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郭沫若传》《郭安娜传》《百年潮》及相关历史档案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78年春天，北京的一家医院里，一位86岁的老人躺在病床上，生命进入最后的时光。
病房外的走廊里，一位85岁的老妇人拄着拐杖，从大连赶来，站在门口许久。
她叫郭安娜，原名佐藤富子，是这位老人在日本生活二十一年的妻子，也是他五个孩子的母亲。
1937年分别之后，这四十一年里，他们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
老妇人走进病房，短暂寒暄之后，她提起了往昔。病床上的老人低头，长叹一声。成仿吾的夫人在一旁，听见老人说了三个字。
安娜沉默片刻，转身离开了医院。背影佝偻，步履蹒跚。
三个月后，病床上的郭沫若离开了人世，而那位日本老妇人又活了十七年，1995年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枕边放着那一百多封当年的情书，遗嘱里写明要将所有积蓄捐给中国。
【一】东京相遇，改变一生
1916年8月，东京圣路加医院的走廊里，24岁的郭沫若遇见了22岁的护士佐藤富子。
这一年，郭沫若还叫郭开贞，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攻读医科。他来东京，是为了探望患肺病住院的同学陈龙骥。
佐藤富子出生于1894年3月4日，来自日本仙台的一个武士家庭。
她的外祖父佐藤昌介是北海道帝国大学首任校长，拥有男爵爵位，是日本第一代现代农学家，曾留美获得农学博士学位。
她的舅舅稻田昌植同是男爵，身兼农学者与政治家双重身份，担任德岛藩家老稻田家第十七代当主。
她的父亲是北海道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工程师，后来因信仰成为牧师。
这样的家庭背景，注定了佐藤富子从小接受的是上流社会的精英教育。
她毕业于仙台女校，举止优雅，谈吐得体，精通书法与文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家里的藏书楼里摆满了中国古籍，她从小就对中国文化充满向往。
可21岁那年，母亲没跟她商量就给她订了亲，对象是当地一个富商的儿子。
佐藤富子毫不犹豫地离家出走，来到东京圣路加病院，做了一名护士。
郭沫若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在照顾病人。
她穿着白色的护士服，动作轻柔而专业，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几天后，陈龙骥去世了，郭沫若悲痛万分。
这时，他收到从东京寄来的X光片，还有佐藤富子写的一封英文长信。信里，这位日本姑娘用基督教徒的博爱精神安慰着失去朋友的郭沫若。
回到冈山后，郭沫若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给佐藤富子写了第一封情书。
信中写道："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您眉宇间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洁光，就好比一轮光华四射的明月，您的脸放出圣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好像樱桃一样，我爱上了您！"
佐藤富子收到这封信，脸红了很久。在那个年代，日本不流行男子给女子写情书，这让她既震惊又感动。她犹豫了几天，还是回了信。
此后的四个月里，两人连续通信40多次，最多的时候一周写信高达五封。
在千里之遥的东京与冈山之间，两个年轻人鸿雁传情。郭沫若热烈地叫她安娜，她温柔地叫他哥哥。
信里，佐藤富子在信里写下想学医的愿望，郭沫若提笔就建议她报考女医学校。几句鼓励使人心生勇气，佐藤富子抵住家族反对辞职求学。
1916年12月上旬的一天清晨，佐藤富子收拾好简单的行李，辞去了医院的工作，随郭沫若来到冈山同居。
郭沫若为她取了一个中文名字——郭安娜。她欣然接受，从此一直沿用这个名字，终生未改。
她激动地说："我的心，我的灵魂已经入了中国籍！"
可佐藤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之家，断然不允许女儿与一个异国青年同居。
消息传回仙台，佐藤富子的父母暴跳如雷。父亲在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从今以后，你不再是佐藤家的女儿。"母亲则痛哭流涕，说女儿给家族蒙羞。
佐藤富子为了与郭沫若在一起，忍痛断绝了与父母的联系。
她在回信中写道："我把父亲丢了，母亲丢了，国家也丢了……这是怎样悲惨的恋爱，怎样悲惨的缘分哟！"
她与郭沫若的结合让父母至死都没有原谅她。直到她去世，都没有再与娘家恢复联系。
