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四的那天晚上，窗外大雪纷飞，远处的爆竹声此起彼伏。厨房里，妈妈正把刚包好的饺子下进翻滚的白汤里，热气腾腾地往上冒，爸爸在客厅里摆弄着碗筷，我则在一旁剥着蒜瓣，一切都显得那么温馨祥和。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咚、咚、咚。”
声音不大，却显得格外突兀。我爸嘀咕了一句，谁会在这个时候来串门？
爸爸放下手里的筷子，走到门前，透过猫眼往外看了一眼。仅仅是一眼，我看到爸爸的脊背瞬间僵住了。他没有立刻开门，而是转过头，脸色有些发白，声音干涩地冲着厨房喊了一声：“秀琴……是我姐。”
只听见厨房里“哐当”一声，妈妈手里的漏勺掉进了锅里，溅起几滴滚烫的面汤。空气在这一瞬间仿佛凝固了。
电视里依然传出主持人喜气洋洋的拜年声，可我们家客厅里的温度，却仿佛在一瞬间降到了冰点。
我看着爸爸不知所措的眼神，又看看厨房里背影僵硬的妈妈，心里猛地沉了下去。因为只要她出现，只有一个目的——借钱。
这不是她第一次开口了。准确地说，这已经是第四次了。而前三次借的钱，一分都没有还过。
为了姑姑借钱的事，我们家这几年几乎没有过过一天安生日子。妈妈是个普通的超市收银员，爸爸在纺织厂做机修工，两人的工资都不高，每一分钱都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妈妈一件羽绒服穿了六年，袖口都磨破了也舍不得扔；爸爸为了省几块钱的烟钱，硬是把抽了十几年的烟给戒了。我们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所有的积蓄，都是父母一滴汗一滴汗攒下来的。
可是，姑姑就像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第一次借钱，是在五年多前。那时候姑父说要跟人合伙开个五金店，手里差两万块钱进货。姑姑提着一箱牛奶，红着眼眶来家里求爸爸。爸爸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早年爷爷奶奶走得早，是姑姑辍学打工供他读完了中专。那份恩情，爸爸一直记在心里。
那天晚上，爸爸跟妈妈商量了半宿，妈妈虽然有些心疼，但还是通情达理地拿出了两万块钱。那时候姑姑拍着胸脯保证，年底连本带利一定还上。
可是年底五金店倒闭了，姑父赔了个底朝天，这两万块钱自然就打了水漂。妈妈虽然心里有气，但想着是亲戚，也做不出上门逼债的事。
第二次借钱，是三年多前，我表哥结婚。女方要求必须在县城买套房付个首付，否则这婚就不结了。姑姑走投无路，又哭着找上了门。那一次，她一开口就是五万。五万块啊！那是我父母原打算留给我将来上大学的钱。
妈妈死活不同意，两人在屋里大吵了一架，爸爸急得扇了自己两个耳光，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说如果不借，姐姐家的香火就断了。
妈妈看着窝囊的爸爸，气得浑身发抖，最后摔门而出。三天后，妈妈红着眼睛回来了，把一张存有五万块钱的银行卡扔在了桌上，只说了一句话：“这是最后一次，让她打欠条。”
姑姑拿钱的时候，千恩万谢，欠条写得言辞恳切，说等表哥结了婚，小两口一起打工，每个月准时还我们钱。结果呢？表哥结了婚之后，成天游手好闲，表嫂也是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主儿，别说还钱了，连姑姑的养老钱都被他们搜刮得干干净净。
第三次借钱，就在去年。姑父查出了肝癌晚期，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那一次，姑姑没有来家里，而是直接在医院的走廊里给爸爸跪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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