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妈让我每周去舅舅家打扫卫生，直到考公面试那天我才发现，5个面试官里，有三个是舅舅的心腹
一
我叫苏穗。
去年六月从岭西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专业毕业，省考没进面试。
母亲陆秀兰在电话那头哭了二十分钟。
她说家里供我读书多么不容易，说表哥表姐都进了好单位，说我让她在亲戚群里抬不起头。
第二天早上七点，她发来一条长微信。
“你国栋大舅调到省住建厅当厅长了。”
她的语气像在宣读文件。
“就住在厅里安排的家属院。”
“你每周末去帮他收拾收拾屋子，勤快点。”
“我周末要复习……”
我对着手机说。
“复习？”
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扎出来。
“他是厅长！”
“他随便说句话，比你埋头苦干三年都有用！”
“你知道多少人想搭这层关系搭不上吗？”
沈国栋是我母亲的远房表哥。
血缘其实很淡了，我总共只见过他三次。
第一次是我十岁那年，他回老家探亲。
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夹克，站在老屋门口和长辈说话。
手里拿着打火机，擦了好几下才点燃烟。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长期伏案写材料，落下的手部旧伤。
第二次是我大二，他来我们学校参加校友论坛。
我挤在报告厅最后一排，看着他座位前的名牌上印着“副巡视员”四个字。
第三次是去年春节，家族聚餐。
他坐在主桌，几乎没怎么动筷子，接了好几个工作电话。
整个饭局，我和他最近的距离是三米，没有说上一句话。
第一个周六，我提了一箱牛奶，站在那个带门禁的小区门口。
开门的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叫刘秘书。
他上下打量我。
“沈厅交代了，你做基础保洁就行。”
他递给我围裙和橡胶手套。
“书房和卧室不要进去。”
房子不算很大，三室两厅，装修简单。
我的工作区域包括客厅、餐厅、厨房、客卫，以及阳台。
刘秘书会提前把需要手洗的衬衫放在卫生间的篮子里。
他会把那些需要擦拭的荣誉证书、合影相框，整齐地码在电视柜上。
擦拭那些证书需要格外小心。
红绸面，烫金字：“全省先进工作者”、“年度考核优秀”、“重点项目建设先进个人”……
沈国栋通常不在家。
他在厅里有开不完的会，周末也常去基层调研。
偶尔在周六上午遇见，他也总是从书房出来，一边扣西装扣子一边往门口走。
“材料下周一必须报省政府，格式要规范……”
他看到我，会停顿那么半秒，对我点一下头。
“哦，小苏来了。”
然后继续对电话说。
“让王处先审，我晚上回来看。”
那不到一秒钟的停顿，就是我和这位厅长舅舅一周里全部的交集。
我母亲每周日晚上七点准时打来视频电话。
“去了吗？”
“活干得仔细吗？”
“有没有跟你大舅多说几句话，请教一下？”
“他很忙。”
我总是这样回答。
“你不会主动点？”
母亲的语气像热锅上的蚂蚁。
“收拾完了，泡杯茶，送到书房去啊！”
我尝试过一次。
那天沈国栋罕见地在家，书房门虚掩着。
我端着茶杯站在门口，听见里面传来电话会议的声音。
是讨论“老旧小区改造资金分配方案”和“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我在门外站了十分钟。
最终，我把茶杯轻轻放在客厅茶几上。
刘秘书有一次检查我擦的玻璃，随口说。
“厅里今年要招几个选调生。”
“报名的听说破了两千。”
“不过大部分名额都给定向选调的。”
“通过省考招的，可能就那么两三个。”
他转过头看我。
“你今年也考吧？报的哪儿？”
“还没完全想好。”
我撒了谎。
我的报名表上，清清楚楚填着“省住建厅综合管理岗”。
那是沈国栋所在的厅，今年只招一个人。
我没敢告诉我母亲。
我知道，她一旦知晓，必定会闹得人尽皆知。
她会逼我去向大舅打听所谓的“内部消息”。
她甚至会让我在面试时，直接亮出“沈国栋外甥女”这张牌。
我太了解她了。
她人生中最有面子的事，就是在亲戚聚会时，装作不经意地提起。
“国栋啊？是我表哥。”
“总叫我去省城玩，就是家里走不开。”
事实上，沈国栋连我母亲的微信都很少回复。
有一次，母亲让我带了一袋老家晒的笋干给大舅。
我把它放在厨房的柜子里。
第二周我去的时候，那袋笋干原封不动地放着，袋子角落有些潮气。
刘秘书轻描淡写地说。
“沈厅饮食清淡，很少吃这些干货。”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刘秘书会递给我一个信封。
里面是六百元现金。
第一次拿到时，我愣住了。
“这是劳务费。”
刘秘书解释。
“沈厅特意嘱咐的，不能让你白干。”
我没有告诉我母亲这笔钱的存在。
我把它们单独存进一张银行卡里。
心里想着，等攒够了，就租一个离市图书馆更近的房子。
那样我就不用每周末横跨大半个宁州市，来这里做保洁了。
就这样，七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我用光了两瓶清洁剂，用坏了一个拖把。
我熟悉了这房子里每一块瓷砖的接缝。
我知道客卫的马桶水箱有细微的漏水声。
我知道厨房推拉门的轨道需要先往左带一下才能顺畅拉开。
我知道沈国栋的荣誉墙，从1998年一直排列到去年。
最早的那张照片里，他穿着白衬衫，站在一片工地前，背后是脚手架。
而我租住屋的书桌上，行测真题和申论范文越堆越高。
用空的笔芯，攒了整整一个饼干盒。
省住建厅综合管理岗去年的面试线是143.5分。
我的模拟考成绩，在142分上下苦苦徘徊。
二
十一月底的一个周六，宁州下了第一场雨夹雪。
我照常去打扫，发现客厅里多了一盆蝴蝶兰。
花开得正好，紫色，摆在电视柜旁边。
刘秘书指挥我清洁阳台时，随口说道。
“下周沈厅过生日，几个老同事和老部下会来坐坐。”
“你打扫得仔细些，特别是玄关和客厅。”
“到时候来人会多一些。”
那天我干得格外卖力。
擦拭阳台玻璃时，我听见书房里有谈话声。
门没有关严，漏出沈国栋和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初步的面试名单您过目了吗？”
男声问。
“扫了一眼。”
沈国栋的声音很平稳。
“笔试成绩靠前的，有没有特别的？”
“有一位笔试148分的，本科期间是学生会主席，有过基层实习经历。”
“不过他的专业是工商管理，不算完全对口。”
“最终还是要看面试表现。”
沈国栋顿了顿。
“对了，今年面试考官阵容确定了吗？”
“基本还是厅里那几个，陈巡视、李处、孙主任，加上您。”
“但孙主任说那天可能有个调研冲突，是否需要请赵处替补？”
沈国栋沉默了片刻。
“先按原计划准备。”
“是否需要替换，临近再定。”
我捏着微湿的抹布，站在阳台门边，心脏突然紧了一下。
省住建厅的公务员面试。
那正是我拼尽全力，想要站上去的地方。
那天离开时，雨夹雪变成了小雪。
刘秘书破例送我到小区门口，递给我一个纸袋。
“沈厅让给你的，说天气冷。”
我走到公交站台才打开。
里面是两个还温热的烧饼，和一瓶热奶茶。
公交车在湿滑的路面上缓慢行驶。
我捧着那瓶温热的奶茶，看着窗外逐渐亮起的路灯。
忽然想起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人情啊，就像存折。”
