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5年，日本陆军已经是日落西山，眼瞅着就要歇菜了。
为了准备所谓的本土大决战，军部那边简直是病急乱投医，拼了命地扩充队伍。
步兵师团的番号愣是排到了300开外，连那种凑数的独立混成旅团都弄出了几十个。
在这个节骨眼上，不管你是退役回家种地的，还是缺胳膊少腿的，只要以前肩膀上扛过将星，哪怕是被人抬着，也得重新归队。
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位，是个例外。
稻叶四郎，前第6师团的一把手，中将军衔，身子骨硬朗得很，年纪还没到花甲。
就在那帮老弱病残都被拉壮丁的时候，稻叶四郎只能干瞪眼，坐在家里把冷板凳坐穿。
这事儿怎么看怎么别扭。
论资历，他是陆士18期的，正是当打之年；论经验，他带过日军那一号王牌第6师团；论战绩，武汉哪怕是湘北的前线，都有他的身影。
凭什么把他晾在一边？
秘密就藏在他的档案袋里，那里锁着一句要命的评语。
写下这行字的人，正是他在中国战场的老上级，后来被日本人吹成“半个战略家”的冈村宁次。
那是1939年年底，冈村宁次把稻叶四郎踢回老家时留下的狠话：
“这个人，哪怕咱们到了无将可用的地步，也绝不能再用他。”
这话太绝了，等于直接判了稻叶四郎的政治死刑。
这就让人犯嘀咕了：大家都是侵华日军的高层，都在一个槽里吃饭，到底结了多大的梁子，能让冈村宁次把事做绝到这个份上？
这笔烂账，还得追溯到武汉会战那会儿。
那一年，冈村宁次刚接手第11军司令官的位置，那是他人生最风光的时刻。
作为陆士、陆大毕业生里头一个爬上军司令官位置的人，他甚至收到了一条皇后亲手织的围巾，激动得老泪纵横。
新官上任，冈村宁次这戏演得很足，姿态摆得特别低。
那会儿第11军是个大杂烩，手底下的师团长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第9师团的吉住良辅、波田支队的波田重一，那都是老资历；第101师团的伊东政喜和106师团的松浦淳六郎，更是陆士14、15期的老前辈。
为了把这帮人心拢住，冈村宁次那是相当客气。
波田支队打下彭泽，他坐着那种小得可怜的飞机就去了前线，还没让下边人迎接，这出“亲民秀”效果不错，把那帮老家伙哄得挺顺溜。
唯独在第6师团长稻叶四郎这儿，冈村宁次热脸贴了个冷屁股。
第6师团本来是江北战场第2军的人马。
后来黄河发大水，把南下的路给堵死了，第6师团只好改走水路，这才阴差阳错划到了冈村宁次手下。
冈村宁次对这个“意外之财”那是相当看重。
第6师团是头号王牌，为了让这把刀更锋利，冈村宁次也是下了血本，把手头能调动的直属部队一股脑全塞给了稻叶四郎。
这一通“大补”，直接让第6师团从三万人膨胀到了将近五万人。
照理说，领导这么赏识，下属怎么也得得在那儿谢恩吧？
稻叶四郎偏不。
他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压根没把冈村宁次放在眼里。
打起仗来，连个战报都懒得发，逼得冈村宁次这个当司令的，竟然得靠听广播才能知道这帮人打到了哪儿。
更过分的是，第6师团拿下黄梅后，参谋主任秋永力竟然派飞机给司令部扔了一封信，质问冈村宁次：怎么还不发贺电？
这哪是打仗啊，简直是耍大牌。
虽说最后以11军参谋主任出面道歉平了事，但这个梁子算是结结实实地系上了。
冈村宁次嘴上虽然还在夸第6师团是主力，但心里的小本本上，早就给稻叶四郎记了一笔黑账。
要是光态度不好，没准还能缓和。
真正让冈村宁次下定决心废了稻叶四郎的，是两人在怎么打仗这个根本问题上尿不到一个壶里。
这个分歧，在接下来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方叫湘北会战）中彻底炸了。
1939年，日本国内经济快撑不住了，上面想缩编。
冈村宁次死活不同意，他嚷嚷着要“以战养战”，非要进攻长沙，抢湖南的粮食，把第9战区的主力给吃掉。
战端一开，冈村宁次搞了个“三明一暗”的套路。
明面上，赣北、幕阜山、新墙河三路大军正面硬推；暗地里，派第3师团的上村支队去偷袭营田，想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把关麟征的第15集团军给包圆了。
计划听着挺美，执行起来全是坑。
