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重庆是一座建在山上的城市，可我觉得，重庆更是建在防空洞上的城市。
这些年我去过不少地方，每到一个城市，总喜欢往老街老巷里钻。在重庆，我跟当地人聊天，说起老辈子的事，十个有八个会提到防空洞。有人说他爷爷当年在洞里造过子弹，有人说他奶奶在洞里纺过棉纱。起初我以为不过是些零星的回忆，后来一查资料，才知道那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缩影。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的工业几乎一夜之间丢了。上海、武汉、广州，那些机器轰鸣的工厂，要么被炸毁，要么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可仗还得打，枪炮弹药从哪儿来？衣服粮食从哪儿来？
国民政府决定把工厂往重庆搬。这不是简单的搬家，是连人带机器，把大半个中国的工业命脉，硬生生拖进四川盆地。
有位叫薛明剑的实业家，江苏无锡人，抗战前办了好几家工厂。仗一打起来，全部家当都没了。他带着一家老小逃到汉口，又溯江而上到了重庆。1939年，他东拼西凑借了十万块钱，重新开张办厂。
从1939年到1943年，薛明剑在重庆、长寿、涪陵、万县，一口气办了二十家工厂。碾米厂、面粉厂、机器厂、化工厂，什么都有。规模都不大，每家也就几十个工人，可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厂，一年能产出多少东西？光他一家，就造了二十多套面粉机，卖到了昆明、新疆、湖南。
薛明剑不是一个人。当时重庆有个机器工业同业公会，最鼎盛时有三百多家会员厂。这里面真正称得上“大厂”的，不过十分之一。剩下的全是小厂，有的只有三五台机器，有的连完整的车间都没有。可就是这些小厂，在1938年和1939年那两年，承担了兵工订货的百分之七八十。
我特别想说一个地方——猫儿石。
1941年8月12日下午，二十七架日机飞临重庆上空，猫儿石一带落了几十枚炸弹。那里有一家维昌纺织厂，厂长叫陆绍云，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纺织专家。头一年，他好不容易凑钱办起这家小纱厂，只有168枚纱锭，规模小得不能再小。可就是这么个小厂，生产的棉纱在重庆附近供不应求，农民们背着背篓在厂门口等着，出纱就抢光。
那天下午，三枚炸弹落在维昌厂里，公事房、厨房、物料所全炸没了，机器房和新车间也都中了弹。陆绍云站在废墟前，估算了一下损失——十万元。头一年赚的七万块利润，全赔进去还不够。
换了一般人，可能就认命了。可陆绍云没有。他四处借钱，重新盖厂房，又添了机器，把纱锭从168枚扩大到了2000多枚，还加上了织布机。一直到抗战结束，这家厂都还在运转。
有人问，日本人三天两头来炸，你们不怕吗？怕，当然怕。可生产不能停，前线的士兵等着穿衣，后方的百姓等着吃饭。
于是，工厂开始往防空洞里搬。
重庆的山体是砂岩，挖洞不难。经济部专门下文，让各厂就近找山洞，或者自己开凿。大一点的洞，能放几台车床；小一点的，就放一台。有的防空洞里潮湿，机器容易生锈，工人们就用油布盖着，天天擦。有的洞通风不好，夏天闷得透不过气，可谁也没有怨言。
制革厂的一位老工程师叫徐崇林，四川江安人，北平大学工科毕业，当时在大成制革厂当厂长。制革需要大量鞣料，原来全靠进口，战时断了来源。徐崇林就在防空洞里做实验，用川渝本地产的五倍子和青杠树皮，反复试，反复失败，最后真让他做成了。用土法鞣出来的皮革，不比进口的差，枪背带、马鞍、军鞋，都是用这种皮做的。
我还听说过一个细节。当时的工人，特别是从江浙逃难过来的，原本吃不惯川菜。可防空洞里连生火做饭都难，哪还顾得上口味？早上带一盒冷饭，中午就着咸菜吃，晚上回去再热一热，就这么过。
1944年的时候，重庆有家报纸登了一篇报道，说全市登记在册的民营工厂有一千四百多家，其中资本额在五万块以下的，占了一半还多。这些厂雇的人少、设备旧、技术差，可在那个年代，恰恰是它们撑起了大后方工业的天。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东部沿海的工厂主纷纷回去复员，可很多小厂却留在了重庆。不是不想走，是走不起了。机器搬来的时候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再搬回去，又是一笔天文数字。于是，这些防空洞里长出来的小厂，就这么扎下了根。
几十年后，重庆成了中国西部最大的工业城市。有人说这是因为三线建设，可三线建设是六十年代的事。在那之前，那些藏在山体里的防空洞，早就为这座城市打下了底子。
如今去重庆，很多防空洞改成了火锅店、加油站、停车场。可你走在街上，随便找个七八十岁的老人问，他们还会告诉你：哪年哪月，警报响了，他们躲进哪个洞；哪年哪月，洞里机器响了一夜，第二天报纸上说，前线又打了一场胜仗。
那些防空洞里的机器声，早就听不见了。可那段历史，不该被忘记。一个民族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倒下，没有放弃，靠的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就是这些普通人，在潮湿的洞里，守着吱吱呀呀的机器，一寸一寸地往前挪。
这大概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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