“平时多存点，急用的时候，才取得出来。”
我不知道我这七个月的擦拭与清扫，算不算是在“存钱”。
更不知道，如果真的以考生的身份，站到沈国栋面前。
他会不会从这份单薄的“人情存折”里，为我“取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关照。
或者，我连这份关照都不该奢求。
我只希望，他在面试时，不要认出我是那个每周来他家打扫卫生的、陌生的远房外甥女。
这就够了。
雪粒子打在车窗上，噼啪轻响。
我喝完最后一口奶茶，将空瓶丢进站台的垃圾桶，转身走向市图书馆通明的灯火。
距离省考笔试，还有二十三天。
距离可能的面试，还有三个多月。
时间应该还够。
够我再刷完二十套行测题。
够我把近五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从头到尾再过三遍。
够我把自己的申论提到45分以上。
到那时，或许我就不再需要任何人“存”给我的人情了。
三
笔试成绩是在一月中旬的一个周五公布的。
我盯着电脑屏幕上那个数字，反复确认了五遍。
145分。
比去年厅里公布的面试线，高了1.5分。
比我自己的预估分数，高了三分。
我的手有些抖，截屏发给了母亲。
她的电话在十五秒之内就打了进来。
“能进面试吗？”
她的声音急得像火烧。
“去年分数线是多少？”
“去年是143.5分。”
我努力让声音保持平稳。
“应该能进。”
“什么叫应该？”
母亲的不满几乎要冲出听筒。
“你这孩子就是死脑筋！”
“赶紧给你国栋大舅打电话问问啊！问问你的排名！”
“考试中心不公开排名，只能等厅里的面试通知。”
我试图解释。
“那你就问问大舅，能不能内部查查！”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电话被挂断了。
八分钟后，她的电话又打了进来。
“我给你国栋大舅发微信了，他没回。”
“你这周六去打扫的时候，当面问！”
那个周六，我拖地时格外用力。
水桶里的脏水晃出来好几次。
沈国栋在书房里待了一整个上午，下午一点多才出来倒水。
我鼓起勇气，走到厨房门口。
“大舅。”
他转过身，手里拿着一只白瓷茶杯。
我忽然注意到，他眼角的皱纹比上次见面时又深了些。
“我省考笔试成绩出来了。”
我一口气说完。
“报的是省住建厅综合管理岗。”
“想问问您……清不清楚面试通知大概什么时候会发？”
他喝了口茶，目光投向窗外那棵光秃秃的银杏树。
大约过了三四秒钟。
他开口。
“厅里的人事处会发正式通知。”
“耐心等。”
然后，他就端着茶杯，返回了书房。
房门轻轻关上，锁舌发出“咔哒”一声轻响。
刘秘书那天下午出去了，房子里只有我和沈国栋。
两点多的时候，书房传来文件散落的声音。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敲门。
敲到第二下，门开了一条缝。
他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叠散开的纸张。
“需要帮忙吗？”
我问。
“不用。”
他弯腰去捡拾文件。
就在那一刹那，我瞥见了最上面一页的标题。
《省住建厅2026年度公务员招录面试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他很快把文件整理好，直起身时，似乎想对我说什么。
但最终，他只是摆了摆手。
“客厅都打扫完了？”
“那你今天可以早点回去。”
我提着清洁工具离开时，那页标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
征求意见稿。
说明方案还没定。
说明考官名单，可能还存在变数。
四
面试通知是在二月初的一个下午，通过短信和邮件同时送达的。
短信明确写着面试时间：3月15日，上午八点半开始。
地点：省住建厅三楼会议室。
需要准备的材料列了一长串。
最后一条是：“请自行准备个人简历七份，于面试时提交给考官。”
我把那封邮件反复阅读了三遍，确认上面没有列出考官名单。
这很常见，单位通常不会提前公布面试组的构成。
但我知道，至少有一位潜在考官——沈国栋厅长。
如果他今年确实参与面试工作的话。
我母亲当天晚上就打来了视频电话。
“简历！简历一定要好好写！”
“把你帮你大舅收拾屋子的事儿也写进去！这最能体现你踏实肯干！”
“妈，这是公务员面试，不是求职……”
“你懂什么！”
她粗暴地打断我。
“听我的！”
“你这孩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实诚！”
“你每周都去，大舅对你印象肯定不差。”
“面试的时候他要是认出你，这就是缘分，是天然的加分项！”
我含糊地应付了几句，挂断了电话。
制作简历时，我在“社会实践与工作经历”那一栏，停留了许久。
最终，我写下：“2025年7月至2026年2月，定期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我没有说谎。
只是没有说明服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第一次明显的矛盾，发生在二月最后一个周六。
那天刘秘书请假，沈国栋要去厅里开一个紧急会议。
他出门前，给了我一项新任务。
“书房需要彻底清洁，你今天可以进去打扫。”
“注意，书桌和文件柜上的所有材料、书籍都不要动。”
“只清洁家具表面、书架和地板就行。”
这是我第一次踏入书房。
房间比我想象的要朴素，两面墙都是文件柜，塞满了厚厚的档案盒和文件袋。
窗边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上面堆着好几摞待阅的文件。
我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文件柜的玻璃门，看见许多档案盒侧面都贴着标签：“年度总结”、“专项汇报”、“会议纪要”。
擦到第二排文件柜的中段时，我发现了一个木制相框。
里面嵌着一张合影。
七八个穿着正装的中年人，簇拥着微笑的沈国栋，背景是某个竣工项目的揭牌仪式。
照片下方有一行小字：“2018年城建项目组全体成员留念”。
我认出了其中的几个人。
在厅里官网的领导分工页面见过，他们现在有的是处长，有的是副巡视员。
也就是说，沈国栋的同事和部下，很多都在厅里。
这个认知，让我擦拭玻璃的手，微微停顿了一下。
窗外的阳光正好斜射进来，照亮了办公桌一角的一叠文件。
最上面是一个深蓝色的文件夹，侧面的标签打印着：“2026公务员招录-笔试合格人员材料”。
我没有碰它。
我继续擦拭玻璃，擦完文件柜擦窗台，最后跪在地上，仔细地清洁每一块地板。
但那个深蓝色的文件夹，始终停留在我的视线余光里。
我知道，如果我翻开它，可能会看到进入面试的名单。
可能会看到我自己的名字，以及其他竞争者的背景资料、笔试分数。
拖把头在文件夹旁边的地板上划过，带走些许灰尘。
我起身去卫生间清洗拖把。
回来时，发现文件夹的位置似乎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挪动。
也许是我刚才擦地时，不小心用拖把杆碰到的。
它现在微微斜靠在另一摞文件上，封口有些松，露出了里面打印纸的一角。
我站在原地，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脏搏动的声音。
