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大巴车拐过那个弯，消失在树丛后面，我站在村口，还没有动。
那是儿子离开的那天，他考上了南京的大学，是我们镇上二十年来头一个，村长鸣了三声鞭炮送行。我心里有件事，从那天起一直压着，我怕他走出去了，见了世面，回头看见我这个泥腿子妈，开始嫌弃。那种担心，像个影子，跟了我整整四年。他工作第一年秋天，我正在院子里晒辣椒，听见有人敲柴门，开门一看，他站在那里，身后跟着三四个穿着齐整的年轻人，他看见我，笑了，转身对那些人说了一句话，我站在门口，一时没反应过来，眼眶就热了……
我叫曾桂香，今年五十二岁，在贵州一个叫石板寨的小地方种了半辈子地，地不多，够吃，偶尔多点，拿去镇上换钱，日子就这么过着。
儿子叫曾子越，这名字是他爸在世的时候取的，说要出去，要越走越远。他爸走得早，子越十岁，矿上塌方，人没出来，那之后，就是我们娘俩，守着那三亩地，守着那间土坯房，一年一年地熬。
子越从小就读书，读得好，那种打心眼里喜欢念书的孩子，下了地还要在田埂边背课文，我喊他吃饭他应一声，等我端菜出来，人还在那里念，背得眉飞色舞，把手里的锄头举起来当教鞭，指着远处的山，也不知道在讲什么道理给自己听。
我站在院子门口，看着他那个样子，心里有时候觉得好笑，有时候又觉得心疼，有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看着，觉得这孩子，不像是属于这个地方的。
那个念头，是我心里最深处的一根刺，扎进去很久了，一直没拔干净。
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他出去了之后，还会不会回来。
镇上有个老陈，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留在了深圳，一开始还往回打电话，后来越来越少，结了婚，媳妇是城里人，过年也不回来，老陈跟人说起来，眼神是那种被什么东西掏空了的样子，说，他过得好，就行了，就行了。
那"就行了"说了两遍，第二遍的时候，声音就哑了。
我听见那句话，当时没说什么，回家之后，坐在灶台前，把那件事想了很久，想的是，子越以后，会不会也是这样。
我不是不愿意他走，我是怕他走出去了，就再也不认这个破旧的家，再也不认我这个两手粗茧的妈。
子越读书，成绩一路稳着，初中、高中，都在镇上，周末回家，帮我挑水，帮我背肥，吃饭的时候话不多，但会把我碗里挑走鱼刺，会把肉夹给我，会在我咳嗽的时候倒一杯热水放在我旁边，不说话，就放着。
那些细节，我都记得。
但我也知道，家里的条件，是真的穷。
土坯房的墙，到了雨季有一处会漏水，他读初中那年，我用了三条破旧的蓑衣拼着挡雨，拼了一个冬天，雨还是漏。他同学来家里做过一次作业，回去之后，那个孩子在班里说了什么，子越没告诉我，但有几天回来，他话少了，有时候坐在院子里，对着那片山发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想事情。
我没有追问，但我看见了那几天他的样子，看见了他十四岁的脸上，有一种少年不该有的沉。
我那时候想，以后他走出去了，肯定会在意这件事的，肯定会在意这间破房子，在意我这个泥脚杆子出身的妈。
那个判断，在我心里待了很多年，我没有跟他说，也没有跟任何人说，就是压着。
高考那年，他考了六百四十分，全县第一，镇政府的人专门来了，在我家门口放了鞭炮，村长来了，亲戚来了，邻居都来了，热热闹闹的，子越坐在院子里，穿着一件洗了很多次的白T恤，被人拍照，被人问未来的打算，他一一回答，声音平稳，像早就想好了的样子。
那天晚上，人都走了，我在厨房刷碗，他进来，站在我旁边，没说话，等我刷完，把那块抹布递给我，说，妈，你的手。
我用那块布擦了擦手，他把抹布接回去，搭在水缸边上，然后说，妈，我考上了，你高兴不？
我说，高兴，你出息了。
他说，妈，我去了，你一个人怎么办？
我说，你不用操心我，我过了这么多年，缺了你照样过。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妈，我去了也会回来的。
我说，好。
那个"好"，我说得很快，说完就去关了灶台上多余的火，没让他看见我那一刻的脸。
那个"我会回来的"，我听进去了，但我没有完全信，因为我知道，人走出去之后，说的话，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是安慰。
送他走那天，是八月底，镇上的班车早上七点出发，转省城，再转南京。我帮他把行李收拾好，装了一包腊肉，一罐辣椒酱，还有他爸留下来的一块旧手表，他出门前，我把那块手表放进他的包里最里面的口袋，没有说这是什么意思，他看见了，拉上拉链，没有说话。
车来了，他把行李搬上去，转身，站在车门旁边，看了我一眼，叫了声妈，我说，去吧，好好念书，别惦记家里。他点了个头，上了车，车门关上，车动了，从村口那条土路上开走，拐过那个弯，不见了。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才慢慢往回走。
那段路，我走了二十年，闭着眼睛都走得到，那天走起来，格外长。
大学四年，子越每个月打一次电话，每次说的事情都不一样，说课程难，说同学有意思，说南京的冬天比贵州冷得干，说他尝了盐水鸭，觉得没有我做的腊肉香。有一次说，他们宿舍同学问他家在哪，他说贵州一个小县城，对方说，贵州有好多山吧，他说有，山很好看，比你们那里气派多了。
我听见那句话，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你还挺会说。
他说，本来就是实话，我们那里的山，是真的好看。
那次电话，我后来想了好几天，想的是，他说"我们那里"，不是"你们那里"，是"我们"。
但我也知道，说话是一回事，回不回是另一回事。
大一暑假，他回来了，带了一盒南京的桂花糕，说在路上没保存好，有几块碎了，我说碎了也好吃，他坐在院子里，跟我说了很多学校的事，说了两个小时，说到饭点，站起来要帮我做饭，我说你别动，他说我来，两个人争了一会儿，最后他剥蒜，我切肉，一起做完，一起吃了。
那顿饭，是我这辈子吃得最踏实的一顿饭，没有之一。
大二大三，他各回来过一次，大四论文忙，没回来，打了电话，说毕业了一定回，我说好，你忙你的。
毕业之后，他去了南京一家建筑设计公司，说公司不大，但活儿扎实，能学到东西，问我要不要他把工资寄一部分回来，我说不用，你刚开始工作，把自己站稳，我这里不缺。
他说，妈，我知道你不缺，但这是我应该做的。
那个月底，他汇了两千块回来，我没退，收着，那是他出去这么多年，第一次往回拿钱，那两千块我没花，压在那个装他爸手表的旧盒子旁边，放着。
工作那年，一开始他还是每月一个电话，后来有时候一周来一次，说公司的项目，说同事，说有个同事特别爱问他家在哪，他说在贵州，那个同事说没去过，他说那你没口福，那边的腊肉和辣椒，比你吃过的任何东西都香。
我在电话里听着，没说话，但心里有什么东西，松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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