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谈内卷：14亿人想过同一种“好的生活”，本身就是问题|内卷|尊严|爱无能|生活|项飙|马克思

给劳动以尊严

个人才能获得尊严

受访者丨丛治辰&项飙&黄灯

来源 | 豆瓣读书、学人读书

2020年，学者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担心的问题是，二本学生的就业压力，四年后的今天，这成为了所有毕业生共同面对的压力。

黄灯在新书《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 2》中，通过实地走访自己的二十多个学生的原生家庭，并对他们毕业后的生活现状做了跟踪，结果发现自己那些对于二本学生的焦虑，放在更广阔的时空中，渐渐稀薄和消散了。来自家庭的根系滋养，以及学生立足现实的打拼，让这些学生，不再把自己放置于宣传下的各种坐标序列中，生活变得切实和充满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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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6日，豆瓣读书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本书作者黄灯，与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北京大学副教授、研究员丛治辰，聊聊在今天，我们还能以何种视角切入“内卷”议题。本文节选自本次对谈的文字精华整理。

丛治辰：项飙老师的求学和从教经历都非常丰富。在您这位社会人类学学者看来，黄灯这两部书中所描写的“二本”学生状况，对您有什么启发吗？您在国外看到的高等教育情况，包括职业教育的情况，和黄灯姐笔下的这种情况，以及这种情况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焦虑相比，您觉得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有什么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的地方吗？

项飙：我其实没有专门关注过国外的高等教育情况。当然我在德国，大家都知道德国分流很早，它的职业教育主要就是职高，事后有两三年的学徒制安排，这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

对我们的借鉴来讲，如果看德国这个模式，它首先打破了一种“绝对的平等主义神话”。“绝对平等主义”这个词，可能用的不是特别合适，因为这个当初是用来批评大锅饭等等。

或者说，我们现在的社会流行一种“自由主义的平等神话”，意思是说：只要你努力，你就可以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所有人生来平等，所以你只要努力，就可以做那个你最想做的人。

这个说法从理论上讲没有错，但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想要”成为的这个人，这个“想”，不是你的选择。这个“想”是一个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权力构造的产物，你的这个“想“已经被控制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平等主义的话语下，构造出了什么样的事实呢？那就是在中国，14 亿人民想的是同一个事情，想一种”好的生活“。大家把所有的精力都往那个方向走。而”二本”肯定不是大家“最想”去的地方，所以二本自然就被界定为是一个“残疾版”。比没考上大学好一点，但是比一本差一截，就是处于一种“半残疾状态”。

“二本”变成“半残疾状态”，并不是有人故意这么说，而是那种不现实的、看起来平等主义的想法所导致的。

↑慕尼黑大学

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德国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首先告诉你：说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想象中“最优秀的”，这是不现实的。但是，它并不是让你去接受不平等。我们知道德国从劳动保护、实际收入等方面来看，还是最平等的社会之一。它首先是强调分工，社会就是要分工；然后差异，人跟人就是有差异，但这个差异不意味着你在价值上有任何不平等。

有的人愿意剪头发，有的人愿意去修车、做手工；有的人他就手工不太好。像我们这种人（学者），小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被认为是“残疾版”，因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德国）给各种劳动以尊严。

这个我可能以前讲过，我家附近有个修自行车的。他原来是从以色列来读大学的，读到一半觉得没意思，更希望能做实际的手工工作，就去修自行车。他需要做三年学徒，才可以独立开修车铺，同时也卖自行车。然后你跟他讲，他完全是非常规范的，一种很有尊严地跟你交代，就这个车什么情况等等。

有一次我女儿买了一辆车，带去他那里修。他在调整车闸的时候，是要量我女儿的手的。他看拇指和手搭上去的情况，根据这个来调整把手和闸的宽度。他说如果太宽，骑行时会对肌肉造成紧张，长期会有肌肉损害。他是把这件事情当做人体科学来看待的。当然，他的收入和医疗都有保障，所以这种尊严自然就出来了。

所以最后我觉得是“认命不认输”。

因为出身不同、各种原因，在我们十八九岁能够自己做决定之前，很多东西是超出了我们控制范围的。所以要在这个意义上“认命”，就是要找到最适合自己做的事情。但是不能“认输”，就在你选择的那个地方去努力。这个尊严你是绝对不能让度的——我做的事情是对你有价值的，对社会有价值的。

但现在情况是倒过来的。很多看上去很光鲜的东西，其实对社会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有负价值。做这些事的人心里其实是很慌的，觉得这种光鲜有什么意思？也是很忐忑，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尊严可言。他们表面上吓唬一下别人，也是因为心里没有那种对自己尊严的笃定。

回到黄灯老师笔下的二本学生，我们看到那里有很鲜活的生命力，但让人心痛的也是那种挣扎和焦虑。

他回到农村时有一种笃定，因为被自然的亲情和熟悉的环境包围，他就有这种笃定、放松。但他来到二本大学读书，面对未来发展，总觉得好像上了一辆错的车、一条错的船。本来可以更好，现在却是在“坐错船”的情况下想去跳一下、挣扎一下。这对生命力、对「生命元气」是很消耗的。

丛老师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年龄原因，情况慢慢会变好。我觉得这可能是个大概率事实。但是，我们活在今天，活在当下，对未来怎么样我不太关心，我主要关心此刻我们怎么看。

如果你把我们那个时候的青少年时期，和今天的青少年时期做一个同年龄段的对比，我个人的感知还是：现在的焦虑（更严重）。你去看医学报告，关于抑郁、自杀等等的数据；哪怕看处对象的比例，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数据上的差别非常明显。

这就回到黄灯老师前面讲的，对“生命元气”的消耗。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实，要去面对。

最后一点，就是你们两位提到传统家庭观念的（问题）。我有时候觉得，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观念问题——说我们觉得家庭、家族很重要，所以要去照顾它。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生命元气”和能力的问题。

比如黄灯老师讲到的那些例子，她去照顾丈夫的弟弟等亲属，她觉得自己在发挥一种能量，在那个过程中她会有一种——不是说很直接的乐趣——但她有一种满足感。

但在今天，其实你告诉很多年轻人说「你应该这么做」，如果他没有能量的话，做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累的。因为你不太知道得到的反馈是什么，不知道这些事情下一步会怎样，他首先会很怕。

所以会有“爱无能”、“爱无力”这样的说法——这些词在我们八九十年代从来没有听说过，怎么叫“爱无能”？

因此，我认为家庭关系的萎缩，不完全是传统观念淡薄——虽然有这方面原因——但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生命元气”的消耗，已经撑不起那种互相支撑、照顾、关爱的关系了。

丛治辰：所以项老师，所谓“生命元气”也好，或者是观念也好，感觉还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我在想您刚才说的情况：即便我们今天让孩子们去那样做，他也可能缺乏这样的能力、勇气和元气。那可能就涉及到您的领域了——是背后的那个现实存在的社会系统、社会结构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那个“元气”已经无法遗存、无法寄居、无法酝酿诞生了。这个“元气”的消耗，可能还是有赖于一个更实在的基础。

项飙：是的，那绝对是这样。绝对不是说“元气”本身（的问题），因为“元气”本身就是物质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反应。什么样的物质和社会生活，就会决定你能积淀成什么样的元气。所以特别是教育，对年轻人来讲，教育方式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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