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凌晨五点的川西高原,气温逼近零下十度,风像裹挟着碎冰的刀片,生生地割在我的脸上。我裹紧了厚重的羽绒服,双腿却依然控制不住地打颤。那战栗不仅是因为极度的严寒,更是因为此刻摆在我前方不到十米处的那具被白色氆氇包裹着的遗体,以及天际线尽头,正伴随着熹微晨光逐渐汇聚的庞大黑影。

桑烟的刺鼻气味混合着浓烈的柏枝香在冷空气中弥漫,诵经声如同从地底传来,低沉、绵长,带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感。

我死死盯着那个小小的白色轮廓,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眼泪却在眼眶里打转。那里面躺着的,是一个十六岁的藏族少女。而我,作为一个偶然闯入这里的汉族旅人,亲眼目睹了她被天葬师肢解,被成百上千只秃鹫分食的全部过程。我曾以为自己足够豁达,但在生与死最赤裸、最狂野的交汇点面前,我才知道自己对生命的认知有多么浅薄。

那个裹在白布里的女孩叫达瓦。在藏语里,“达瓦”是月亮的意思。半个月前,我带着相机来到这座位于海拔四千多米的偏远藏寨采风,借宿在达瓦的家里。那是一个有着一双如纳木错湖水般清澈眼眸的女孩,两颊带着高原特有的两抹酡红。

她总是笑盈盈的,帮着阿妈打酥油茶,或是坐在院子的阳光下安静地编织着彩色的羊毛绳。达瓦的心脏不太好,这是高原上许多孩子容易患上的先天性疾病,因为家庭条件有限,一直未能根治。她不能剧烈运动,所以当其他同龄人在草原上骑马狂奔时,她只能安静地坐在一旁看着。

我们很快熟络了起来。我给她看相机里沿海城市的照片,看蔚蓝的大海、高耸的摩天大楼和川流不息的车辆。达瓦看得入了神,眼里闪烁着对远方极度渴望的光芒。她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对我说:“大哥哥,我好想变成一只神鹰,飞过雪山,去看看你说的那个叫大海的地方。”我当时笑着揉了揉她的头发,向她许诺,等她病好了,长大了,一定有机会去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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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命运的残忍往往猝不及防。五天前的一个深夜,达瓦突发严重的心力衰竭。达瓦的离世让整个家庭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但那种悲痛与我以往在都市里见过的歇斯底里不同。达瓦的阿爸阿妈虽然泪流满面,却保持着一种令人敬畏的克制。

因为在藏传佛教的信仰里,死亡不是终结,而是灵魂脱离了一件破旧的衣服,准备去往下一个轮回。过度的悲伤和执念,会牵绊住亡者的灵魂,让她无法安心上路。因为我在达瓦生前陪伴了她许多快乐的时光,达瓦的阿爸找到了我,用恳切的目光看着我,邀请我送达瓦走完最后一程——去天葬台。

在藏族人的观念里,天葬是最高贵、最神圣的葬礼。他们认为,人体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组成的,死亡后理应归还给自然。将躯体布施给被视为“空行母”化身的秃鹫,是死者在人世间最后一次,也是最伟大的一次布施(施舍)。秃鹫吃得越干净,说明死者生前罪孽越轻,灵魂越能顺利升天。

那天天还没亮,达瓦的遗体就被阿爸和几个亲属背上了山。天葬台位于半山腰的一块巨大的平缓岩石上,周围寸草不生,只有风化的碎石和常年焚烧桑烟留下的焦黑痕迹。带队的喇嘛盘腿坐在一旁,手中的摇鼓发出急促而沉闷的“咚咚”声,伴随着金刚铃的清脆声响,那超度亡灵的经文在寂寥的群山间回荡,仿佛在为达瓦的灵魂指引方向。

随后天边开始泛起鱼肚白,第一缕晨曦如同利剑般刺破了厚重的云层,洒在天葬台上。随着太阳的升起,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了。周围的山脊上、陡崖边,不知何时已经密密麻麻地站满了黑压压的秃鹫。它们体型巨大,双翼展开足有两米多长,弯曲的喙如同锋利的钢钩。它们安静地伫立在那里,像是一群身披黑袍的死神,又像是等待执行神圣仪式的使者。

随着桑烟越来越浓,更多的秃鹫从四面八方盘旋而下,天空中满是巨大的羽翼切割空气发出的“呼啦啦”的声响,那种压迫感让人几乎窒息。

两名身穿暗红色藏袍、腰间系着围裙的天葬师走上了天葬台,那是打碎躯体的人。他们神情肃穆,动作熟练而利落,没有丝毫的迟疑或恐惧。达瓦身上的白布被解开了,那具曾经充满青春气息,曾经对我微笑、渴望看海的身体,此刻苍白、僵硬地蜷缩在冰冷的石头上。

我的呼吸瞬间停滞了,双腿软得几乎站不住。理智告诉我这是一种神圣的仪式,但情感和本能却让我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深深的恐惧和排斥。我下意识地想要转过头去,甚至想要逃离那个血腥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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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看到了达瓦的阿爸,那个坚如磐石的康巴汉子,此刻正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嘴里默默地念诵着六字真言,他的脸上没有恐惧,只有虔诚和期盼。我咬紧牙关,强迫自己睁大眼睛,留在原地。既然我答应了送她,就必须直视这一切。

随后天葬师拿出了锋利的刀具,没有电影里那种夸张的血肉横飞,但是也让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反胃,双手紧紧捂住嘴巴,冷汗浸透了后背的衣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