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本文为许纪霖在新经济学家智库举办的《如何怀念哈贝马斯》研讨会上的发言，略有删改。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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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新经济学家智库的邀请，我今天围绕哈贝马斯做一个分享。
在座的许多朋友应该都曾听过哈贝马斯之名，他可被称为当代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与全球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哈贝马斯逝世后，相关消息获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全球思想界亦发表了大量追念文章。
今日也很高兴能有此机会与诸位共同探讨哈贝马斯。
对哈贝马斯的直观印象
哈贝马斯对中国颇为关注，1999年便有意访华，后因健康原因推迟，直至2001年4月方成行。彼时他已年逾七旬，到访北京、上海，走访了七家学术机构，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上海前往了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均作了演讲。
我当时有幸参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邀请他与上海学者举行的小型座谈会。机缘巧合，我坐在他正对面，因此观察得十分清楚，至今记忆犹新。
哈贝马斯这位大师确实与众不同，首先，他目光炯炯有神，令我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我曾拜见过的梁漱溟先生——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位大儒。梁先生不仅目光神采奕奕，更有圣贤气象。哈贝马斯的眼神虽堪称目光如炬，却并不严厉，与他随后将要阐述的学说一样，蕴含着包容与亲切之感。
那次对话持续约一个半小时，主要以提问为主，我们共提出十二个问题，哈贝马斯逐一作答。他的思想建构了一个体系，我们所提任何问题，最终皆被他纳入其庞大体系中从容回应。后来主持人见众人兴致颇高，便提议可否请哈贝马斯也向我们提出问题。哈贝马斯则表示，他刚刚会见过（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先生，问题已问完，还是由我们继续提问。最终他还是忍不住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当前现代化发展如此迅速，为何中国知识分子仍会接受欧洲的后现代理论？
后现代理论是当时哈贝马斯的主要论争对象，以法国的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等为代表。后现代主义与哈贝马斯所主张的现代性理论存在分歧，后者不相信现代性具有整体性，认为现代性已然消解，更强调局部性的后现代性，否认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哈贝马斯几乎半生都在与其论战，他感到不解的是，中国学者在中国现代化尚未完全实现之际，何以会对后现代理论产生浓厚兴趣。这是哈贝马斯所关切的问题。
二十世纪直至二十一世纪初，全球总体上是一个左翼主导的时代，先是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与东欧解体后，欧洲思想界的后现代思潮亦偏向左翼，整体思潮汹涌澎湃。这与当今右翼掌权的时代截然不同。
我个人的判断是，二十世纪是红色的左翼时代，二十一世纪则可能是一个右翼的时代。这一时代何时开始转变？昨日有朋友传给我一张海报，是十年前2016年我在南京大学演讲时的，当时特朗普首次上台，我的演讲题目为“特朗普时刻：全球保守主义时代的来临”，彼时我便断言特朗普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十年过去，如今我们深切感受到，当下这个时代与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时代已全然不同。我将这个时代称为“新帝国时代的回归”，当然这是另一话题，此处不再展开。但我稍后将谈到哈贝马斯晚年是如何回应这一新兴的右翼时代的。
许纪霖和哈贝马斯
我们还是回到那次座谈会。座谈结束之后，我特意携带哈贝马斯的中文版《合法性危机》请他签名，并合影留念。哈贝马斯虽为大师级人物，彼时已是全球顶尖思想家，但其整个姿态，包括那种倾听与宽容的态度，在那次座谈会上亦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位“刺猬为体，狐狸为用”的公共知识分子
哈贝马斯是一位知行合一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自由派理论家、思想家，他们口称自由与宽容，有时在思想与日常交往中却并不宽容，言辞尖锐，自恃真理在握，容不得他人意见，与其所主张的理论恰恰背道而驰。
这让我想起胡适晚年一句深刻的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在哈贝马斯身上，可以看到他不仅如此言说，亦如此践行。这也是所有见过哈贝马斯的中国学者共同的深切感受。
我刚刚简要描述了我个人对哈贝马斯的直观感受。若要理解哈贝马斯的思想，首先需要了解他的生平。作为一名从事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我认为阐述一位思想家的思想，最佳途径便是从其生平入手。了解了一个人的经历，便能明白他为何形成如此的思想方式。