书房里非常安静，只有墙上那座石英钟，发出规律而轻微的走秒声。
最后，我蹲下身。
用手中半干的抹布，小心翼翼地将那个深蓝色文件夹推回最初的位置。
摆正，确保它的边缘与桌沿完全平行。
那天，我提前完成了所有工作，在下午三点就离开了。
走到小区门口时，恰好遇见沈国栋回来。
他提着公文包，身边跟着一位四十多岁、戴着银边眼镜的男人。
两人正在讨论着什么“面试评分标准”，看见我时，谈话戛然而止。
“大舅。”
我打招呼。
沈国栋点了点头，对身旁的男士说。
“赵处，这就是我之前提过的，我亲戚家的孩子，每周来帮忙做些家务。”
他又转向我。
“这位是厅人事处的赵处长，也是今年面试组的成员之一。”
赵处长朝我露出一个职业化的微笑。
“听沈厅说你也在准备公考？加油。”
我的掌心瞬间沁出了冷汗。
他看起来斯文干练，但镜片后的目光打量着我，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审视意味。
我想起刘秘书说过的话——“厅里名额少，竞争激烈”。
“谢谢赵处长。”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干涩。
“报的哪个单位？”
他像是随口一问。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沈国栋便接过了话头。
“她报了咱们厅。”
“笔试过线了，在等面试。”
他说得极其平淡，仿佛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小事。
赵处长脸上的笑意加深了些许。
“那很好。”
“认真准备，我们面试时见。”
他们朝小区内走去，我则走向公交站。
转身的刹那，我隐约听到赵处长压低的声音。
“沈厅，您这亲戚家的孩子要是进了面试，我们这边是不是得……”
后半句话，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寒风吹散了。
也可能，是我没有听清。
五
第二次矛盾的升级，发生在三月初，距离面试只剩十天。
母亲突然从老家赶到了宁州。
她拖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直接找到了我租住的小单间。
“这么小的屋子，怎么住人？”
她一进门就皱紧了眉头。
“我在你考场附近订好了宾馆，这两天就搬过去。”
“妈，真的不用……”
“什么不用！”
她的声音拔高了。
“面试前一定要休息好！这关系到你一辈子！”
她打开行李箱，里面是两套崭新的衣服。
“这套偏正式，面试穿。”
“这套日常些，平时穿。”
“都是商场买的，好料子，别给你大舅丢脸。”
我看着她把衣服挂进我那个狭窄破旧的简易衣柜。
忽然问道。
“你是不是去找国栋大舅了？”
她的动作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我就去他家里坐了坐，带了点老家的特产。”
“怎么了？亲戚之间走动一下，不正常吗？”
“你跟他说我面试的事了？”
“当然说了！”
她转过身，脸上是那种典型的“我全都是为你好”的表情。
“不然人家怎么知道要关照你？”
“国栋大舅说了，让你正常准备，别紧张。”
“这意思还不够明白吗？就是让你放宽心！”
我的脑袋“嗡”地一声。
“你怎么能这样……”
“我怎么能这样？”
母亲的声音陡然变得尖利。
“我是你妈！”
“你知道现在考公务员有多难吗？”
“145分！就比分数线高1.5分！”
“那些考146、147分最后被刷下来的人，多得是！”
“你不找关系，别人都在拼命找！”
我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具体吵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
只记得最后，她指着我，声音因激动而颤抖。
“你清高！你了不起！”
“那你就全靠自己的本事去考！看你考不考得上！”
她摔门而去。
留下了那两套衣服，和一张宾馆房卡。
我没有去那家宾馆，也没有动那套所谓的“面试正装”。
我把它们塞进了行李箱的最底层，继续刷我的面试模拟题。
但有些东西，已经开始变得不对劲了。
面试前三天，厅里网站更新了通知细则。
其中增加了一条：“面试将分为第一组、第二组同时进行，考生具体分组于面试当天现场抽签决定。”
我死死盯着“现场抽签”四个字，忽然想起了赵处长。
如果面试分两组，他可能只在一组。
沈国栋也可能只在一组。
如果我的签，被抽到了另一组……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混乱的梦。
梦见自己站在空旷无比的面试室里，对面坐着五团模糊的人影。
我递上简历，他们看了一眼，便轻蔑地扔在地上。
“一个打扫卫生的，也配来考公务员？”
我在凌晨四点惊醒，浑身冷汗，再也无法入睡。
索性爬起来，背诵结构化面试的答题模板。
背到第三遍的时候，手机屏幕亮了。
是刘秘书发来的微信。
“沈厅让我通知你，本周六（3月15日）上午他有安排，你不用过来打扫了。”
“面试加油。”
一条非常平常的告知信息。
如果，我不是每周六都雷打不动地去打扫的话。
3月15日，周六。
正是公务员面试的日子。
我盯着手机屏幕，直到它因超时而自动暗下去。
所以，沈国栋在那天确实有“安排”。
这安排，很可能就是作为考官参加面试。
所以他提前通知我，不用去了。
但他没有说，他会不会恰好是我的考官。
也没有说，我该不该在面试时，提及我们认识。
周六上午有安排。
周六上午有面试。
这两个信息在我脑中盘旋，引出一个我不敢深究的问题。
如果他知道我那天面试。
如果他知道我每周六都去他家。
如果他特意把面试安排在周六。
是不是想避开我？
或者说，是不是想让我……避开他？
六
面试前一天，我鬼使神差地又去了一趟沈国栋家。
不是周六，是周五的傍晚。
刘秘书开的门，脸上写满了惊讶。
“你怎么今天来了？明天才是打扫的日子。”
“我来送点东西。”
我把一个纸袋递给他。
“老家带来的新茶，给大舅的。”
“明天我……有点事，可能过不来。”
刘秘书接过纸袋，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其实沈厅明天也不在家。”
“他要去厅里，开一整天的会。”
“我知道。”
我说。
我们站在门口，三月的晚风还带着凉意，庭院里的草刚冒出嫩芽。
我想问刘秘书，是否知道明天开的是什么会。
想问他，听没听说过面试分组抽签的细节。
想问他，沈国栋最近有没有提起过我。
最终，我什么也没有问出口。
我说：“那我先走了。”
“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
转身时，刘秘书叫住了我。
“苏穗。”
他很少直接叫我的名字。
“面试的时候……就像平时那样表现就好。”
“别想太多。”
我点了点头，离开了。
那天晚上，我最后一次核对手中的材料。
七份简历，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准考证，各类证明。
我把它们整齐地码放进透明的文件袋，塞进背包最外面的夹层。
然后，我打开手机，翻到与沈国栋的微信对话框。
我们的聊天记录寥寥无几。
基本都是他发来的简短通知。
“本周六我有事，你不用来。”
“下周六刘秘书在家，你直接联系他。”
“这个月辛苦。”
我点开输入框，手指悬在屏幕上。
