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日媒报道了24日早上自卫队队员持刀翻墙闯入中国大使馆的调查结果，虽然结果出来了，但日本方面并没有一句道歉，只表达遗憾。
更过分的是，25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日本媒体否认“强闯”一词，甚至有消息称，这名不法之徒在审讯时不准中国问责高市早苗，外交部的回应直接反将一军。
事件发生后，日方公开回应了两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在3月25日记者会上表示，肩负维护法律职责的自卫官因涉嫌非法侵入建筑物被逮捕，“令人深感遗憾”。陆上自卫队随后表态，称将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作出严肃处理。
这套措辞的特点很明显：最重的词是“遗憾”，最轻的词是对中方造成的冲击。它更像是对国内受众交代“我们在处理”，而非对外交机构安全问题的实质性回应。陆上自卫队则把责任锁定在个人行为，机构层面只强调“配合”，政治层面则留在沉默区。
东京警视厅实施了技术性补救措施——对中国大使馆实施24小时不间断安保。但安保升级更像给门口加锁，能挡住下一次闯入，却解释不了这一次为何发生，更解释不了一个现役自卫官为何会用这种方式靠近外交机构。
3月25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日本媒体记者提出质疑。共同社记者称，据日媒报道，闯入中国大使馆的自卫队员称其目的是与中国大使交谈，这与中方的表述不符，询问中方对日方说明有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的反问直接且有力：“你见过未经允许持刀进入使馆同大使交谈的先例吗？”
这句话的逻辑很清晰：正常交流靠预约，极端行为才靠翻墙和刀。林剑接着指出，该不法分子为自卫队现役官员，携带刃长18厘米的刀具非法翻墙闯入中国使馆，这是日本警方已经查证的事实，其威胁要以“神的名义”杀死中国外交人员也是不争的事实。日方必须对事件进行全面严肃彻查。
林剑还点出了更深层的问题：这一事件再次反映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也暴露日本政府对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未能履行对中国使领馆和外交人员的安保责任。
事件发酵过程中，一个细节引发外界关注。据日媒报道及中方后续披露的信息，村田晃大在审讯期间提出“不准中国问责高市”。
政客的这类强硬表态，在多数人听来是政治立场展示，但对极端个体而言，可能被解读为“被授权的冲动”。当这种错读落在军事体系人员身上，危险就被放大了。
需要说明的是，不能把个体犯罪直接等同于政客指使，逻辑上站不住。但同样不能把政治氛围完全撇干净，装作两者毫无关系。嫌疑人那句“别问责高市”，反而在主动提醒外界：别顺着这根线查。越不让人问，公众越会问。
有分析将此次事件与日本历史上的“二二六事件”联系起来。1936年，千余名日本陆军“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叛乱，以“尊皇革新”之名行暴力之实，此后日本全面军国主义化，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的评论也点出：日本自卫队人员不同于普通公职人员，更非一般老百姓。就连日本网民也指出，自卫队现役人员在其他国家看来“等同于军人”。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这样的恶性事件前所未有。
中方在表态中反复提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关系基本准则，接受国负有保护外交使团及其人员的特殊责任，应当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外交使团安全受到威胁。
中国驻喀麦隆使馆发布的外交部记者会实录显示，中方已在北京和东京向日方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指出该事件严重威胁使馆人员安全，扰乱使馆安宁、损害使馆尊严，表明日方未能切实履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义务，未能尽到保护使馆及外交代表不可侵犯的特殊责任。
中方在联合国联大六委的发言中也曾明确：驻在国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及其代表的保护，不仅包括事前采取充分的预防保护措施，而且包括事后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惩戒；不仅包括保护使团馆舍及人员的安全，而且包括保护它们的安宁与尊严。
从日本角度看，这起事件的处置面临两难。如果只以“非法侵入建筑物”定罪，外界会质疑是否把重大外交安全风险用轻罪框架包住。如果上升到更高层面，又需要直面自卫队管理、右翼思想渗透、政客言论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恰是日本政府不愿触碰的敏感地带。
目前日方的处理方式是把责任锁进“个人行为”，机构层面降到“配合调查”，政治层面留在沉默区。但问题在于，当事人是现役自卫官，公众自然会追问两件事：他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系统有没有失管失教。只给“个人犯罪”的框架，等于提前关上了第二个问题的门。
外交部发言人的反问，不只是情绪表达，更是在告诉日方：别用话术处理安全问题，别用轻罪框架包住重大外交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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