尔夫和他的编辑弗朗茨·韦尔弗都去参战了，出版社十二名员工有十个上了前线，卡夫卡也许就不再指望来自莱比锡的任何“关注”。他觉得这样也挺好。如果沃尔夫一反常态，突然问起他的计划和手头正在写的小说，眼下来说绝非好时机，卡夫卡将不得不解释自己为何还没写出长篇。卡夫卡尽可能避免这类话题，何况他已经两度尝试发表《变形记》。他希望至少能发表在某家杂志上，都未果。小说手稿已经在《白页》杂志的编辑勒内·席克勒的桌子上躺了半年，所以眼下，卡夫卡根本不想谈什么出版事宜，他可不想觍着脸求人。

但是，1915年10月中旬，布罗德突然交给他一封来自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信，还有几份刚出炉的《白页》杂志。显然，出版社的人弄丢了卡夫卡的地址，所以才委托布罗德转交。看样子事关重大，而且紧迫到没有时间请出版商本人署名。信上签名的是一位叫迈尔的人。卡夫卡打开杂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变形记》全文刊出了，他甚至没有见过校样。

发表在《白页》杂志上的《变形记》

四十七岁的商人格奥尔格·海因里希·迈尔为人和善，精力充沛，殷勤又唠叨，行事风格和他的胡子一样招人喜欢。迈尔始终如一的乐观态度略显可疑，但没人会认为他和虚伪沾边，他的坦诚作风轻松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迈尔曾两度创办出版社，均以失败告终，一度深陷债务，这在出版界已不是什么秘密。

库尔特·沃尔夫却偏偏聘请此人负责出版社的日常业务。战争爆发后，沃尔夫还提拔迈尔做自己的副手，这个决定实在出人意料，尤其考虑到迈尔从自己挫败的出版事业中无法给沃尔夫出版社“带来”一批作家人脉。虽说迈尔经手的书籍制作精良，但出版方向相当保守。迈尔偏爱家乡文学，专门出版了一本名为《家乡》的杂志，格调与他如今替沃尔夫勉力推广的前卫文学形成了荒诞的对比。更要命的是，迈尔麾下的前作家们热衷于生产爱国主义文学垃圾，而沃尔夫却是唯一一个自始至终拒绝出版战争文学的德国重要出版商。沃尔夫顶多对迈尔的几本珍藏版书目感兴趣，他依然明智地坚持自己的出版标准，也保留了关键决策权。眼下的时局，通信往来，特别是手稿寄送极为困难，沃尔夫无法快速作出决策。所以，迈尔曾前往比利时前线附近向沃尔夫汇报业务情况。但1915年4月，沃尔夫被派往了加利西亚战区，这条沟通途径就此切断了。从那时起，迈尔几乎独自负责出版社的日常运营，包括对作者们的“关照”。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衣着随意的迈尔在沃尔夫出版社首次亮相时，弗朗茨·韦尔弗、库尔特·平图斯和瓦尔特·哈森克勒费尔如何用眼神交流，彼此心照不宣。然而，沃尔夫的奇怪决定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迈尔曾在德意志出版社委托下，花数年时间跑遍各家书店，积累了丰富的营销经验，数不清的谈话使他对什么书能打动零售书商，什么书能吸引读者了如指掌。他发现，读者的阅读习惯越来越受到文化潮流和营销宣传的影响。迈尔就是沃尔夫一直寻找的营销人才。而且，如果没有迈尔务实的销售理念，沃尔夫出版社（既不提供战争诗歌，也不出版前线来信，更没有广受欢迎的前线报道）能否安然度过战争的第一年，压根就是个未知数。一方面，迈尔通过在日报刊登大幅广告（不是为出版社做广告，而是为新书做广告，这种做法在当时非常罕见）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另一方面，他用特惠折扣吸引书商，已经违反了图书出版业的经营原则，立即招致同行对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这种“美国式分销方法”的怨言。谁若从沃尔夫出版社订购三十本古斯塔夫·梅林克的畅销书《魔像》，就会收到四十本。随便哪一个书店的学徒都能掰着手指头算出，根据零售价格，这相当于不可思议的百分之五十五的折扣。迈尔在广告柱上张贴新书海报的手段也让人反感。文学首次被包装成纯粹的媒体事件，制造出可与电影相提并论的轰动效应。广告文案大多由迈尔亲自撰写，为了激发读者的情感反应，他进一步强化广告文案的非严肃性，实际上与书籍的内容毫无关联。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的作品被他包装成了“地道的圣诞礼物”（泰戈尔根本没机会抗议），卡尔·施特恩海姆的小说《拿破仑》——一部采用严谨的分析风格写成的主厨故事，迈尔为之编撰的广告语是“阅读这部中篇小说就像在萨赫（Sacher）饭店用餐”，得知消息的作者气得威胁要“一枪毙了”他。