“大舅，明天我参加公务员面试。谢谢您这段时间的关照。”
想了想，又删掉了。
改成：“大舅，明天我会尽力。”
还是删掉了。
最后，我发送出去的是：“大舅，明天我去厅里参加面试。祝您工作顺利。”
他没有回复。
直到我关灯躺下，准备强迫自己入睡时，对话框里依然只有我那条孤零零的消息，悬挂在屏幕中央。
七
第二天清晨，六点半，我起床洗漱。
换上了最普通的白衬衫和黑色西裤。
没有穿母亲买来的那套“好料子”。
对着洗手间那面有些模糊的镜子练习微笑时，我忽然想起，过去七个月的每个周六早晨，我也是这样准备出门。
只是目的地，从厅长家那个安静的小区，变成了省住建厅那幢灰色的办公楼。
收拾背包时，我犹豫了一下，鬼使神差地将那副半旧的橡胶手套也塞了进去。
没有特别的理由，只是一种习惯。
就像习惯每周六上午走向那个安静的院落，习惯按响门铃后等待刘秘书开门，习惯在光线最好的时辰，擦拭那些冰凉而光滑的荣誉证书。
证书。
我忽然想起书房里那些陈列的肯定。
红绸面上烫金的年份，从1998年一直延续到去年。
几乎贯穿了沈国栋整个职业生涯。
而我擦拭它们时，从未深思过这些证书背后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无数个熬夜修改材料的夜晚。
意味着项目顺利通过验收时的欣慰。
意味着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后的踏实。
也意味着此刻，坐在面试室里，手握决定他人命运之笔时的慎重。
我关上出租屋的门，走向公交站。
清晨的宁州带着料峭的春寒，我拉紧了外套的拉链。
背包里，文件袋和橡胶手套随着我的步伐轻轻碰撞，发出细微的窸窣声。
路还很长。
需要换乘一次公交，总计超过四十分钟的车程。
我戴上耳机，里面播放的是昨晚录制的面试模拟答题。
声音是我自己的，但听起来却有些陌生，仿佛属于另一个更加紧张、更渴望被认可的人。
公交车上乘客稀稀拉拉。
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看着这座城市从沉睡中渐渐苏醒。
早餐摊点蒸腾着白色的雾气。
背着书包的中学生奔跑着赶车。
上班族一边等车，一边快速滑动手机屏幕。
这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六上午。
如果我没有每周去那套房子打扫卫生。
如果我不认识沈国栋厅长。
如果我的笔试成绩不是145分。
此刻的我，或许还在睡懒觉，或许正去图书馆占座，或许在和室友商量中午点什么外卖。
但人生从来没有如果。
我已经在这里了。
背着一个装有七份简历和一副橡胶手套的背包，朝着那个可能彻底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地方，前进。
车窗外的街景开始变得熟悉。
我认出了省住建厅那幢朴素的灰色大楼，楼前飘扬的国旗，以及大门两侧整齐的冬青树。
公交车的报站音响了起来。
“省住建厅站，到了。”
我按下停车铃，背好背包。
车门打开时，清晨愈发耀眼的阳光猛地照进来，刺得我眯起了眼睛。
脚踩到实地的那一刻，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好了，就这样吧。
不管面试室里坐着谁。
不管他们是否认识我。
不管母亲做了多少多余的事。
不管沈国栋究竟怎么想。
我只需要走进去，坐下，说出我的名字和考号，递上我的简历。
然后，听凭结果的到来。
八
省住建厅大楼是一幢朴素的灰色建筑，外墙爬满了枯萎的藤蔓。
我站在三楼会议室门口时，是上午八点二十分。
走廊里已经聚集了十几位考生。
有人在小声背诵自我介绍，有人在反复翻看手中的笔记。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声的、紧绷的气息。
我找了个靠墙的角落坐下，把背包放在并拢的膝盖上。
橡胶手套在包里发出轻微的摩擦声，我下意识地用手把它往深处塞了塞。
八点四十分，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拿着名单走了出来。
“现在公布分组抽签结果。”
“念到名字的同学，请记住自己的组别。”
“第一组在301室面试，第二组在斜对面的302室。”
我的心向下沉了一沉。
301。
就是我此刻所在的这间会议室门口。
这意味着我不需要移动，就在这里等待。
但也意味着，我看不到302室里的考官是谁。
工作人员开始念名字。
“第一组：王睿、李薇、刘浩、苏穗……”
我的名字，排在第四位。
根据前面同学的时间估算，我大概在十点左右进场。
“第二组：孙悦、陈想、赵轩……”
我默默数了一下，第一组六人，第二组七人。
八点半整，会议室的门开了。
第一位考生走了进去。
门关上的瞬间，我瞥见里面是一张长条形的会议桌，对面坐着五个人影。
距离太远，看不清面容。
等待的时间被无限拉长，每一秒都格外难熬。
第二位考生进去时，我隐约听见里面传来用普通话提问的声音。
第三位考生进去前，一直不自觉地搓手，出来时，脸色有些发白。
“第一组，苏穗。”
工作人员在门口叫到我的名字。
我深吸一口气，站了起来。
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前最后一瞬，我忽然想起每个周六推开沈国栋家房门的感觉。
一样是未知。
一样是踏入一个由他人主导的领域。
门在我身后轻轻合拢。
会议室比想象中要宽敞些，窗户朝南，晨光斜射而入，在深色的会议桌中央投下一道明亮的光带。
桌子对面，端坐着五位考官，四男一女。
我几乎立刻认出了最左侧的赵处长——那天在小区门口见过。
他今天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衬衫，朝我微微颔首。
正中间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同志，戴着老花镜，面前摊开着我的简历。
右侧是一位约莫五十岁、面容严肃的男领导，正低头记录着什么。
再右边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处长，头发扎成马尾，神情专注。
最右边是一位看起来最年轻、约莫三十五六岁的男考官，戴着黑框眼镜。
我在心中快速核对。
赵处长，认识。
其他四位，陌生。
“请坐。”
中间的花白头发老同志开口，声音温和。
我将七份简历依次递到每位考官面前。
他们各自拿起一份，翻看起来。
那位女处长翻开第一页，目光在“个人信息”栏停留了片刻。
“苏穗同学，请先用三分钟做个自我介绍。”
那位严肃的男领导率先提问。
我开始背诵那篇演练过无数遍的自我介绍。
声音还算平稳，至少我自己听不出明显的颤抖。
三分钟时间到，五位考官都在简历上记录着什么。
花白头发老同志推了推眼镜。
“你在大学期间参与的社会实践项目，主要解决了什么问题？”
我按照准备的内容如实回答。
他紧接着追问了几个细节和实施效果，我调动起全部知识储备，回答得还算流畅。
女处长接着发问。
“你为什么选择报考省住建厅？”
这是一个标准问题。
我给出了准备过的标准答案：平台重要，工作有意义，专业匹配度高。
她没有继续追问，但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手中的简历。
赵处长开口了。
他问的是一个具体的专业问题。
