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邱清泉词条、武重年口述《我所知道的邱清泉之子邱国渭》（原载《世纪》杂志2018年第一期，后收录于《武重年口述历史》，2020年5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参考网相关补正文章，以及腾讯新闻、网易新闻、搜狐历史等媒体可查证报道。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9年1月10日凌晨，安徽省永城县陈官庄一带，正值隆冬。
淮海平原上的风裹挟着冻彻骨髓的寒意，在这片旷野上横扫。
战役的喧嚣已近尾声，1月6日，国民党第二兵团在陈官庄地区被全部歼灭。
兵团司令邱清泉在警卫营的护送下试图向南突围，行至张庙堂村东南方向约四百余米的农田地带，于凌晨时分陨命，时年四十七岁。
关于邱清泉的死因，此后数十年间存在两种说法并行流传。
其一为突围途中中弹身亡，是大多数文献的主流记述。
另一说法来自当时在场的通信兵何永福的陈述——邱清泉命令何永福向自己开枪，一枪击中左胸，一枪击中右胸，邱倒地后自知未死，又自行开枪两发，均未射中，终因失血过多、力竭而亡。
警卫营营长远硕卿天亮后遇到解放军，因化装成普通士兵且身负轻伤而被释放。两种说法均有当时在场人员的陈述为据，至今尚无定论。
邱清泉阵亡后，国民政府于同年1月19日颁布追赠令，追授其为陆军二级上将，并颁发褒扬令。此后入祀台湾忠烈祠，青天白日勋章亦被追授。
1952年其阵亡三周年之际，蒋介石亲笔题横额"碧血丹心"以兹纪念。台中清泉岗机场，原名台中公馆机场，于1966年正式改以其名命名，沿用至今。
邱清泉战死的消息传出时，其妻叶蕤君带着两个女儿邱莉娜与邱莉娃，已随大批人员撤抵台湾。其余子女也陆续离开大陆，最终落脚台湾，此后辗转移居美国。
然而，他有一个儿子，独自留了下来。
这个儿子叫邱国渭，生于1930年，是邱清泉与继室叶蕤君所育之子。
父亲阵亡时，他尚不满二十岁，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外语系就读。
此后三十余年，他一个人留在大陆，经历了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特殊时期的批斗与冲击、妻子的意外离世，以及独自抚养三个女儿长大的漫长岁月。
直到1978年，他以探亲为名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此后又先后三次赴美，每次带走一名女儿。
第四次赴美之后，他没有再返回上海，从此定居海外，与故土断了联系。
一、浙江永嘉走出的将领：邱清泉的生平、抗战功勋与陈官庄之死
邱清泉，1902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家境并不显赫，但早年所受教育相对系统。
他先后就读于永嘉县立高等小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之后前往上海，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系。
1924年7月，邱清泉考取黄埔军校第二期，从此步入国民革命军的体系，军旅生涯绵延二十余年。
在黄埔军校就读期间，邱清泉先后参与第一次东征、涞水之役、棉湖之役等。
毕业之后以排长身份参加第二次东征，随后投身北伐战争，参与攻打武昌的战斗，在连续的实战经历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
宁汉分裂之际，邱清泉明确支持南京方面，随即遭到拘押，辗转脱逃后赴南京投奔，几经周折后获救，由此与蒋介石之间形成了较为特殊的信任关系，成为他日后仕途的重要基础之一。
1928年升任中校，1929年担任第二师工兵营营长，参与中原大战；1931年任第十师上校团长；1933年升任少将，担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处长。
1934年，邱清泉以公费名额赴德国留学，先入工兵专门学校接受培训，结业后进入柏林陆军大学深造，于1936年参加了德国陆军秋季大演习，系统学习了机械化部队的作战理论与编制体系。