任何了解营销规则的人都会意识到，如此大张旗鼓的广告宣传远远超出了常规预算。谁来填补迈尔制造的财务缺口呢？当然是作者本人了，答案既简单又有说服力。敢把广告费摊派到作家头上，迈尔的确是出版界第一人：在对广告效益远不像今天这么重视的时代，许多出版社甚至根本没有广告预算，迈尔这一招绝对冒了大风险。为了说服作者，迈尔使出了浑身解数：有据可查，迈尔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追赶一位火冒三丈的作者，一直追到了火车站，并在最后一分钟说服了对方。这一招卓见成效，甚至对金钱特别敏感的马克斯·布罗德也放弃了常规稿酬的四分之一，用来给自己的小说《第谷·布拉赫走向上帝的路》大作广告。

至于作品内容如何，却不在迈尔“营销大炮”的关注范围内。虽然他也会翻阅稿件，会加上某个吸引眼球的标题，多年后他还提起卡夫卡《在流放地》的小说标题。他一再提醒作者要写长篇，虽然他没有读过一行卡夫卡的长篇，却照样许诺会制造轰动效应。对于作者来信，只要不是十万火急，他常常不予答复，任其堆积。韦尔弗既是作者，又是同事，迈尔把韦尔弗的诗集比喻为1914-1915年战争岁月里沃尔夫出版社“寒酸汤盆里唯一的肉腥”，却也拖着不予出版，对韦尔弗倒也不隐瞒。但对能够影响读者和带来营销机会的媒体事务，迈尔就像地震仪一样敏感，行动既独具创意，又百无禁忌。

虽然我们无法复盘迈尔的决策过程，但在对待卡夫卡的问题上，迈尔的做法并无二致。《变形记》对于勒内·席克勒主编的《白页》杂志来说篇幅过大，但席克勒最后还是刊出了，其中是否有迈尔干预的成分？眼下迈尔又向卡夫卡提议，在“审判日”（Der Jüngste Tag）丛书中加入《变形记》单行本，且要抓紧时间，赶在同月出版，随后再出新的精装版《观察》。对卡夫卡沉默数年后，沃尔夫出版社首次急切地想要出版他的作品，卡夫卡未免觉得奇怪。但迈尔有备而来：

不久之后就要给当代最佳作家颁发冯塔纳奖。我们私下获悉，本年度的奖项会颁给施特恩海姆，以表彰他的三部小说《布泽科》《拿破仑》《舒林》。但也许您知道，施特恩海姆是百万富翁，而给百万富翁颁发奖金是不太恰当的。因此，负责颁发本年度冯塔纳奖的弗朗茨·布莱拜托施特恩海姆将这笔奖金——我记得是八百马克——转赠给您，您是最值得赠予的对象。施特恩海姆读过您的作品，如您所见，附在信中的卡片证明他确实喜欢您的作品。

卡夫卡有些气愤，但他不得不承认，这并非坏消息。如此重要的事件，迈尔却说“私下获悉”，谁信呢！这笔奖金来自沃尔夫出版社主要资助人埃里克·施瓦巴赫设立的基金，施特恩海姆和卡夫卡都是沃尔夫的作者；受德国作家协会委托，颁发这一著名奖项的批评家弗朗茨·布莱与沃尔夫出版社来往密切。前一年，布莱还是《白页》的出版人，他也是施特恩海姆的“伯乐”。整件事看起来像是迈尔的营销策略。卡夫卡也已料到，迈尔会干出这种事，而迈尔显然不明白自己在与谁打交道：

因此，您可以期待获得《变形记》的以下收益：（1）《白页》的稿费（我不知道您与席克勒是否有过具体的稿酬协议），（2）“审判日”的稿酬，根据小批量印数也许会一次性支付您三百五十马克，这是“审判日”丛书有史以来支付的最高金额，还有冯塔纳奖的八百马克。所以您真是个幸运儿！