“谈谈你对当前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资金筹措与使用监管机制的看法。”
我尽力将大学所学与近期阅读的政策文件结合起来，组织语言进行回答。
说到一半时，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赵处长手中转动的那支笔，笔杆是黑色，笔帽是银色。
非常眼熟。
我在哪里见过？
大脑开始飞速搜索记忆。
沈国栋的书房。
那张办公桌的笔筒里，就有一支一模一样的笔。
有一次我擦拭书桌时，那支笔滚落在地，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捡起来，放回了原处。
笔杆上似乎有一个极小的、单位定制的logo，当时并未细看。
赵处长又追问了一个关于群众工作方法的问题，我勉强回答完毕。
但我的注意力，已经无法完全集中在那道题目上了。
那支笔。
如果是普通的款式也就罢了。
但那支笔的设计颇具辨识度，我在别处从未见过。
而且，沈国栋笔筒里的笔，多数是普通签字笔，唯有那一支，是黑银配色。
会是巧合吗？
女处长再次开口，这次问的是实践经历。
“简历上提到你参与过社区志愿服务，具体负责什么工作？”
“主要是协助社区开展政策宣传，以及一些日常的环境维护工作。”
我回答。
这不算说谎。
“持续了多长时间？”
“大概八个月。”
她点了点头，在简历上写了几个字。
面试进行到二十五分钟左右时，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些。
问题大多在准备范围之内，回答虽不出彩，但也算中规中矩。
直到花白头发老同志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苏穗同学。”
他摘下眼镜，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
“你的母亲，是叫陆秀兰，对吗？”
我愣住了。
简历上确实有家庭联系人信息这一栏，但面试中通常无人问及。
“……是的。”
“陆秀兰女士，和沈国栋厅长，是亲戚关系，对吗？”
会议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我能听见自己心脏在胸腔里沉重搏动的声音。
也能听见窗外，远处街道传来的隐约车流声。
五位考官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我脸上，等待着我的答案。
赵处长的表情平静无波，仿佛早已知道答案。
女处长微微蹙起了眉头。
那位严肃的男领导，停下了记录的笔。
那个年轻的黑框眼镜考官，第一次抬起头，认真地看着我。
这个问题，我在心里预演过无数遍。
但当它被如此直接地抛到面前时，我的舌头还是打了结。
“是……是远房亲戚。”
“有多远？”
女处长紧跟着追问，语气平淡却带着压力。
“我母亲的表哥。”
我尽力让声音保持平稳。
“血缘上不算很近。”
“你们两家，平时来往密切吗？”
来了。
我最害怕的问题。
我沉默了两秒钟。
在这两秒钟里，无数画面闪过脑海。
母亲每周日惯例的查岗电话。
那袋在厨房柜子里受潮的笋干。
那些被我擦拭得锃亮、冰凉光滑的荣誉证书。
沈国栋夹着公文包匆匆出门的背影。
信封里那六张崭新的百元钞票。
刘秘书说“面试时正常表现就行”时的眼神。
还有那些独自一人刷题到深夜的时光。
屏幕上显示的145分。
背包夹层里那副半旧的橡胶手套。
“不密切。”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响起。
“只在一些必要的家庭聚会时，偶尔会见。”
我没有提打扫卫生的事。
一个字也没有提。
女处长低下头，在我的简历上，写了很长一段评语。
写完后，她抬起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极其复杂，像是在审视，又像是在评估什么难以量化的东西。
花白头发老同志重新戴上了眼镜。
“好的，面试到此结束。”
“你可以离开了。”
“最终结果会在五个工作日内，通过厅网站公布。”
我站起身，朝考官席鞠了一躬，转身向门口走去。
手握住冰凉的门把手时，身后传来了赵处长的声音。
“对了，苏穗。”
我回过头。
他脸上带着和那天在小区门口如出一辙的职业化笑容。
“沈国栋厅长今天也在厅里，你知道吗？”
“……我知道。”
“他原本是今天面试组的成员之一。”
赵处长的声音不疾不徐。
“但因为一些临时安排，由我替他参与。”
“他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我屏住了呼吸。
“无论结果如何，都要脚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
这句话，像一根极细的针，轻轻扎进了我心里某个最柔软的地方。
我张了张嘴，喉咙有些发紧。
最终，我只说出了两个字。
“谢谢。”
走出301会议室，走廊里明亮的阳光刺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睛。
下一位考生已经等在门口，与我擦肩而过时，我看到他脸上写满了紧张。
我快步走到楼梯间的转角，背靠着冰凉的墙壁，才感觉到自己的双腿在微微发软。
沈国栋原本是今天的考官。
但因为临时安排，换成了赵处长。
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临时变动，今天坐在那里审视我的人，就会有他。
我就会在他的面前，在我的公务员面试现场，在递上写着“陆秀兰之女”的简历之后。
他是故意的吗？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就如同疯长的藤蔓，瞬间缠绕住我的全部思绪。
我想起他让我每周六去打扫——恰恰是面试这天，明确告知我不必再去。
想起他知道我考公，却从未主动给予任何只言片语的指导。
想起他书房桌上那份“面试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想起刘秘书说“周六沈厅有安排”。
或许，他只是不想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
或许，他是在主动避嫌。
或许，他内心深处，根本就不希望我考入他的厅。
但，赵处长是他的下属。
他坐在那里了。
我走下楼梯，脑子里纷乱如麻。
走到二楼拐角时，我瞥见走廊尽头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刘秘书。
他正在和一位女工作人员交谈，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我下意识地侧身，躲到了一根承重柱的后面。
刘秘书的声音隐约传来。
“……沈厅让我送过来的，说是给面试组参考。”
那位女工作人员接过了文件夹。
“沈厅今天真不过来了？”
“不过来了，省里有个紧急会议需要他参加。”
刘秘书回答。
“赵处长不是在301了吗？沈厅说了，有他在就可以了。”
“那倒也是。”
女工作人员点了点头，翻开文件夹看了看。
“赵处长是他一手提拔的，面试的标准和尺度，肯定都清楚。”
“这里面是……”
“一些往年的优秀面试案例，还有……”
刘秘书的声音压低了下去。
