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了新一批高中教科书。部分教科书使用日军“慰安妇”和强征劳工问题“不存在强制”表述，固化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表述。
消息一出，中韩两国几乎同时表达了强烈抗议。
3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第二天就明确表示，“在教科书审定上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模糊史实，淡化和逃避历史罪责，是日方否认和歪曲自身侵略历史的惯用伎俩。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韩国外交部也召见了日本驻韩大使馆总括公使松尾裕敬，当面传达抗议立场。韩国地方政府也同步作出强硬回应，管辖郁陵郡及独岛的庆尚北道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相关教科书通过审定，指出此举会严重误导日本下一代的历史与国际关系认知，敦促日方正视事实、纠正错误。
日本修改教科书，引起中韩两国的不满和抗议，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1958年，日本岸信介政府开启了篡改历史的先河，把教科书里“侵略中国”改成了“进入中国”。从那以后，这种文字游戏就反复上演。
1997年，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立，明确提出要删除关于“慰安妇”等暴行的内容。
慰安妇
2001年，他们编纂的教科书把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成“南京事件”，还说“至今仍有争议”。
这次通过审定的教科书，在关键问题上继续玩着同样的把戏。关于“慰安妇”和强征劳工，部分教材使用了“不存在强制”的表述。
2021年日本内阁就曾通过答辩书，宣称“随军慰安妇”的提法不合适，之后政府就开始系统性地诱导教材删改。这次甚至把“强征”改成了“募集”或“动员”，试图营造朝鲜劳工是“自愿”前往的假象。
领土问题上也是一样。教科书普遍写入“竹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被韩国非法占据”的表述。钓鱼岛则被表述为日本的“固有领土”。这种表述并非出版社自发的，2018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就在《高中生学习指导要领》中明确规定，教师必须向学生教授这些内容。到2026年，政府立场已经直接“渗透”进了教材本身。
关于侵略历史的整体美化更是老生常谈。
日本教科书把侵华战争描述为“进出”中国，把太平洋战争说成是帮助亚洲从欧美殖民统治下“解放”。有教材甚至将卢沟桥事变的起因改为“日军在演习时遭到不明枪击”，把侵略歪曲成“自卫还击”。与此同时，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内容却占据了显著篇幅，让学生从小就形成“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片面认知。
侵华日军
这种系统性歪曲的背后，是日本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的深层问题。
与德国不同，日本大量战犯在战后重新回归政界甚至执掌政权。以“明治史观”为代表的旧历史观在学界和政界仍有市场，认为侵略和殖民是“近代文明的必然”。这导致“皇国史观”等错误思想始终没有被根除。
教科书审定制度本身也成了问题。日本1947年出台《学校教育法》，确立了“民间编写、官方审定、学校选用”的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通过《学习指导要领》和审定环节层层管控，确保政治立场能够贯彻到每一本教材中。右翼组织如“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通过政治影响力向政府施压，迫使文部科学省通过他们编写的教材。
不可否认，“二战”胜利已经70多年，随着经历过战争的世代逐渐老去，新一代日本人对战争记忆越来越模糊。右翼势力利用这一点，长期向民众灌输“自虐史观”的说法，把客观反思历史的行为污名化。有日本历史教育者指出，许多日本人对战争缺乏具体而清晰的认识，甚至有人觉得战争没什么大不了的。
日本国内并非没有正义的声音。历史学家家家永三郎曾数十年如一日向政府发起教科书诉讼，用法律武器捍卫历史真相。一些民间团体持续开展活动，批判教科书篡改行为。2022年，一部揭露右翼势力施压篡改教科书的纪录片在日本上映，引发社会关注。但遗憾的是，这些正义的声音正日益被淹没在右翼势力的叫嚣声浪中。
家永三郎
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基础教育对近现代史的“系统性回避”正在培养出缺乏历史认知的下一代。
据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的调查，由于课程安排紧张，许多高中在历史课程结束前无法完成近现代史部分的教学。一名日本中学教师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曾有学生在历史课后问她“战争是怎么爆发的”，她意识到，课堂一直在讲日本的受害情况，却忽略了战争为何发生，以至于学生在这方面了解极少。
这种教育现状，反过来又在发生现实的政治后果。
在二战之后出生的日本政客中，有不少是在缺乏历史教育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化为国家利益博弈，将历史反思视为“自虐”，将军事扩张包装为“正常化”。这种做法不断激化与邻国的矛盾，导致日本外交陷入孤立。
这也算一种自食其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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