哈贝马斯无疑是全球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但能达到这一层次的哲学家并非仅他一人，为何哈贝马斯的影响力最为广泛？原因在于他还是一位全球最负盛名的公共知识分子。
哲学家通常专注于自身的哲学领域，处在自身的“小世界”，甚至与世界保持一种“隔离的智慧”，活在自己的哲学世界之中。哈贝马斯则不同，他的思想体系极为庞杂，其中一个渊源可追溯至马克思。他被视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第一代如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等人，均为左翼马克思主义者——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非我们今日所熟悉的东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有一句名言：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不仅是一位理论家，更是一位革命的实践者。
颇具意味的是，我曾有一年前往柏林，原柏林大学现为柏林洪堡大学，步入大厅，迎面楼梯正面的墙壁上便镌刻着马克思这句金光闪闪的名言。显然，哈贝马斯亦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作为哲学家，他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当然，他改变世界的方式并非投身革命，而是捍卫启蒙、守护启蒙。这种对启蒙的守护，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更关键的是他积极参与全球公共事务，对各种议题发表见解评论，且其言论能够引发全球范围的关注。
哈贝马斯不仅是一位哲学家，更是一位面向全球媒体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广泛影响力正与此相关。他何以具备这种气质？我前两日重读其生平时，注意到一个细节：哈贝马斯早年曾担任媒体人。媒体人与学者的区别在于，媒体人与社会有着直接的接触，因此具有极强的敏感性，哈贝马斯身上便体现出这种媒体人的特质，这是他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便是学者，也可分为两种类型。英国大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言，学者有两种：一种是体系型的，如黑格尔，属于刺猬型，哈贝马斯便属此类；另一种是发散型的，不成体系，但对各类问题均有评论。哈贝马斯无疑是一位具有体系的思想家，同时又具有发散性，对多种问题均抱有浓厚兴趣并作出自己的判断。我将其概括为“刺猬为体，狐狸为用”。就学者的气质而言，我个人颇为欣赏这种风格。
哈贝马斯对当时各类问题均有过极为精辟的评论。例如，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哈贝马斯在当年10月接受法兰克福书展大奖时发表评论，“9·11”事件触及了世俗社会的宗教神经。他的意思是，这一事件背后蕴含着文明因素，即文明冲突的因素。此前他主要论述理性，宗教问题未进入其视野，但从这一事件之后，他开始重视宗教问题，后来甚至与教皇直接对话，其敏锐性可见一斑。
许纪霖参加《太学TAIXUE》录制时的资料图
又过数年，生命科学取得进展，基因技术、克隆技术不断突破，甚至在技术上已可实现人造生命。从人造生命的角度而言，是否应当允许？哈贝马斯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技术层面来看，并不存在任何障碍，但这是一个涉及宗教与伦理学禁忌的问题。依照宗教观念，只有上帝才能创造人，人不能创造人。就伦理学而言，他认为每个人的出生都具有偶然性，正因为偶然，也便形成了一种平等，这便是所谓的“命”。如果一个人是被制造出来的，他便可能无法接受自己的命运——凭什么我被造成这样？你会责怪制造你的父母，或许甚至没有父母，只有父亲或母亲。
因此他认为，伦理学同样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被他者主宰。你很难想象，在你尚未出生之际，便已被他人主宰。我举这些例子，诸位现在应当明白他为何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了吧？他对时代保持着极为敏锐的感知，这正是哈贝马斯与其他哲学家的不同之处。
哈贝马斯颇为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若与其上一代老师——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相比较，会发现哈贝马斯与老一代老师存在差异。老一代老师经历过纳粹时期，其哲学对纳粹法西斯主义有着深刻的反省。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纳粹时期尚为幼童，并无直接感受。然而，哈贝马斯的理论中依然可以看到其背后隐含着如何防止纳粹重演、如何构建理想社会的问题。他与老师一代存在差异，对纳粹时期有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反而使他更多地进行建设性的建构，这是哈贝马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理论遗产：守护启蒙、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留下的思想遗产，在我看来，最为核心的可概括为“一个核心、三大理论”。
