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郭沫若传》《郭安娜传》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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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初春，北京医院的走廊里，一位85岁的老妇人拄着拐杖，缓缓走向病房。
她从大连赶来，穿着整洁的衣服，满头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走廊很长，她的脚步很慢，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歇一歇。
陪同她的女儿想要搀扶，她却摇摇头，坚持要自己走完这最后一段路。
病房里躺着的，是86岁的郭沫若。此时的他已经病重，时而昏迷，时而清醒。
窗外的柳树刚刚抽出新芽，春天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可他已经没有多少力气去感受这人间的最后一个春天。
医生已经下了几次病危通知，家属们都在做着心理准备。
这位老妇人叫郭安娜，原名佐藤富子。
从1937年分别，到1978年这最后一面，中间横亘着整整41年的岁月。
这41年里，她无数次想象过重逢的场景，想象过自己会说什么，他会说什么。可当这一刻真的到来时，她却发现，千言万语都哽在喉咙里，说不出口。
她站在病房门外，整理了一下衣襟，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轻轻推开了门。病房里很安静，只有医疗仪器发出的轻微响声。
她走到床边，看着躺在那里的人——那个曾经在东京医院走廊里与她相遇的年轻人，那个曾经给她写过无数情书的诗人，那个曾经承诺会永远爱她的丈夫。
病房里只传来沉重的呼吸声。短暂的寒暄后，安娜提及往昔，想说说那些年的艰辛，想问问这些年他是否安好。
可病床上的人低头，长叹一声。那声叹息里包含着太多东西——愧疚、无奈、还是别的什么，谁也说不清。
安娜沉默片刻，站起身来，转身离开。背影佝偻，步履蹒跚，走廊上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她没有回头，一直走到电梯口，走出医院大门，走到马路上。春天的风吹过来，她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这一别，真的成了永别。三个多月后，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去世。
安娜没有参加葬礼，只是在大连的家中，穿上一身黑色衣服，静静坐了一整天。窗外的阳光很好，可她的心里却是一片灰暗。
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缘，就这样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画上了句号。
没有轰轰烈烈的结局，没有感人肺腑的告别，只有那一声长叹，和那个转身离去的背影。
【一】东京相遇，乱世中的一见钟情
1916年6月，东京的夏天格外炎热。郭沫若从冈山赶到东京，去圣路加医院探望患肺病的同学陈龙骥。
那一年，他24岁，正在冈山高等学校攻读医科，每月只有48元官费补助，日子过得清贫而充实。他住在简陋的学生宿舍里，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在图书馆看书。
在医院的走廊里，郭沫若遇见了22岁的护士佐藤富子。
她穿着白色的护士服，正在为病人换药。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她的侧脸上，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都静止了。
郭沫若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医院看到您的时候，仿佛是看到了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放出圣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我爱上您了。"
佐藤富子出身名门。她的外祖父佐藤昌介是北海道帝国大学首任校长，拥有男爵爵位，是日本第一代现代农学家，曾留美获得农学博士学位。
舅舅稻田昌植也是男爵，身兼农学者与政治家双重身份，担任德岛藩家老稻田家第十七代当主。
母亲是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千金，祖父于式枚是清朝光绪年间的同治榜眼，后来做过驻德大使和吏部侍郎。
这样显赫的家世背景，注定了佐藤富子从小接受的是上流社会最优质的精英教育。
她毕业于仙台女校，举止优雅，谈吐得体，精通书法与文学，还会弹钢琴、画画。按照家里的安排，她本该嫁入门当户对的权贵之家，过着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生活。
可她偏偏看上了郭沫若这个来自中国四川乐山的穷学生。
彼时的郭沫若租住在冈山一间简陋的房间里，房间狭小昏暗，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本书。他每天的生活费都要精打细算，有时候为了省钱，一天只吃两顿饭。
可佐藤富子却被他的才华深深吸引。
郭沫若给她写信，用诗歌表达爱慕之情。他的文笔优美，感情真挚，每一封信都像是一首动人的诗。
佐藤富子收到信后，会反复阅读，然后认真回复。信越写越多，从一周一封，到一周三封，再到一周五封。短短四个月，两人就通了40多封信，每封信都有好几页纸。