这段留德经历，对他此后组训装甲与机械化作战的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
1937年学成回国，任教导总队参谋长，随即参与对日抗战。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邱清泉随教导总队移驻江宁。12月，日军进攻南京时，其部守卫中山门至中华门一线。
南京失守后，邱清泉在撤退途中被困于城郊，一度被日军第五师团第九旅团征作劳役，因身份未被察觉而得以保全，此后辗转逃出。
1939年末，日军进攻昆仑关，国军第五军随即组织反攻。
邱清泉所部奉命迂回昆仑关，于12月20日切断交通线；1939年12月31日，国军攻克昆仑关，此后持续在周边高地与日军对峙，直至1940年1月换防。
此役中，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阵亡，两个步兵联队与一个炮兵大队被歼灭，联队长亦阵亡。
邱清泉凭借昆仑关之役的表现，升任第五军副军长，并获颁四等宝鼎勋章。
"邱疯子"的外号，由此在国民党军中广泛流传，成为他此后最为人熟知的称谓。
他后来又参与了滇西战役，获颁三等宝鼎勋章。在可查证的国民党军抗日作战史料中，邱清泉是参战时间较长、战功较为显著的将领之一。
内战期间，邱清泉率第五军相继参加定陶战役、巨野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等。1948年10月，第五军扩编为第二兵团，邱清泉出任兵团司令官，全兵团约十二万人马，下辖第五、七十、七十二、七十四、十二军等五个军，装备相对精良。
淮海战役打响后，邱清泉率部试图解围被围的黄百韬兵团，但被阻击于大许家一带，未能推进。
黄百韬兵团覆没后，邱清泉随杜聿明部于1948年11月30日撤离徐州，此时所部尚有约十万兵力，是杜聿明集团实力最强的一支。
至1949年1月6日，第二兵团在陈官庄被全部歼灭，四日后的凌晨，邱清泉在张庙堂村东南方向的农田里结束了他的一生。
邱清泉在家庭方面，有两房妻室：前妻黄氏于1920年成婚，育有一子邱国贤；继室叶蕤君于1929年在南京完婚，生有三子（邱国渭、邱昆仑等）及两女（邱莉娜、邱莉娃）。
邱清泉生前精通英文、德文，擅长诗词创作，著有《教战一集》《教战二集》《建军从论》等军事著作，均传世至今。
邱清泉阵亡后，两房妻室与其余子女均已离开大陆，抵达台湾，唯独邱国渭一人，因一系列偶然与必然交织的因素，留在了上海。
二、黄浦江边，一班错过的船
邱国渭留在大陆的经过，在现有公开史料中存在两个版本，来源各异，均见于可查阅的文献与口述记录之中。
第一种说法，见于武重年口述文章及多篇相关媒体报道：1949年初，上海黄浦江沿岸码头聚集了大批准备撤离的人群，船期紧张，秩序混乱。
叶蕤君带着两个女儿邱莉娜与邱莉娃居住在市区，消息传来较早，较为顺利地赶到码头，登上了前往台湾的船只。
邱国渭彼时正在圣约翰大学外语系就读，学校位于苏州河沿岸，距码头尚有一段距离。
他得到消息后赶往码头，抵达时船只已开动离港，无法登船，只好原路折返学校。
第二种说法见于另一批媒体的记述与相关资料：邱国渭当时随母亲和弟妹一同向南撤离，辗转至福建境内时被解放军截获。
得知其家属身份后，解放军按当时相关处置惯例给予优待，发给路费和通证，允许其自行选择去向。
邱国渭在此情形下，独自决定返回上海继续完成学业，而母亲与弟妹则继续南行，最终抵达台湾。
两个版本的说法均无法从现有文献中得到完整的核实，历史细节的模糊，在那个信息传递极不稳定的年代，并不鲜见。
无论哪个版本更接近实情，最终结果是一致的——邱国渭留在了大陆，成为邱清泉在中国大陆的唯一血脉，其余兄弟姐妹则在此后陆续经台湾辗转移居美国。
返回上海后，邱国渭继续在圣约翰大学外语系就读，直至1952年正式毕业。
圣约翰大学创立于1879年，是上海历史最为悠久的教会大学之一，以外语教育和人文学科著称，历来培养出一批精通英语的知识分子，在近代上海的教育史上地位独特。
1952年，全国范围内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大规模推进，圣约翰大学在这一轮调整中被整体拆散，各院系分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作为一所独立大学，圣约翰就此走入历史。