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
女工作人员点了点头，拿着文件夹朝301会议室的方向走去。
刘秘书则转身下了楼。
我躲在柱子后面，等她们的脚步声都完全消失，才慢慢走了出来。
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厉害。
赵处长是沈国栋一手提拔的。
这个信息在我脑中轰然炸开。
我忽然想起书房里那张合影——2018年城建项目组。
赵处长看起来四十多岁，他进入厅里的时间，至少是十几年前。
所以，他不止是他的下属，更是他信任的骨干。
那么，今天面试我的五位考官中，至少有一位，是沈国栋工作脉络的直系关联者。
我脚步有些虚浮地走下楼梯。
来到一楼大厅时，我的目光被墙上的厅领导介绍栏吸引，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我一个个看过去。
花白头发老同志——陈巡视，资深领导，简介中并未提及与沈的关系。
女处长——李处长，研究方向是城市建设管理。
那位严肃的男领导——孙主任。
赵处长——简介的最后一行小字，清晰印着：“2012年至2015年，在沈国栋同志分管处室工作。”
我的手指顺着展板继续向下滑动。
然后，猛地停住了。
李处长，那位扎马尾的女处长。
她的简介里，有一行这样的描述：“2016年至2019年，任沈国栋同志秘书。”
她也是沈国栋的旧部。
我快速扫过其他几位可能担任考官的中层干部简介。
孙主任，没有明确关联。
但陈巡视……我重新仔细阅读他那密密麻麻的工作履历，在中间位置发现了一句：“曾与沈国栋同志共同负责省级重点项目建设。”
是紧密的合作者关系。
不一定有直属上下级名分，但定然是工作上深度绑定的伙伴。
也就是说，301会议室里坐着的五位考官。
一位是沈国栋信任的老部下。
一位是他曾经的秘书。
一位是他长期的合作者。
只有两位，可能关系相对疏远。
而这个阵容，原本的构成中，应该有沈国栋本人的位置。
我走出省住建厅大楼，三月的阳光温暖得近乎虚幻。
我在门口的花坛边缘坐下，想从背包里拿水喝，手指却先触碰到了那副橡胶手套。
我盯着那副边缘已经有些磨损的淡黄色手套，看了很久。
过去七个月，每个周六的上午，我都戴着它，擦拭家具，拖洗地板，清洁卫生间。
而刚才那间面试室里，坐着五个人。
其中三个，都与那个我每周去为其打扫房屋的人，有着直接或极其紧密的工作关联。
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吗？
赵处长肯定知道。
他不仅在家门口见过我，知晓我是“亲戚家的孩子”。
他今天更是特意问了我母亲的名字，特意提起了沈国栋。
李处长呢？
她反复追问我的家庭关系，在简历上留下了大段的评语。
陈巡视呢？
他看起来最是和蔼，但最后那个关于亲戚关系的、最关键的问题，正是由他问出的。
他们都知道我是谁。
知道我和沈国栋之间那层薄薄的亲戚关系。
知道我为何会站在省住建厅的面试考场上。
但是，没有人知道——或者说，没有人在乎——我每周六去他家打扫卫生。
没有人知道，我是擦拭着那些代表工作肯定的证书，来准备我的公考复习。
没有人知道，我把每个月那六百元“劳务费”悄悄存起来，梦想着租一个离知识更近的容身之所。
他们只知道，我是“沈厅长的亲戚”。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是我母亲。
“面试怎么样？见到你国栋大舅了吗？他有没有跟你打招呼？有没有关照你？”
我没有回复。
直接将手机塞回了口袋深处。
在花坛边呆坐的二十分钟里，我看着其他考生陆续从大楼里走出来。
有人兴奋地打着电话，声音雀跃。
有人垂头丧气，步履沉重。
我看见刘秘书从大楼的侧门出来，开着一辆灰色的小车离开了。
我看见赵处长和那位年轻工作人员边走边聊，经过花坛时，他看见了我。
他的脚步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但并未停留，也没有说话，继续向前走去。
最后，我站起身，因为久坐，双腿有些发麻。
我该回到那个十二平米的出租屋，等待五天后或许早已注定的结果。
或者，不必等待。
但我没有走向公交站。
我转过身，重新走进了省住建厅大楼。
我不知道自己还想做什么。
也许是想看看302会议室是什么样子，第二组的考官又是哪些人。
也许，只是内心深处那份强烈的不甘心，驱使着我的脚步。
二楼的走廊已经空荡荡，面试全部结束了。
301和302的门都敞开着，保洁阿姨正在里面进行清扫。
我在302门口停住，向里张望——同样的会议桌，同样的五张考官座椅。
保洁阿姨拖着清洁车出来，看见我站着，便问：“姑娘，落东西了？”
“……没有。”
我顿了顿。
“阿姨，请问今天在这间教室面试的领导们，您认识吗？”
阿姨摆摆手，笑了笑。
“我哪认识哟，都是大领导。”
她推着车，叮叮当当地走远了。
我走进302会议室。
空气里残留着一丝淡淡的茶香——刚才有考官在这里喝茶。
会议桌上放着几个用过的一次性纸杯。
其中一个杯壁上，印着一圈浅浅的口红痕迹。
说明第二组也有一位女考官。
我的目光扫过桌面，想寻找是否有遗落的名牌或文件。
没有。
保洁阿姨收拾得很干净。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眼角余光瞥见了墙角的垃圾桶。
最上面，扔着几张皱巴巴的纸，像是用来打草稿或记录的废纸。
我犹豫了三秒钟。
然后，走了过去。
第一张纸，上面是半页凌乱的笔记，看不懂具体内容。
第二张纸，是一个手写的名单，列着七个名字——应该是第二组七位考生的名单。
第三张纸……
第三张纸是印着“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抬头的会议记录纸。
纸上用黑色签字笔潦草地写了几行字：
“第一组（赵负责）：苏（亲）、王（146）、李（145.5）…
第二组（李负责）：陈（147）、孙（145.5）…
沈厅交代：一切按既定章程与标准执行，无需特殊考虑。”
纸的右下角，有一个非常小、但清晰可辨的签名缩写：Z。
赵。
我捏着那张纸，手指开始不受控制地轻微颤抖。
窗外射入的阳光，正好落在“苏（亲）”这两个字上，落在“无需特殊考虑”这六个字上。
无需特殊考虑。
意思是，不必给予特殊照顾？
还是，不必进行特殊对待？
按既定章程与标准执行。
意思是，就当最普通的考生来评判？
但为什么，在我的名字后面，标注的是“亲”？
而其他考生名字后面，标注的是他们的笔试分数。
纸的背面，还有更潦草的字迹，像是匆忙间记下的笔记。
“沈厅明确表示：程序公正高于一切。”
“他本人选择回避，以避嫌。”
避嫌。
这两个字，像两柄沉重的铁锤，狠狠砸在我的胸口。
我背靠着冰冷的墙壁，慢慢滑坐到尚未完全干透的地面上。
保洁阿姨拖地留下的水渍，浸湿了我的裤脚，传来一片冰凉。
所以，沈国栋今天不来，是为了避嫌。
因为我是他亲戚。
所以，赵处长知道，李处长也知道。
所以，他们会问那些问题。
所以，“程序公正高于一切”。
意思是，既不会帮我，也不会刻意卡我？
还是说，正因为标明了“亲戚”身份，反而要更加严格地审视，以证明整个过程的绝对公正？
我不知道。
这张纸没有写明任何结果，它只揭示了一个冰冷的事实：在考官们的视角里，我是“苏（亲）”，而不是“苏（145）”。
我将纸揉成一团，想扔回垃圾桶，动作却停在了半空。
我重新展开它，仔细抚平上面的褶皱，对折，然后塞进了自己的外套口袋。