一个核心即是“守护启蒙”。如前所述，他几乎用去半生时间与后现代主义展开论战。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包括他的老师霍克海默也认为，启蒙运动之后至20世纪，启蒙已经堕落，启蒙成为了神话，成为压抑人、控制人的一种力量。启蒙强调人具有理性，而理性便沦为工具理性，支配着人。哈贝马斯则认为启蒙并未终结。康德曾有一句名言：康德曾有一句核心名言：要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正是启蒙的核心内涵。在后现代主义为理性画上句号之处，哈贝马斯提出了另一句名言：何为启蒙？启蒙是未完成的方案。简而言之，他认为我们需要发展理性，过去的启蒙最终沦为工具理性，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用最简便方法实现自身目标的控制方式。哈贝马斯认为，拯救启蒙的途径在于另一种理性，他称之为“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不同，工具理性思考的是如何掌控自然、掌控社会，追求具体目的。哈贝马斯发现，在当代社会中，理性最重要的目的并非追求目的，而是理解——相互理解。交往理性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构，即人与人之间如何相互理解，进而达成共识。这个问题在当下是否重要？非常重要！
在当今自媒体与社交媒体时代，尽管信息呈爆炸式增长、沟通方式日趋多元，但人们却深陷于信息茧房之中，每个人都生活在自身信息、立场与观点构筑的封闭空间之内，人与人之间的分裂日益加剧。基本上，与持有不同信息、不同观点的人讨论问题，往往如对牛弹琴，难以达成共识，稍有分歧便可能使原本的友好关系破裂。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是否会改变这一局面？恐怕不会。马斯克在今年年初的一篇长篇访谈中指出，未来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对信息的掌控，包括推理与算法能力，人工智能将超越自然人，但人工智能的缺陷在于沟通能力。如何理解、如何沟通，是人工智能时代最核心的命题。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理性，或称沟通理性，正是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
那么，这一问题应如何解决？我们在与人交往之际，应当遵循哪些基本准则？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在交往沟通过程中表达自身言论时，需遵从四种特性：其一，可理解性，即你的表达应使他人能够理解，而非自说自话；其二，真实性，你应尽可能表达真实内容；其三，正当性，你的言行必须符合社会规范；其四，真诚性，你应是发自内心的表达。这便是哈贝马斯所构想的理想言说情境。
这一交谈情境看似要求不高，实则实现起来极为困难。当今时代是一个后真相时代，你所认为的真实未必是真正的真实，最终的真相究竟何在？未必如你所想。这需要信息的多元性，甚至需要倾听并理解相反的声音，方能使观点尽可能接近真实。
就可理解性而言，如今许多专家之所以被斥为“砖家”，撇开其他因素不论，其被诟病并非因其故意欺瞒，而是因其只会使用学术黑话，其言说令人费解，充斥着大量专业术语、专业语言与专业思维，其正误不仅普通人难以判定，甚至其他专家也无法判断。可理解性意味着你必须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切勿以为使用通俗语言轻而易举，躲在学术黑话背后实则是一种偷懒行为，反正他人听不懂，云里雾里，不明觉厉。
然而，使用通俗语言将问题讲清楚，却并非易事。当年疫情期间，张文宏医生使用通俗语言，便起到了定海神针般的作用。因此，今日哈贝马斯所言之交往理性、可理解性，反而显得更为重要。你应该用他人也能听懂的语言进行表达，从而使彼此之间尽可能达成相互理解。理解之后是否必须达成共识？若能达成共识固然最佳，但在今日，多数情况下很难达成共识。
在哈贝马斯看来，重要的并非共识，而是相互理解。我们与意见相左的同行、同事、朋友、家人进行交流，最终未必是你说服了他或他说服了你，说服一个人极为困难，你基本上无需抱有此种期望，有时甚至连自己都无法说服。重要的是理解，因为原本彼此互不了解，皆处于黑暗之中，存在诸多误解。但一定要了解对方的思路与想法，尽管你未必接受其立场，但至少知晓他为何如此思考，从其角度而言有其合理性，如此你便能够做到宽容。宽容一定与理解相关，没有理解的宽容难以持久，唯有能够理解的宽容才是真正的宽容。
因此，哈贝马斯的这套交往理论，在今日反而具有更大的意义。在当今互联网、社交媒体乃至人工智能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愈发困难，整个世界、整个知识体系均呈现碎片化趋势。尽管技术条件使沟通变得便捷，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却日益遥远。人类社会中形形色色的误解、争吵、争斗乃至战争，皆与误解有关，不仅涉及人与人之间，也涉及国与国之间。
许纪霖参加《太学TAIXUE》录制时的资料图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冲突有所增加，其因素众多，其中之一如前所述，便是保守主义时代的来临，人们不再相信存在共同价值，转而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刘慈欣在《三体》中所描述的黑暗森林法则，皆选择先发制人，以保障自身生存。战争冲突的增加。
另一个因素在于人类社会沟通机制出了问题，基本的共识已然缺失。哈贝马斯晚年是有些悲哀的，他原本期望的是一个充分沟通的社会，结果晚年所见的却是如此黑暗的社会。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风光无限，但在去世前两年，多次回忆中均提及晚年极为孤独，尤其是其夫人去世后，他长期陷入绝望，甚至感到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一切正在瓦解。这是哈贝马斯不愿看到的现实。