这番说辞对卡夫卡并不奏效。卡夫卡从未见过《变形记》的校样，迈尔认为这不是他的错，而是席克勒和时局混乱的错。迈尔的辩白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作者的权利被忽视了，卡夫卡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迈尔绝不会被一个需要外部施压才愿意走向成功的作者耽误时间，征求卡夫卡意见的信件还在半道上，他就已经交付了《变形记》的印刷校样。几天后，在作者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小说就已经发表了。

不过这之后，卡夫卡终于有机会仔细修订稿子，对他而言，这比稿酬重要得多。但从前与沃尔夫的协议，也就是他的下一本书将包含几个短篇，因为迈尔横插一杠，无疾而终。

卡夫卡稍作思考之后（很可能与布罗德讨论过），准备接受新局面。他曾多次表示，他“非常渴望”出版《变形记》（单行本），无论出版于何时何处。在他写下这个故事整整三年后，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假如他这回再拒绝出版，就让人无法理解了。卡夫卡虽然忍不住讽刺了迈尔几句，但他对书籍设计提出了建议，甚至一反常态，坚决要求封面不要出现不幸的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形象：“请不要那么做！……虫子不能画出来，甚至不能从远处暗示。”幸运的是，这条消息没有被埋没在迈尔堆积如山的文件中，而是传达给了插画师（奥托马尔·施塔克，施特恩海姆的密友），他尊重了卡夫卡的愿望。

可是，冯塔纳奖的奇特颁发方式又该如何解释呢？荣耀归属大名鼎鼎的卡尔·施特恩海姆，奖金却给了布拉格的无名作家？卡夫卡难以接受。

根据您的来信，尤其是您写给马克斯·布罗德的信，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奖项授予施特恩海姆，但他想把奖金赠予他人，可能是我。这样的举动无疑是善意的，但是否有必要呢？这并非关乎奖项和奖金，仅关乎转赠奖金的必要性。在我看来，受赠方未来是否需要这笔钱，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此刻是否急需。尽管奖项或分享奖项对我而言很重要，但我并不情愿接受与奖项无关的奖金，我觉得我无权接受，目前我并不急需这样一笔钱。

事情就是这样。卡夫卡完全可以想象同事和上司（他的上司也是文学爱好者）脸上困惑的表情。他们完全清楚“第三等级第一档工资”的公务员每月的确切收入，他们会好奇，卡夫卡为何需要公开接受金钱馈赠。

卡夫卡并非嫉妒享有特权的施特恩海姆获奖。即使富有的作家也不能免于战争的困扰。不久前，心理状态本就不稳的施特恩海姆不得不暂时放弃在布鲁塞尔郊外的舒适住所（拜他的德国同胞占领者所赐，而不是因为比利时邻居），他的戏剧演出也遭到普鲁士审查员的阻挠。自从他与柏林《行动》圈子有来往后，施特恩海姆成了政治仇恨的对象，不断遭遇军方的刁难，这在布拉格众所周知。即便如此，卡夫卡对转赠的随意感到恼火。不管捐赠者心境如何，为什么就不能写几句友好的话？或者，认识卡夫卡的弗朗茨·布莱至少可以写信解释一下事情原委。难道施特恩海姆真的是被布莱“授意”才转赠奖金的吗？

卡夫卡从迈尔那里没有得到更多信息，迈尔毫不关心通知的形式，只想消除卡夫卡的疑虑，却并不真的把他的疑虑当回事。迈尔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位作者，在突然得到一笔相当于低级公务员半年薪水的奖金后，还推托不肯接受。除了少数几个从事写作的百万富翁，哪位作者负担得起这种怪癖？卡夫卡最终还是同意了接受奖金，甚至也写信感谢施特恩海姆，迈尔肯定毫不惊讶。卡夫卡愿意得到认可，而非施舍。自从柏林受辱以来，他几乎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尊严，他还需要自我克服。“这并不容易，”他向迈尔抱怨，“给一个并非直接告诉我消息的人写信，并且不知道究竟为何感谢他。”也许因为担心朋友们的责备，卡夫卡才决定写这封感谢信。四周后，在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日夜忙碌的迈尔由于巨大的工作压力而晕倒了，获悉此事的卡夫卡可以安慰自己，这不是他的错。