走出302会议室时，我看见走廊尽头有一间办公室的门虚掩着。
门牌上写着：赵启明 处长。
是赵处长的全名。
我走了过去。
办公室里没有人。
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盒和书籍，窗台上放着一盆绿意盎然的吊兰。
我的目光扫过桌面，最后定格在笔筒上。
黑色笔杆银色笔帽的笔。
不止一支。
是两支。
和我在沈国栋书房里看到的那一支，一模一样。
我后退一步，准备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走廊里传来了由远及近的脚步声和谈话声。
“……那孩子刚才出去了，看起来状态还算稳定。”
是赵处长的声音。
另一个女声回应道。
“沈厅再三叮嘱过，我们严格按照流程走就好。”
“他那边……”
话音到了门口。
我无处可躲。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我与赵处长、李处长迎面撞上。
赵处长看见我，明显怔了一下。
“苏穗？你怎么还在这里？”
李处长站在他身后，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随即又移向我紧握着背包带子的手——那副橡胶手套的一角，从背包侧袋露了出来。
“我……”大脑一片空白。
“我好像有支笔，落在面试室了，过来找找。”
“笔？”
赵处长走进办公室，将公文包放在桌上。
“什么样的笔？”
“一支普通的黑色签字笔。”
我胡乱编造。
“找到了吗？”
“没有。”
我摇摇头。
“可能是我记错了，没带出来。”
李处长也走了进来，她拿起桌上的水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喝了一口后，她看向我。
“面试感觉如何？”
“还好。”
我回答。
“那就好。”
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天气。
赵处长在办公椅上坐下，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黑银配色的笔，在指间熟练地转动着。
“你是准备回住处，还是回家？”
“回住处。”
“在宁州租的房子？”
“嗯。”
“考公不容易。”
他说，手中的笔转得更快了。
“尤其是考咱们厅。”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只能点了点头。
李处长忽然开口，问道。
“你每周六，都去沈厅家帮忙做家务？”
我全身的肌肉瞬间僵住了。
她怎么会知道？
赵处长也停下了转笔的动作，看向李处长。
李处长的表情很自然，仿佛只是在询问一件日常小事。
“……是的。”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
“主要帮忙做些什么？”
她继续问，目光平静地看着我。
“打扫卫生。”
我回答。
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隐瞒的必要了。
“哦。”
她点了点头，又喝了一口水。
“沈厅家面积不算小，打扫起来，挺费工夫的吧。”
“还好。”
“做了多长时间了？”
“差不多七个月。”
办公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在规律地走动，发出“咔、咔”的轻响。
赵处长将手中的笔放回笔筒，站了起来。
“苏穗，你先回去吧。”
“最终结果出来，厅里会统一通知。”
我如蒙大赦，转身就要离开。
“等一下。”
李处长叫住了我。
我回过头。
她放下水杯，走到我面前。
她的眼神锐利如刀，仿佛要穿透我的皮肤，看清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你知不知道，沈厅今天为什么坚持不来担任考官？”
我摇了摇头。
“因为他不想让你为难，也不想让自己为难。”
李处长的声音很清晰，每个字都敲打在我的耳膜上。
“他让我和赵处长来，是因为我们都是他带过的干部。”
“我们最清楚他的工作标准，也最明白他为人处世的原则。”
赵处长皱了下眉，似乎想说什么。
“李处长……”
李处长没有理会他，继续看着我。
“沈厅的原则是，工作归工作，亲情归亲情。”
“所以，他从来不曾通过任何关系，安排亲戚朋友进入厅里工作。”
“一个都没有。”
我站在原地，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一点点变冷。
“但你是第一个。”
李处长说。
“第一个以亲戚身份，来报考他所在厅的考生。”
“所以他非常为难。”
“不招，家族人情上或许说不过去。”
“招，就打破了他坚守了近三十年的规矩。”
“所以，他让你每周去他家。”
赵处长接过话，他的声音比刚才低沉了一些。
“他想亲眼看一看，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是想踏踏实实做工作，还是仅仅想借他这块‘跳板’。”
过去的那些周六清晨，一幕幕在我眼前闪过。
沈国栋匆匆离去的背影。
他偶尔投来的、含义不明的目光。
他说“好好复习”时的平淡语气。
刘秘书递过来的、装着六百元的信封。
所以，那不仅仅是劳务费。
那是一场持续七个月的、沉默的观察？
一场关乎品行与动机的测试？
还是别的什么？
“你今天面试的表现，可圈可点。”
李处长说。
“基础知识回答得比较扎实，表达也流畅。”
“笔试145分，过了线。”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依然锁定着我。
“但你知道，第二组有个考生笔试147分吗？”
“还有一个，本科期间就有过机关单位实习经历。”
我知道。
那张纸上，写着。
“今年全厅通过省考招收的名额，非常有限。”
赵处长的声音响起。
“我们这组，与第二组，最终可能各自只有一个录取名额。”
我忽然明白了。
为什么要分成两个组。
为什么要把我和其他高分考生分隔开。
为什么我的面试顺序被安排在第一组第四位。
因为如果我被分到第二组，将不得不与那位147分的考生正面竞争。
而在第一组……
“第一组其他几位考生，笔试最高分是多少？”
我问。
赵处长和李处长交换了一个眼神。
李处长开口。
“146分。”
“还有一个是145.5分。”
所以，在第一组，我的笔试分数不是最高的。
低一分，或者高0.5分。
“面试成绩，在总评中占据60%的权重。”
赵处长说。
“如果你的面试表现足够出色，综合评分就能占据优势。”
如果。
如果。
“我们刚刚已经给你的面试打了分。”
李处长从桌面上拿起一张评分表。
“但最终的录取结果，需要综合笔试与面试分数，经过加权计算才能确定。”
“同时，也需要……”
她没有把话说完。
但我已经懂了后半句。
也需要沈国栋厅长的最终首肯。
因为赵处长和李处长都是他的老部下，他们必定会尊重他的意见。
而陈巡视是他的重要合作者，同样会充分考虑他的态度。
所以，决定权，兜兜转转，依然握在那个我每周去为其打扫房屋的人手中。
“他今天没有出现，是因为他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赵处长说。
“他需要时间。”
我走出那间办公室时，双腿沉重得像灌满了铅。
走廊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口袋里的那张纸，坚硬的折角硌着我的大腿。