在信中，佐藤富子写道："哥哥，除了你以外，我不能再爱别人了，我的肉体、灵魂，一辈子都是你的。"
另一封信里，她又写："把我的父亲丢了，母亲丢了，国家也丢了……这是怎样悲惨的恋爱，怎样悲惨的缘分哟！"这样炽热而决绝的感情，在当时保守的社会里，显得格外珍贵，也格外勇敢。
佐藤富子21岁那年，家里给她安排了一门亲事，对方是门当户对的富家子弟。可她对父母的包办婚姻很是反感，她想要追求自己纯真的爱情。
眼看家里越逼越紧，佐藤富子决定逃离，她去了东京，在圣路加医院应聘做了一名护士。她本来立志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慈善事业，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更多的人。
可遇到郭沫若之后，她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了。
1916年12月，佐藤富子辞去了圣路加医院的工作，来到冈山与郭沫若同居。她的家人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对方不但是个中国人，还是一个有妇之夫。
郭沫若在四川老家早已由父母包办，娶了张琼华为妻。虽然郭沫若反感这段包办婚姻，婚后第五天就回到了学校，但在法律上，他确实是有妇之夫。
佐藤富子的父母对她说："你要是跟这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永远不要再回这个家。"佐藤富子没有犹豫，她收拾好行李，带上自己仅有的一些积蓄，离开了那个富裕的家，选择了爱情。
她的父母对她的这个决定终生没有谅解，直到她去世，都没有再与娘家恢复联系。
郭沫若为她取了中国名字——郭安娜。从此，她就以这个名字示人，甚至将自己视作中国人。她学习中文，学习中国的文化传统，尽管很困难，但她从不放弃。
她说："我既然嫁给了中国人，就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媳妇。"
【二】婚后岁月，贫困中的相濡以沫
1917年3月，郭安娜考取了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想学医帮助丈夫分担生活压力。她从小就聪明好学，在女校时成绩优异，老师们都很看好她的未来。
现在，她想通过学习产科知识，将来能够开业行医，让家里的经济状况好转。可入学仅一个月，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天早上，郭安娜起床后感觉恶心，连续几天都是如此。
她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她怀孕了。听到这个消息，郭安娜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她要做母亲了；担忧的是，她的学医梦想又要搁浅了。
5月，郭安娜辍学返回冈山。她本来想坚持上学，可孕吐越来越严重，身体也越来越虚弱，最后不得不放弃。
12月，长子郭和夫出生。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郭安娜在简陋的房间里生产，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只有郭沫若和一个邻居帮忙。
孩子的啼哭声响起时，郭安娜虚弱地笑了，她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郭沫若在四川的父母暂时原谅了儿子在外又结婚的行为。他们给郭沫若寄来了一些钱，让他好好照顾妻儿。
可郭安娜的父母始终无法接受这门婚事，他们和女儿宣布"不许登门"。
这一别，就是一辈子。郭安娜的母亲后来活到了将近百岁，可直到去世，都没有再见过女儿一面。
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郭安娜一个人身上。她本是千金小姐，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家里有佣人照顾起居，有厨师准备饭食。
可嫁给郭沫若后，一切都变了。她要学会做饭、洗衣、持家，要学会精打细算过日子。
每月48元的官费，要养活两个大人，还要给孩子买奶粉、尿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郭安娜学会了缝缝补补，一件衣服穿破了，就补一补继续穿。
她学会了去市场挑最便宜的菜，学会了用最少的钱做出最有营养的饭菜。
郭安娜有时候自己吃红薯充饥，却要给丈夫留些好的。她没有任何怨言，反而觉得这样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对书籍和学习用品的开支，她从不吝啬。郭沫若需要买什么书，她总是想办法凑钱。自己的衣服破了补，补了再穿，可丈夫需要的书，她一定要买齐。
她知道，丈夫是要做大事的人。她要做的，就是给他创造一个安稳的家，让他能够安心读书、安心写作。
这就是她的价值，也是她的幸福。
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郭安娜独自承担了全部家务，让丈夫安心读书。为了生计，郭沫若课余在简陋的环境中拼命写作译书，补贴家用。
那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写到深夜，有时候写到凌晨两三点才睡。
郭安娜常常在深夜陪着郭沫若，不打扰，但随时准备好茶水和点心。她会坐在一旁做针线活，或者看看书，只要丈夫需要，她随时都在。
郭沫若写到兴起处，会念给她听，她就静静地听着，脸上露出温柔的笑容。虽然她不太懂中国文学，但她能感受到那些文字里的力量和美。