这套交往理论，在哈贝马斯去世后，也有其哲学界友人甚至提出，哈贝马斯的理论已然破产，过于理想化，难以实现，已被历史与现实证伪。对此应如何看待？我本人从事思想史研究，发现一个理论是否破产，不能仅从短期效应加以判断，而应持有长期主义的视角。孔子当年提出儒家理论，是否破产？表面上看确已破产，周游列国而无一位君主愿意采纳，甚至遭追杀，其后他极为绝望，对弟子言道，不如“乘桴浮于海”。然而历经数千年历史证明，儒家思想已成为全球性的、具有普世意义的文明，不仅未破产，反而呈现出其长期效应。我们亦可以此视角看待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我此前已论及其在今日的意义，想必诸位已明白。因此，看待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不能仅着眼于短期，而应具备长期主义的思维。
在此，我想区分哲学上的两个概念：一为“可能性”，一为“可欲性”。就可能性而言，我们通常的思维方式是，此事可能吗？若不可能，便放弃，一般人皆如此。另一种则是可欲性，简而言之，即这一理想值得追求。这一可欲性应如何理解？借用马云那句名言：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他所言的便是可欲性。马云当年创建阿里巴巴之时，与他一同投资的伙伴皆认为此人疯了，如同外星人，怎么可能成功？纷纷退股，其后后悔不迭，原来本可成为亿万富翁，只因眼光短浅，错失良机。为何马云始终紧抓可欲性不放？因为这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最终竟得以实现。
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理论，其可能性似乎在缩小，但你不得不承认，它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是一种理想，是有意义的价值目标。只要有更多人追求并坚定认同，便有可能从不可能转化为可能。因为人类历史与自然界历史不同，它通过人的自觉选择而得以改变、得以实现。因此可欲性极为重要。我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正是可欲的，值得追求。我们追求心仪之人，好不容易遇到心爱之人，若一开始便思量可能与否，便会放弃，但若紧抓不放，认定这便是自己所想、所爱，未来或许便得以实现。道理完全相同。这便是哈贝马斯作为一位大思想家，其理论值得我们从“可能性”与“可欲性”两个角度来理解其思想价值之所在。以上是哈贝马斯的第一个理论——交往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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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说明，哈贝马斯的著作目前基本上都有中文译本，只有个别文章尚未翻译，但相关介绍仍在不断涌现。我的大学同学、现任教于上海纽约大学的童世骏教授，便是哈贝马斯著作的中文译者之一。他于今年2月1日收到哈贝马斯的信函，委托他翻译其最新文章。哈贝马斯的文章，用通俗的话说，读起来并不轻松，甚至略显枯燥，这或许是德国哲学家的通病。然而，尽管其论述冷静克制，你依然能够感受到他在追求这套交往理性时所蕴含的温暖，那种发自内心的渴望与情感的力量。
这种光芒在当今时代愈发稀缺。哈贝马斯发展了杜威的思想，将其构建为一套交往理性、沟通理性的理论体系。
如何理解他提出的这一理论？有朋友或许会说，当今世界日益黑暗，人心不古，你所言的真实与真诚又如何可能？人们对此已不抱希望。哈贝马斯在论述交往理性时，并非指人们普遍具备此种理性，从而在事实层面加以论述，而是强调其应然性。对此应如何理解？我在阐释孟子“性善论”时通常这样说明：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但并非在事实层面断定人性皆善，因为人性之恶的例子不胜枚举。孟子的意思是，人应当为善，否则便不配为人，与禽兽无异。因此孟子有言“人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与禽兽的差别仅有细微之处，这一点差别是什么？既然作为人，便应当追求善，讲求伦理道德与良心。同样，哈贝马斯所言交往理性所遵循的四种特性，亦是强调我们既然为人，且需交往，便应当如此。我们应在此意义上加以理解。
哈贝马斯提出这一理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哈贝马斯最为活跃的时期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那是一个美好时代：美国有克林顿，英国有布莱尔，德国由社会民主党执政，他们都追求“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用儒家的话说便是“中道”，不偏激，将左与右向中间靠拢，其美好的一部分原因便在于大家都追求中道。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然而这一美好时光如今已然错位，因此哈贝马斯颇为绝望。
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应当怀抱期待，并以此种方式努力迎接下一个好时光。我此前提到长期主义，我们至今仍怀念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即以联合国人权宣言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最早由谁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当他提出这一理想时，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约会议上，英法两国均未采纳威尔逊的提议，而是以弱肉强食的态度瓜分世界。然而人类在付出两次世界大战的代价之后，终于接受了威尔逊主义，前后历时约三十年。我们需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审视哈贝马斯这套交往理性的价值与意义。
公共领域：交往理性的外部制度化条件