我伸手进去，指尖触碰到那行冰冷的字迹：“沈厅交代：一切按既定章程与标准执行，无需特殊考虑。”
无需特殊考虑。
所以，面试评分会严格按照标准进行。
所以，结果会按流程产生。
但“既定章程与标准”是什么？
是把我当作普通考生，仅凭分数与表现裁决？
还是当作“需要避嫌的亲戚”，进行更严苛的审视？
我不知道。
走到楼梯口时，我听见身后办公室的门又被打开了。
赵处长的声音传来，这一次压得很低，但我还是捕捉到了关键的一句。
“……沈厅刚来电话。”
“他说他改主意了。”
“他要求调看今天所有面试的全程录像。”
“尤其是苏穗的那一场。”
李处长的回应紧接着响起。
“那他今晚肯定会找我们要详细的面试记录。”
“你把我和陈巡视上午记的评估笔记整理好，一并发给他。”
“他知道苏穗每周去打扫卫生的事吗？”
赵处长问。
“刘秘书应该汇报过。”
李处长的声音很平静。
“但他从未在我们面前主动提起过。”
“刚才那孩子自己承认了。”
“承认了也好。”
李处长顿了顿。
“至少，态度是诚实的。”
脚步声向门口靠近。
我急忙快步下楼，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狂跳。
沈国栋要亲自看面试录像。
他要重新评估。
就在今晚。
我走出省住建厅大楼，午后的阳光刺眼得让人眩晕。
手机又在口袋里震动起来，依旧是我母亲。
“怎么一直不回消息？到底怎么样了？”
“我给你国栋大舅打电话他一直不接！你快点联系他问问情况啊！”
我没有理会。
直接按下了手机侧面的静音键。
走到公交站台时，我下意识地回头，望向厅大楼。
四楼，领导办公区的一扇窗户敞开着。
窗边似乎站着一个人影。
距离太远，看不清面容，但那身形和站姿，像极了沈国栋。
他在看什么？
看着楼下散去的人群？
看着我们这些刚刚经历完考核的考生？
或者，只是站在窗边，吹一吹风，理一理纷乱的思绪？
公交车进站了。
我上车，找了一个最后排靠窗的位置。
车辆启动，缓缓驶离路边。
我回过头，透过布满灰尘的车窗，再次看向那扇四楼的窗户。
那个人影，依然站在那里。
公交车转弯，那扇窗，那幢灰色的楼，彻底消失在城市的街景之后。
我将头靠在冰凉的玻璃窗上，闭上了眼睛。
脑海中，今天的画面不受控制地反复闪回。
五位考官或严肃或平和的面容。
赵处长手中那支黑银配色的笔。
302会议室垃圾桶里，那张写着“苏（亲）”的备忘纸。
李处长锐利如刀的眼神。
赵处长转笔时，灵活的手指。
还有口袋深处，那张纸上冰冷的话语。
以及，刚才听到的，那句石破天惊的——“他改主意了。要亲自看录像。”
公交车在城市的街道上摇晃着行驶。
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商铺、行人、高架桥。
这座城市，我待了将近一年。
每周六穿越半个城区去做保洁。
每天泡在图书馆或出租屋里刷题。
住着月租八百、只有十二平米的小房间。
吃着最简单、最便宜的快餐。
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今天这场二十五分钟的面试。
都只是为了等待一个或许早已被诸多复杂因素缠绕的结果。
而那个能一锤定音的人，此刻就在那幢灰色大楼的四层，那扇敞开的窗边。
他改主意了。
为什么？
因为我的面试表现超出了他的预期？
因为赵处长或李处长向他汇报了什么？
因为我亲口承认了每周去打扫卫生的事实？
还是因为，他终于不得不直面这个困扰了他七个月的难题——是否要为自己远房亲戚的孩子，破一次例？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今晚，他会坐在屏幕前，调出录像。
他会看到我坐在301会议室里，回答每一个问题。
他会看到我说“不密切”，看到我被问及亲戚关系时那两秒钟的沉默。
也会看到，赵处长手中，那支和他书房里如出一辙的笔。
公交车到站了。
我下车，走向那栋熟悉的、略显破旧的居民楼。
上楼，开门，将背包扔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那副橡胶手套滑了出来，无声地落在地面。
我弯腰把它捡起，放在手里，看了很久。
然后，我走进狭小逼仄的卫生间，拧开了水龙头。
冰凉的自来水哗哗流出。
我将手套浸湿，挤上一点廉价的洗手液，开始用力搓洗。
就像过去七个月的每个周六一样，仔细地洗去上面的灰尘与污渍。
洗着洗着，视线忽然变得一片模糊。
眼泪毫无征兆地大颗大颗掉下来，砸进满是泡沫的水池里。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
也许是因为这漫长的七个月，实在太累了。
也许是因为今天面试室里那二十五分钟，太过煎熬。
也许是因为那张纸上，那个冰冷的“亲”字。
也许是因为，在那一刻，我突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
这七个月，我擦遍了那套房子的每一个角落，擦亮了他所有的证书与荣誉。
却从未真正看清过，证书背后那个名叫沈国栋的男人。
我甚至不知道，今晚他看完录像后，指间轻轻落下的一笔，会为我勾勒出怎样的未来。
我更不知道，如果我真的被录取了。
那究竟是因为我的145分和还算及格的面试表现。
还是因为，我是那个每周六默默去他家打扫卫生的、远房亲戚的女儿。
手套洗干净了。
我拧干水分，将它晾在窗边那道细窄的防盗网栏杆上。
三月的风从窗户缝隙钻进来，吹动着那双淡黄色的橡胶手套，轻轻摇晃。
就像沈国栋书房里，那些我擦拭过无数次的证书。
在透过百叶窗的疏落光影里，沉默地陈列着一个人半生的坚持与准则。
而我的命运，此刻就悬在那位证书主人的一念之间。
他改主意了。
口袋里的手机，再次剧烈震动起来。
不是母亲。
是一个我从未存储过的、本地的固定电话号码。
我按下接听键，将手机放到耳边。
“喂？”
“是苏穗吗？”
听筒里传来的男声，沉稳，清晰，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属于会议室和办公室的冷静质感。
是沈国栋。
我的手猛地一抖，手机差点滑落。
“大……大舅？”
“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他的声音听不出任何情绪起伏。
“方便。”
“明天上午九点，你来我家一趟。”
他说。
“不用带任何清洁工具。”
“我有一些话，需要当面和你谈清楚。”
“是关于……面试的事吗？”
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我甚至能听见他那边，极其轻微的呼吸声。
“是关于所有事。”
他终于开口，每个字都清晰得如同印章盖下。
“关于你为什么，坚持每周六来我家做保洁。”
“关于你为什么，一定要报考我所在的厅。”
“关于今天面试时，你为什么没有告诉任何一位考官——”
他的话语，在这里刻意停顿。
我屏住了呼吸，心跳如雷。
“——你其实早就知道，赵处长，李处长，甚至陈巡视，都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工作关联。”
我的大脑“轰”地一声，变得一片空白。
他知道了。
他全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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