我们不知道，卡夫卡是否从卡尔·施特恩海姆那里得到了回信。他暂时还用不着施特恩海姆赠予的八百马克，他将这笔钱投资了战争债券。这是卡夫卡唯一一次获得文学荣誉，只是当时的他并不能预见这一点。

《变形记》（单行本）初版封面，1916年

几乎所有鼓励卡夫卡写作、激赏或“赞美”他的话都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偏离了方向，这或许最能说明，卡夫卡对同代人而言是一个多么陌生的存在。被一个至少应该对作者水准有模糊概念的出版社负责人称赞为“幸运儿”，这对卡夫卡而言已经是见怪不怪的残酷讽刺，它们不断闪现在生活与文学的摩擦中，而卡夫卡仍保有足够的幽默感——他将这一“特别夸赞”告诉了朋友。他经历过更为糟糕的误判和误解。例如，维也纳作家奥托·斯托斯尔在《观察》中读出了“轻松而真挚的愉快”和一种“源于自身良好状态的幽默”，本意是高度赞扬，但与作品的意图如此不符，以至于卡夫卡对自己的表达能力产生了严重怀疑。

马克斯·布罗德则使用了最高级的赞美。1915年4月，在卡夫卡为他朗读了《诉讼》的两章之后，布罗德在日记中写道：“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布罗德大为震撼，毫不吝惜口头夸赞。卡夫卡乐意看到自己的作品获得共鸣，但他并不喜欢这类与自身体验无关的赞美，甚至丝毫不觉得是夸赞。他曾将自己与格里尔帕策、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和福楼拜等权威作家相比，将他们视为“真正的血亲”——并非从文学成就的角度。毕竟，在文学史长河中，何曾有过像他这样的例子：付出的努力与得到的成果如此悬殊？哪位伟大作家未曾创作长篇小说、戏剧或诗篇？何曾有哪位作家接连数月都没有值得一提的创作思路？而且还非得拥有超乎寻常的平静才能写出一个真实的句子？这种比较本身就是可笑的，甚至布罗德也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性格缺陷、精力不够或缺乏自律，或是神经质完美主义者无缘无故的焦虑。不，是缺乏“素材”，卡夫卡总觉得自己想象力匮乏，这也是布罗德的赞美在他听来有些空洞的原因。

弗朗茨·韦尔弗有过之而无不及。多年来，韦尔弗逢人便夸《变形记》，却仅凭道听途说，甚至在沃尔夫出版社担任编辑时，他都未曾关心过小说手稿，这让卡夫卡相当恼火。现在小说付梓了，韦尔弗终于补上了欠下的功课。他大受震撼，竟一时失语。他终于明白，他确实低估了——或者说误判了那个站在布罗德身后的瘦弱影子。他必须告诉卡夫卡这一点，以弥补错失。该如何赞美这样一部小说的创作者呢？韦尔弗本就倾向于激情过度，此刻更是开足马力，制造出的响动想必吓坏了卡夫卡。恰恰是韦尔弗这个沐浴在自己名声中的永恒青年，这个对人性缺乏洞察，却轻易得到命运眷顾的人，写出了一封卡夫卡一生中收到的最荒谬、最天真、最粗糙，却又最真实的赞美信：

我无法形容我内心的震撼，我的安全感因您而受到了一股有益身心的冲击，我感到（感谢上帝！）自己如此渺小。

亲爱的卡夫卡，您是如此纯粹、新颖、独立、完美，以至于我们应该像对待一位已经去世且永垂不朽的人那样对待您。人们通常不会对在世的人怀有这种感情。

您在最近的作品中达到的成就，确实是以往任何文学作品都未曾抵达的，那就是将一个有始有终、独特具体、几近真实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性和象征性，涉及整个人类的悲剧故事。但我表达得很笨拙。

您身边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一点，不应该再把您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对待。

我深深感谢您，让我有机会对您怀有敬仰之情。

已经去世的人。不是活人。总之不是身边人。卡夫卡一直预见和害怕的东西——现在得到了白纸黑字的证据。

本文摘自《卡夫卡传：领悟之年·1916-1924》，为该书第二章的内容，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