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0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下令把所有犹太人赶出国家，这不是因为他突然有了宗教上的狂热想法，而是他和议会之间谈好了一笔交易：议会答应给他打仗用的钱，他就把犹太人全部驱逐出去，那时候犹太人主要从事放贷和收税这类工作，手里攒了不少财富，但没有自己的军队和土地，就像一个容易捏的软柿子，国王这么做，一来清空了自己欠的债务，二来拿到了军费，还顺便平息了老百姓对高利贷的不满情绪，这件事后来成了一个常用的办法——谁缺钱用，或者想转移大家的矛盾，就把犹太人推出来当替罪羊。
1492年西班牙跟着学样，天主教双王赶走二十万犹太人，临走前还不让他们多带东西，有人用一块手帕换到整片葡萄园，有人牵一头驴就换回自家房子，这不是随便抢劫，而是把你攒了几十年的财产全都抹掉，他们盯上犹太人是因为这些人熟悉金融圈，又没有武装力量，挨打不还手挨骂不回嘴，自然变成权力清算时最方便的靶子。
到了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情况变了点形式，但内核没变，哈佛大学里犹太学生一度占到两成，老派白人家庭开始慌张，校方没有直接说不招犹太人，而是修改录取规则，增加推荐信、考察品格、重视课外活动、偏爱偏远地区学生，结果犹太学生比例很快掉到百分之十五以下，表面公平，实际筛人，这种操作比明着歧视更难抓住把柄，也更持久。
1939年，一艘叫“圣路易斯号”的邮轮载着907名犹太难民来到美国附近，这些人刚从纳粹手里逃出来，只想找个地方安身，美国政府却关紧大门不让进，船只好掉头返回欧洲，后来有254人死在集中营里，这事不是某个官员心狠，而是整个体制都默认这种冷漠做法，连罗斯福总统当时都知道船上是什么人，但他选择装作看不见，有时候文明社会的底线就差那么一点勇气去守住。
黑格尔早年说过，犹太教是个“不幸的宗教”，在他看来，上帝高高在上，人始终是仆人，没法跟邻居平等相处，“选民”这个说法又让外人听了觉得他们自认特别，于是别人也就敬而远之，生活上也有隔阂，比如不吃贝类、肉和奶不能一起煮，客人来了还得注意这些规矩，做生意也尽量避开外邦人，这不是故意排外，而是信仰的一部分，但在外人眼里，就像一道墙。
这堵墙曾经挽救过生命,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摧毁耶路撒冷圣殿后,犹太人几乎要分散流亡,拉比们立即转向律法教育,将经文、节日和饮食规范转化为新的精神家园,于是两千多年没有国家的情况下,这个民族依然延续下来,但问题也出在这里,越不融入周围社会,越容易被当作异类,每当危机出现,比如经济崩溃或战争爆发,人们首先产生的念头就是怀疑犹太人在背后操纵。
以色列现在遇到一个难题，哈雷迪派人口大约有120万，占全国人口的12%，他们不用智能手机，孩子也不去公立学校上学，成年男性基本不参军，更特别的是，他们不少人认为1948年建国是错误的，按照塔木德的说法，不能靠武力回到故土，必须等待弥赛亚到来，甚至有人提出，大屠杀是上帝对锡安主义的惩罚，国家每月给他们发放补贴，维持他们的生活，却没办法让他们参与国家事务，他们就像嵌在体制里的异物，既被养着，又被提防着。
一个群体依靠隔离存活下来，结果这种隔离方式反而成为别人排斥他们的原因，这不是命运的偶然，而是社会结构造成的后果，每当他们试图靠近外界，世界就会后退一步，每次他们退缩回去，又被指责为“你们果然不信任我们”，这种循环至今仍未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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