那段时间，郭沫若的创作欲望爆发，写出了《女神》等脍炙人口的诗作。
这些诗里，有对祖国的思念，有对革命的向往，也有对爱情的歌颂。
郭沫若后来承认："把我从疯狂的一步救转回来的，或者就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我和她开始恋爱，我的作诗欲望才认真发生了出来。"
郭安娜成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也成了他生活的支柱。
1919年到1932年间，郭安娜为郭沫若生下了五个孩子——四男一女。
长子郭和夫生于1917年12月，次子郭博生于1920年，三子郭复生生于1922年，四子郭志鸿生于1932年，女儿郭淑瑀生于1925年。
五个孩子挤在狭小的租屋里，日子过得更加艰难。
每一次生产，郭安娜都是在简陋的条件下进行。没有现代化的医疗设备，没有专业的产科医生，只有助产士和郭沫若的陪伴。
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她觉得，这些孩子都是她和郭沫若爱情的结晶，是他们生命的延续。
养育五个孩子的辛苦可想而知。郭安娜每天要做饭、洗衣、照顾孩子，忙得团团转。大儿子哭了要哄，二儿子饿了要喂，三儿子病了要看医生。
她常常忙到深夜，躺下后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可第二天天一亮，她又爬起来，继续忙碌。
1922年，郭沫若从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在郭安娜的规划里，丈夫可以行医，凭借他的医学知识和能力，一定能有一份不错的收入。
这样一来，一家七口也能过上安稳的生活，不用再为生计发愁。
可郭沫若此时已经决定弃医从文，他觉得自己的志向不在医学，而在文学和革命。
面对妻子的期待，他只是敷衍了一句"回国再说"，没有正面回答。
1923年3月，郭沫若回到上海。次年4月，郭安娜带着三个孩子也来到上海，想和丈夫团聚，也想看看能不能在上海找到谋生的门路。
一段时间后，郭安娜觉得生活开销实在太大，上海的物价比日本高，他们根本负担不起。
她再次提出，希望丈夫能开业行医。可郭沫若还是没有答应。经过天人交战，郭安娜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回日本重新学习产科，然后来上海开业。
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也为了让自己有一技之长，她决定牺牲自己陪伴丈夫的时间，去追求一个能让全家生活改善的机会。
她将三个孩子一并带走，独自回到日本福冈。离开上海的那一天，她站在码头上，看着渐行渐远的岸边，眼泪止不住地流。
她不知道，这一别，会是多久才能再次团聚。
没过多久，郭沫若也满心凄凉地离开了上海，重返日本。
两人又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1924年、1925年、1932年，郭安娜又为郭沫若生下了三个孩子。每一次生产，条件都很简陋，可她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三】革命洪流，家庭渐行渐远
1927年，时代的洪流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那一年，郭沫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檄文，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起义失败后，他遭到通缉，不得不逃亡，最后辗转回到日本。
本来，这应该是一家团圆的时刻。妻子和孩子们都在日本等着他，盼着他平安归来。可郭沫若回来后，整个人都变了。
他不再是那个会和郭安娜讨论诗歌、畅谈理想的文学青年，而是一个满脑子都是革命、满心都是救国的革命者。
他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除了睡觉，他几乎都在书房里，要么写作，要么研究历史，要么联系国内的同志。
郭安娜端着饭菜进去，他常常头也不抬，随便吃几口就继续工作。孩子们想和父亲玩，他也总是说"等一等，爸爸忙完就来"，可往往忙到深夜，孩子们都睡着了，他还在工作。
郭安娜能感觉到，丈夫的心已经不在这个家了。他的心在遥远的祖国，在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中。
她试图理解，试图支持，可那种被冷落、被忽视的感觉还是越来越强烈。
1927年11月，郭沫若从香港秘密回到上海，和家人短暂团聚。在上海，他染上了斑疹伤寒，几乎丧命。
那段时间，他高烧不退，人事不省，医生都说可能挺不过去了。郭安娜的身体本来也不好，可她还是强撑着，每天到医院照顾他，给他擦身、喂药、喂水。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郭沫若终于挺了过来，可留下了耳聋的后遗症——一只耳朵终生全聋。病愈后，他决定再次前往日本避难。
1928年2月，一家人又回到了日本。这一次，他们在东京附近的市川市安了家，以郭安娜的姓氏"佐藤"作为全家的姓氏，希望能够低调生活，避开日本警方的监视。
可生活依然艰难，全家的生活费依靠创造社每月资助的100元钱。
这100元钱的传递过程很复杂——先是由创造社按月交给居于上海的内山完造，内山再寄给东京的好友小原荣次郎，然后由小原转交给郭沫若。
这样迂回曲折的方式，就是为了避免被人发现郭沫若的行踪。
1928年，小原因涉嫌走私被东京警察拘留，警察从他家抄出了给郭沫若的信件。郭沫若因此被拘留审讯，从此受到日本宪警的严密监视。
一方面受到国内通缉，另一方面又受日方监视，郭沫若的处境可谓腹背受敌、坐立不安。