在赣北，106师团先赢后输，被薛岳死死咬住不放；在幕阜山，第33师团被杨森的川军缠得脱不开身。
最逗乐的是第33师团。
这可是来自仙台的部队，号称出“精兵”的地方，结果被川军打得灰头土脸。
气得参谋部的人骂大街：“这帮仙台兵怎么跟名古屋的商贩一样怕死？”
结果旁边立马有人怼回来：“第3师团那就是名古屋的！”
没错，那支负责偷袭营田的奇兵，还真就是名古屋那帮人。
还别说，这支名古屋部队运气是真好。
本来正赶上旱季，洞庭湖水浅，偷袭难于登天。
谁知道老天爷突然变脸下暴雨，水位猛涨，日军顺势突袭，还不要脸地放了毒气，竟然真把营田给拿下来了。
这一下，薛岳的防线漏了个大窟窿。
补给线断了，侧后方也露给了敌人，形势那叫一个悬。
换一般人估计心态早崩了。
可薛岳是个狠人，他一边命令关麟征死守，一边抽调兵力反切日军的补给线，还趁着日军主力离开，反手把营田又给抢了回来。
这一手漂亮的回马枪，直接把冈村宁次的如意算盘砸得粉碎。
这时候，战场风向变了。
日军三路大军虽然凑到了一块儿，兵力还有四万多人，看着挺唬人。
但这四万人已经在外面折腾了大半个月，兜里的子弹和干粮基本都见底了。
而在他们跟前，是严阵以待的长沙城，还有薛岳布下的天罗地网。
摆在日军面前的路只有两条：
A路：一鼓作气，强渡捞刀河，把长沙拿下来。
B路：见好就收，趁着还没输光赶紧撤。
稻叶四郎想都没想就选了A。
他的脑回路很简单：我有四万精锐，头上有飞机罩着，哪怕没饭吃没炮弹，就是拼刺刀也能把长沙给平了。
他眼里只有战功，只有那座城池。
冈村宁次选了B。
他的账算得门儿清：
第一，四万人是能打，但打完还能剩几个活的？
第二，就算占了长沙，没吃没喝，怎么守？
几百里的补给线随时会被切断，长沙那就是个死地。
第三，也是最要命的，如果这四万人拼光了，或者被困死在长沙，那不仅仅是一场败仗，整个华中的局势都得崩盘。
这就是战术家和战略家的区别。
稻叶四郎想的是“怎么赢这一局”，冈村宁次想的是“输了会有啥后果”。
在二战那帮日军将领里，这种清醒可是稀缺货。
冈村宁次当机立断：别打了，全军撤退。
命令传到前线，稻叶四郎炸毛了。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不仅不撤，反而命令部队强渡捞刀河，摆出一副不拿长沙誓不罢休的架势。
这是明目张胆地抗命。
更可怕的是，这是一种毫无战略眼光的赌博。
冈村宁次没惯着他，直接强行叫停了进攻，硬是把杀红了眼的第6师团给拽了回来。
回到武汉后，冈村宁次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报告让稻叶四郎滚蛋。
1939年12月，调令下来了。
稻叶四郎被发配去当东部军司令官。
听到这个安排，稻叶四郎气得浑身发抖。
谁心里都清楚，在这个节骨眼上调回本土当防卫司令，那就是去养老，就是变相的预备役。
他不服啊。
他的那些老同学还在当师团长、军团长，正是在前线捞功勋的时候，凭什么让他回去看大门？
他觉得自己冤枉透了：我带的是最能打的部队，啃的是最硬的骨头，立的是头功，就因为想多打一个胜仗，就被流放了？
但他不明白，在冈村宁次看来，这种为了战术胜利而无视战略风险的将领，才是军队里最大的定时炸弹。
一个疯子不可怕，一个手里攥着五万精兵、只顾眼前利益的疯子才可怕。
所以冈村宁次才会在档案里写下那句绝情的话：“这个人，哪怕没人用，也不能再用。”
这句话，不仅仅是对稻叶四郎个人的否定，更是对日军内部那种“下克上”、盲目暴走风气的某种绝望。
讽刺的是，赶走了稻叶四郎的冈村宁次，自己也没落得什么好下场。
因为湘北会战没能实现“歼灭第9战区主力、抢占粮仓”的大目标，几个月后的1940年3月，冈村宁次也被撸了第11军司令官的乌纱帽，灰溜溜地回国当了个闲差。
但历史最终证明了冈村宁次的判断。
如果那次稻叶四郎真的带着四万人冲进长沙，等待他们的，很可能就是后来第10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的下场——全军覆没。
只可惜，日军中像稻叶四郎这样的“莽夫”太多，像冈村宁次这样能算清账的人太少。
这种骨子里的短视，注定了他们无论赢多少次战术性的会战，最后都输掉了整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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