【二】清贫岁月，相濡以沫
1917年3月，安娜考取了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暂时离开了刚筑造的爱巢。
她想学医，想将来能帮上丈夫。可入校一个月后，安娜发现自己怀孕了。5月，她辍学返回冈山。12月，长子郭和夫诞生。
这个小生命的降临让四川乐山的郭家终于松了口。郭沫若给家里去信，报告了儿子出生的消息。
郭家虽然对儿子在外另娶不满，但看在孙子的份上，暂时原谅了他。
可这个小生命的诞生，也彻底堵死了安娜与日本本家复合的路。
郭沫若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咳，寿昌兄：我终竟太把我柔弱的灵魂过于自信了！我们同居不久，我的灵魂竟一败涂地！我的安娜竟被我破坏了！"这份愧疚，让他更加珍惜安娜。
郭沫若是个穷留学生，每月只有48元官费补助，要维持一个家的生活十分艰难。
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业繁重。安娜独自承担全部家务，从洗衣做饭到缝补衣物，样样亲力亲为，让丈夫能够安心读书。他们几经搬家，每次都要支付昂贵的房租。
生活极为清苦。从前出身显贵的豪门大小姐，如今却要为了几文钱精打细算。
安娜有时自己吃红薯充饥，却要给丈夫留些好的。她没有任何怨言，反而觉得这样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为了支持丈夫读书，她对书籍和学习用品的开支从不吝啬，自己的衣服破了补，补了再穿，可郭沫若需要的书她总是想办法买齐。
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补贴家用，没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用磨平的砖头代替。
爱情给了郭沫若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正如他自己所说："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
在五四新文化风起云涌的大潮中，郭沫若创作新诗的热情如火山爆发。
《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等佳作应运而生。
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开一代诗风，在文坛引起轰动。
1919年12月，次子郭博出生。1921年，三子郭复生出生。
接下来几年，五个孩子挤在狭小的租屋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可安娜从无怨言，她炒菜、洗尿布、缝补旧被，换得郭沫若图书馆里读到天亮的闲适。
数年后，郭沫若译作巨著《浮士德》出版，他在首页写道："Anna：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第二页上则用德语写着："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1923年春，安娜提出学产科再就业，郭沫若只说"以后再议"，没给答案。安娜抱着三个孩子回日本福冈求学，用行动给自己找出路。
1923年4月，郭沫若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他也满心凄凉地离开了上海，追随妻儿回到日本。
同年，他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国，居住在上海。可靠卖文为生，一家五口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的生活"。
郭沫若后来回忆道："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有开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驰。"
他们那时穷得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安娜闹着要回日本学产科再就业。
1924年2月中旬，母子四人乘船返回日本福冈。
同年4月1日，郭沫若觉得在上海的一年真是一场迷梦，也离开上海追随妻儿去了日本。
【三】流亡生活，风雨飘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受到蒋介石通缉。
他发表了公开与蒋介石决裂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文章让他彻底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