在这样的环境下，郭安娜挑起了全家的重担。她做过护理工，到医院帮忙照顾病人，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换来微薄的收入。
她种过地，租了几亩田地，种菜、种稻，收成好的时候能卖些钱。她还帮人打短工，洗衣服、煮糨糊、腌咸菜，什么活都干。
冬天，为了腌制胡萝卜干卖，她的手每天都要浸在冷水和盐水里。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她的手冻得通红，手背肿裂，鲜血渗出来，疼得钻心。
可她咬着牙坚持，她知道，全家六口人都指望着她。
有时候，她还要去帮人做苦力活，搬运重物、清洁卫生，这些在她出生的家庭里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都成了她的日常。
邻居们看着这个曾经的千金小姐变成这副模样，都忍不住叹息，可郭安娜从来不觉得苦。
她心中有颗明亮的灯，那就是对郭沫若和孩子们的爱。为了这份爱，她什么都能忍受，什么都能承担。
在日本流亡的十年间，郭沫若开始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由于国内正处于特殊时期，左翼文艺作品难以刊出，所以他转向了学术研究。
他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大量史学著作，这些著作在国内外史学界得到了高度评价。
可这些学术成就的背后，是郭安娜日复一日的辛劳支撑。
她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了这个家，也撑起了郭沫若的学术研究。
【四】感情裂痕，第三者的出现
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时局更加动荡。这一年，40岁的郭沫若认识了记者于立忱。
于立忱是岑春煊的外孙女，当时在《大公报》担任记者，是个年轻漂亮、才华横溢的女子。
她和郭沫若谈论时事，讨论文学，两人很快就打得火热。
这些事情，最后都一五一十地传到了郭安娜的耳朵里。
邻居有人看到郭沫若和一个年轻女子在咖啡馆谈笑风生，有人看到他们一起去看电影。这些消息像刀子一样，刺痛着郭安娜的心。
可她并没有大喊大闹，没有去质问郭沫若，也没有去找于立忱对质。她只是将一切都压在心底，默默忍受着。
她知道，丈夫正在做一件大事，她不能成为他的拖累，不能给他添麻烦。
她也知道，自己和五个孩子的存在，或许已经成了丈夫的负担。她一个日本女人，带着五个混血孩子，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确实很容易引起怀疑和麻烦。
丈夫或许需要一个更合适的伴侣，一个能够帮助他事业的人，而不是一个只会做家务、带孩子的妻子。
郭安娜这样想着，心里的苦涩越来越浓。可她还是默默坚持着，她相信，总有一天，丈夫会明白她的付出，会回到这个家。
她从来没有想过，丈夫会真的离开她，真的抛弃这个家。
她太天真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郭沫若买了大量的日文报纸和中文报纸，仔细阅读，对比着中日报纸关于事态的不同报道。
他注意到日本媒体为了欺骗日本人民，宣传扩大出兵的正当性，不断渲染战争。附近的航空学校老有飞机飞进飞出，滑翔演习越来越频繁。
他明白了，战争的扩大不可避免了。
一面是危难中的祖国和人民，一面是亲爱的妻子和五个成长中的孩子。一面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敌国处境，一面是国内政局的不可捉摸。
郭沫若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朋友金祖同来探望郭沫若，看到他的处境，直率地说："这是你走的最好机会了。"并表示愿意为郭沫若归国出力。
金祖同找到了为国民党从事情报工作的钱瘦铁，两人开始秘密安排郭沫若回国的事宜。
1937年7月24日深夜，郭沫若写下了一首诗："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7月25日凌晨，郭沫若在郭安娜的额头上深深一吻，作为21年患难夫妻的诀别之礼。那个吻很轻，也很沉重。
郭安娜闭着眼睛，感受着丈夫唇上的温度，她知道，这或许是最后一次了。
郭安娜没有哭，也没有挽留。她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丈夫收拾简单的行李，看着他穿上外套，看着他走向门口。
她想说点什么，可千言万语都哽在喉咙里，说不出口。
郭沫若回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包含着愧疚、不舍，还有决绝。然后，他转身离去，脚步声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夜色中。
郭安娜站在门口，一直站到天亮。
她不知道的是，当那艘载着郭沫若的加拿大邮轮"日本皇后"号在神户港缓缓驶离时，甲板上的人向着日本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走进舱内，再也没有回头。
而几天后，当那艘船抵达上海，当郭沫若踏上祖国的土地，当他开始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战宣传工作时，所有人都不会想到，这一别，会让一个女人和五个孩子，在异国他乡经历长达11年的苦难等待，更不会想到，41年后的那次相见，竟会是以那样冷漠而决绝的方式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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