邱国渭是圣约翰大学的最后一届毕业生之一，此后以扎实的外语功底，被分配至上海图书馆，从事外文书籍采编工作，由此踏入了他在大陆长达三十余年的主要生活轨道。
三、上海图书馆的采编岁月：婚姻、家庭与特殊时期
进入上海图书馆后，邱国渭在外文采编岗位上逐步站稳了脚跟。
外文书籍的采编工作，涵盖多语种文献的选购、登记与编目整理，对专业人员的外语水准要求颇高。邱国渭在圣约翰大学所受的系统外语训练，使他在这一岗位上具备了相当的基础。
据武重年口述，邱国渭在图书馆工作一段时间后，武重年本人曾想到复旦大学分校开设西文编目课，缺少任课教师，便考虑推荐邱国渭前去任教，足见其在外文专业领域的积累在同时代的同行中具有一定认可度。
然而，这一调动最终未能成行，邱国渭继续留在上海图书馆，在外文采编岗位上默默耕耘。
在馆内，据武重年描述，邱国渭平日为人极为谨慎，埋头工作，不主动与他人结交，在同事群体中始终保持着低调沉默的姿态。
在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中，邱国渭结识了同事袁玉珍。
据武重年口述，袁玉珍据传为袁世凯后裔，知书达理，气质出众，在图书馆中颇受瞩目，追求者为数不少，武重年形容她是图书馆中有名的"一枝花"。
袁玉珍与邱国渭在工作往来中日渐熟识，彼此欣赏，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两人结为夫妻。
婚后，袁玉珍为邱国渭育有三个女儿，家庭生活一度稳定和睦，日子在图书馆平稳而单调的节奏中缓慢流淌。
进入20世纪60年代，政治运动席卷全国。
上海图书馆内部的日常氛围随之剧变，以家庭出身与历史背景划定个人处境的逻辑，深深渗透进图书馆的工作环境与人际关系之中。
邱国渭因父亲邱清泉的历史背景，长期处于被额外审视的境地。
据武重年口述，特殊时期中邱国渭遭受批斗的细节极为触目惊心。外文采编部的造反派对他开批斗会，武重年亲自前往观看，只见邱国渭跪在人群中央，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
令武重年终生难忘的，是其中两名1952年毕业的大学生的行为——一人用皮鞋踩着邱国渭的脊梁，另一人用翻毛皮鞋踢打他的头部。
武重年事后得知，这两人恰是当年追求袁玉珍未果的情敌，在那个失控的政治环境中，私人宿怨与政治压力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叠合在一起，演变成了这一幕。
对于这一切，据武重年的描述，邱国渭始终一声不吭，身体因从事了大量强制劳动而保持着一定的体力，咬牙挺过了那些最难熬的岁月。
家庭方面的打击，与外部环境的重压几乎同步到来。
袁玉珍离开图书馆调任某中学教书后，在一次带领学生参加下乡劳动的活动中，因水土不服患上重感冒，身体状况迅速下滑。
据武重年口述文章的具体记录，袁玉珍起初对接受注射治疗有所顾虑，予以拒绝；病情持续恶化、实在撑不住之后，赤脚医生为其施针，身体随即出现异常反应，加之当地农村医疗条件极为有限，袁玉珍就此一命呜呼。
三个年幼的女儿，从此只剩下邱国渭一人抚养，一家四口住在溧阳路一带的假三层房屋里，楼下住着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老教授，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安静角落里艰难继续。
邱国渭一个人，带着三个女儿，在特殊时期的压力下，在上海图书馆的普通采编岗位上，继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三个女儿在溧阳路的那栋旧楼里一天天长大，邱国渭的鬓角一年年变白，外文书目的分类编号一叠叠堆积在他的工作台上。
而大洋彼岸是否还有人记得他、是否还能与他重新建立联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还是一个没有任何答案的悬念——直到太平洋另一端悄悄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沿着一条任何人都未曾预料的路径，将一封信送到了上海市政府的案头。
而当那封信打开的那一刻，邱国渭此后二十年的全部命运，已经在无声无息之间，开始被重新改写……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