同年11月，郭沫若从香港秘密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临行之前，他染上斑疹伤寒，几乎丧命，还留下了耳聋的后遗症。
在此期间，安娜的身体也并不好，却还是强撑着身体去医院看望他。
前两周，郭沫若都失去了知觉，医生连下几次病危通知，让家属准备后事。
安娜守在病床边，一刻不离。她不放弃，悉心照顾丈夫，给他擦身、喂药、按摩。
邻床的病人家属都说："这个日本太太真是贤惠。"终于，郭沫若从死神手里被拉了回来。
郭沫若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女人哟！你这话是我下定了最后决心的。你，苦难的圣母！"
第二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郭沫若一家又回到了日本，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活。
郭沫若已经是左派要人、政治犯，日本政府以"政治嫌疑"将他扣在横滨。
安娜带着尚在发烧的幼子冲到警署，几番交涉才把人领回。她一句埋怨都没有，白天做护理工，晚上替丈夫抄清手稿。
因为被蒋介石通缉，郭沫若在日本受到警察的密切监视，他们常常以各种借口到郭沫若家中骚扰。
有一次，警察更是直接把郭沫若带走了。安娜四处奔走，营救丈夫，三天后，郭沫若终于被放了出来。
夫妻两人都没有经济来源，还有五个孩子要抚养，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顿。
这时候，安娜站了出来，用自己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做过保姆，种过地，想尽一切办法挣钱。
她租了几亩地，种菜和种稻，有的时候还会帮人打短工，省吃俭用照顾一家人的生活。
1932年，安娜又为郭沫若添一子——志鸿，此时两人已经有了五个子女。
郭沫若安心研究写作，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
安娜则出门打工赚钱，对于这样的分工，安娜没有一句怨言。五个孩子挤在八叠榻榻米的房间里，屋外却是席卷亚洲的战争阴云。
九一八事变后，40岁的郭沫若认识了记者于立忱，两人很快就打得火热。
这些事情最后都一五一十地传到了安娜的耳朵里，但她并没有大喊大闹，而是将一切都压在心底。
她对郭沫若说："如果没有这几个孩子，我随时让你自由。"
这份隐忍，让郭沫若更加愧疚。可他和于立忱的感情却越发炙热。
后来，于立忱因为郭沫若态度冷漠，伤心欲绝回到上海做了堕胎手术，又染上肺病，1937年5月年仅二十五岁就自缢而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火蔓延全国。郭沫若坐在市川的家中，听着广播里传来的消息，内心翻江倒海。
他知道，自己必须回国，必须为抗战做点什么。可他也知道，这一走，不知何时能归。
临行前的那个夜晚，安娜在灯下缝制布囊。她把五个孩子叫到一起，拍了一张全家福。
照片洗出来后，她小心翼翼地放进布囊里，缝得密不透风。
第二天清晨，她递给郭沫若这只布囊，声音平静地说："带着吧，别忘了家里还有我们。"
郭沫若接过布囊，抿唇说了一句："必有归期。"然后登船离开。
7月27日下午，郭沫若顺利到达上海，立即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救国宣言。
可他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日本当局得知消息后恼羞成怒，立即对郭沫若住所进行彻底搜查，拿走了大量的书信及书稿。
不久，又逮捕了安娜，对她严刑拷打，逼问郭沫若的下落。安娜咬紧牙关，一个字都不说，监禁一段时间后才释放出来。
从此，安娜的日子更难了。她独自带着五个孩子，在战火中挣扎求生。
日本人称她是"野狗"，关押和毒打她，还逼着她让孩子入日本籍。
安娜断然拒绝，她对日本军官说："孩子姓郭，是中国人，永远都是。"
军官冷笑："你这个日本的叛徒，早晚有你好看的。"
为了孩子们的学费，安娜下田种菜种稻，腌制胡萝卜干卖。
冬天时，她的手每天都浸在冷水和盐水里，手背因此肿裂，鲜血淋漓。她还帮人洗衣服，做短工，什么苦活累活都干。
郭沫若在1937年的8月和11月还接到过安娜的两封信。
信里，安娜简单地说了自己和孩子们的情况，没有抱怨，只是说："你安心工作，我们都好。"
可郭沫若看着信，眼泪止不住地流。他知道，安娜在日本的处境有多艰难。
此后，双方的音信就完全中断了。郭沫若料到他逃离之后妻子会受到责难，但没有想到会逼迫妻儿到如此境地。
他心疼得无以复加，恳求驸日大使能够设法营救，帮助他的妻儿们来中国。可事情进展并不顺利，战争阻隔了一切。
然而当1948年秋天，安娜带着两个孩子历经千辛万苦抵达香港，推开郭沫若家的那扇门，看到眼前的那个场景，这个在日本苦等了十一年的女人，终于明白了自己这些年的所有坚持和等待意味着什么......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