这套交往理性不仅是一种主观态度，更需要社会建制的支撑。这一建制是什么？这就涉及他的第二个理论，即“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保障交往理性的一套社会建制。公共领域理论最早亦由哈贝马斯提出，他在三十岁时撰写了一篇仅两万字的博士后研究报告，首次提出此理论。
他指出，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在法国、英国出现了咖啡馆、酒吧、沙龙等场所，其后又出现了报纸、杂志，这些共同构成了公共领域。这一公共领域最初探讨文学，后逐渐议论天下大事，形成了公共舆论。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是近代社会的产物。正是由于公共领域的出现，才诞生了卢梭、伏尔泰以及百科全书派等思想家。它拥有一套制度化的形式。这一理论影响深远，至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解体后，西方为解释东欧解体原因时，便认为东欧在解体之前已形成了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进而实现了和平转型。这一理论后来亦影响到中国，我曾研究公共领域在中国何时出现，结论是晚清时期已然存在，至80年代再度重建。
这便是哈贝马斯率先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即我们熟悉的公共讨论。公共讨论与我此刻的讲座不同，待会儿我们将进行对话，那便进入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中，并非由主席台、讲者与听众构成，而是大家平等围坐于一张桌子旁进行讨论。汉娜·阿伦特非常欣赏罗马共和制度，她在谈及罗马人在浴室中一边沐浴一边讨论问题时指出，需要一张供大家共同使用的中间桌子。这张桌子象征着大家拥有共同的公共话题，以及一套规则与仪式，使每个人都能围绕桌子，共同探讨感兴趣的问题，彼此平等，遵循规则，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公共领域。由此可见，公共交往理性与沟通，仅凭个人的理性和良知是不够的，还需外部的制度化条件，即公共领域。我们需要记住，第二个理论同样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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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涉及社会层面，而涉及国家制度建构的理论又是什么？哈贝马斯提出了“宪法爱国主义”。宪法爱国主义是哈贝马斯针对德国与欧洲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两德统一后，两个德国历史与意识形态各异，如何整合为一个国家？欧盟建立后，众多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如何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欧洲？哈贝马斯主张以宪法为中心建立爱国主义，这继承了罗马的共和传统。
这一理论对当今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当下，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均呈现出身份政治的态势。先是白左关注少数族群的身份政治，其后右翼亦强调以白人为主体的身份政治，因此今日美国与欧洲皆陷入撕裂。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再次强调公民政治的重要性，即我们首先应当认同共同的宪法与共同的政治制度，认同公民民族主义。
那些基于文化、血统、民族的认同属于族群民族主义，其重要性固然存在，但处于次要地位，最为根本的是对宪法的认同，这便是宪法爱国主义。今日无论欧洲还是美国，宪法爱国主义的部分均被削弱，导致社会出现严重撕裂。哈贝马斯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在今日依然具有其现实有效性与针对性。
这便是他的第三个理论。关于第二个理论，我讲述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诸位或许会思考其在当今有何价值。
在社会的微观局部，现今有许多我称之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场所，讨论着诸多重大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依然十分活跃。各类讲座、书店活动、读书会、私董会、饭局等，虽不完全开放，带有一定的半封闭性，但在局部领域依然具有公共性。这正是哈贝马斯所强调的公共领域的意义所在。人毕竟不是生活在宏大结构之中，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小空间里。在这个小空间中，只要我们各自努力，像兄弟爬山一样各自尽力，将自己所在的小空间建设好，并尽可能与社会中不同的人群进行公共交往，那么我们便能够拥有更大的文化空间。世界的改变、社会的改变，我们不应总期望根本性的解决，重要的是点滴的改变、点滴的进步。
以上便是我所阐述的哈贝马斯的三大理论——以启蒙为核心，交往理性、公共领域、宪法爱国主义——所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遗产。
当然，哈贝马斯的核心理念是守护启蒙、继续启蒙。哈贝马斯虽然已离世，但他的思想至今依然具有其价值。■
许纪霖现场问答略，查看问答原文，请扫码下图询问小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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