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七一年的冬天，红星机械厂冷得像个巨大的停尸房。
这种冷不是挂在嘴边的形容词，而是实实在在的一把钝刀子。
它顺着裤管往上爬，钻进骨髓缝里，把人的那点热气一点点剔干净。
厂子坐落在两座大山的夹缝里，终年不见太久的太阳。
风从豁口里灌进来，带着一种哨音，像是狼嚎，又像是某种生锈的机器在尖叫。
我是赵铁柱，那年二十四岁。
人人都喊我柱子，但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柱子，我是根随风倒的草。
我是食堂的采购员。
在那个大家都饿得眼冒金星的年代，这职位听着风光，其实也就是个看得到摸不着的苦差事。
手里过的是白面和大肉，流进嘴里的全是唾沫。
那个下午，天色铅灰，云层压得极低，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到那股子湿冷的晦气。
我推着一辆独轮车，去后山的煤渣坑倒炉灰。
车轮轴承缺油，发出“咯吱、咯吱”的惨叫，听得人心烦意乱。但我不敢停，因为怀里揣着雷。
那是两个刚出锅的白面馒头。
大师傅老张去茅房撒尿的功夫，我鬼迷心窍地揭开笼屉，手心里那股子滚烫的触感还没消退，我就把它们塞进了贴身衬衣里。
烫。真烫。胸口那块皮肯定红了，但我觉不出疼，只觉得踏实。那是一股子能救命的热气。
走到煤场的大坡道时，我停下了。
不是我想停，是前面堵住了。
那是一队正在背煤的劳改犯。这是厂里最底层的存在，比看门的狗还不如。
他们大多是从省城下来的，成分不好，要么是家里有海外关系，要么是那几年被打倒的“牛鬼蛇神”。
男男女女，一个个面如死灰，穿着破烂漏风的棉袄，那是厂里发下来的劳保服，早就不知转了几手，棉絮像烂肠子一样挂在外面。
那坡道上结了一层黑冰。煤灰混着雪水，被无数双脚踩实了，滑得要命。
我看见了那个女人。
在一群灰头土脸的人堆里，她瘦得扎眼。那个竹筐大得离谱，装满了一百多斤的煤块，压在她那像是稍微一折就会断的脊梁上。她每走一步，两条腿都在打摆子。
她叫林婉。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名字。但在当时，她只是个编号，是个应该被踩进泥里的黑五类。
就在我准备绕过去的时候，她脚底下一滑。
没有任何惊呼。她像是哑了一样，整个人重重地往前一扑。“噗通”一声闷响，那是膝盖骨直接砸在冻硬的石头地上的声音。听着这动静，我自个儿的牙根都跟着酸了一下。
煤块滚了一地。
她趴在那儿，脸贴着黑色的冰面，半天没动弹。
旁边的看守正把双手插在袖筒里，背对着这边跟人吹牛逼，没听见动静。
若是平时，我绝不会多管闲事。那个年代，同情心是多余的累赘，搞不好会把自己也搭进去。
但我看见了另一个人。
保卫科的刘大眼。
这孙子正提着警棍，迈着那双罗圈腿，从坡上面晃晃悠悠地走下来。那双金鱼眼像雷达一样四处乱扫，专门找茬。
我心里“咯噔”一下。
要是让刘大眼看见我怀里鼓鼓囊囊的，把我扣下搜身，那两个馒头就是我的催命符。盗窃公家财物，这罪名够我在全厂大会上被批斗三天三夜，搞不好工作还得丢。
我没退路了。
脑子里那根筋一崩，我做出了这辈子最大胆的一个决定。
我把独轮车往路边一横，假装是被挡了路，骂骂咧咧地冲了过去：“这他妈谁啊？没长眼啊？挡着老子的道！”
我冲到那个女人身边，蹲下去。借着那身宽大臃肿的破棉袄遮挡，我的手飞快地伸进怀里，掏出了那两个还在烫人的馒头。
她的袖口很大，里面空荡荡的，手腕细得像根枯树枝。
我一把攥住她的手腕，把馒头硬塞进了她的袖筒里。
“别出声，藏好。”
我的声音压得极低，混在风声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
她猛地抬起头。
那是一张怎样的脸啊。全是煤灰，只有那双眼睛是黑白分明的。没有眼泪，也没有感激，只有惊恐和一股子狠劲。就像是一只被猎枪逼到绝境的母狼，随时准备扑上来咬断你的喉咙。
那是求生欲。赤裸裸的，不带一点遮掩的求生欲。
刘大眼走近了。皮靴踩在煤渣上，发出那种令人牙酸的摩擦声。
“干什么呢？聚众闹事啊？”刘大眼那公鸭嗓子响了起来。
我感觉手心里全是汗，但我脸上迅速堆起了笑，那是我们在底层混饭吃的人练出来的假笑。
“哟，刘干事，这么冷的天您还亲自巡逻呢？”我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这不这娘们儿摔了，把路堵了，我这车炉灰急着倒呢，我就寻思给她拨拉开。”
刘大眼狐疑地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看了看趴在地上的林婉。
林婉这时候反应过来了。她缩着那只藏了馒头的手臂，死死地压在胸口下面，整个人蜷缩成一团，像是在发抖，又像是在保护什么。
“摔死了没？”刘大眼用脚尖踢了踢林婉的小腿，力道不轻。
林婉闷哼了一声，没动。
“没死就赶紧起来干活！装死狗给谁看呢？”刘大眼骂了一句，目光在她那虽然瘦削但依然能看出线条的腰臀上停留了几秒，喉结动了动，吐出一口浓痰，“晦气。”
他又转头看向我，眼神在我平坦的胸口扫了一圈——那里已经不鼓了。
“赶紧干活去，别在这磨洋工。”
“好嘞，好嘞。”我点头哈腰。
等刘大眼背着手走远了，我才感觉后背上全是冷汗，被风一吹，透心凉。
我没再看林婉一眼，推起独轮车就走。
走出十几米，鬼使神差地，我回头看了一眼。
林婉正艰难地撑着地站起来。她没管洒在地上的煤，那只右手始终紧紧地捂着左边的袖口，像是捂着她的心脏。
风雪更大了，把她的身影模糊成了一团黑色的墨迹。
那两个馒头，成了我和林婉之间一个秘而不宣的契约。
在这个几千人的大厂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充满了监视和举报。谁家今晚吃了肉，谁家两口子吵架说了句反动的话，第二天就能传到保卫科的耳朵里。
但我和她，成了共犯。
我是食堂采购，多少有点油水。哪怕是刮下来的猪油渣，或者是受潮结块的面粉，在那个年代都是硬通货。
我并不高尚。我不是为了什么人道主义。
起初，我只是为了那种隐秘的刺激感，甚至带点男人对弱女子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感。看着她因为我的一点残羹冷炙而活下来，我觉得自己像个爷。
我们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交接点。
食堂后面是锅炉房，那是厂里最脏最累的地方。林婉白天背煤，晚上有时候要在这值夜班掏炉灰。
锅炉房后面有一堵墙，墙根底下是排水沟，流着黑乎乎的废水，臭气熏天，连野猫都不爱来。那墙上有块松动的青砖。
我在砖头后面掏了个洞。
每隔两三天，我就会趁着夜色，像做贼一样溜过去。
有时候是用油纸包着的一小把猪油渣，那是炸完板油剩下的，焦黄酥脆，撒点盐，香得能让人把舌头吞下去。有时候是两个有些发酸的窝窝头。有时候是半个咸鸭蛋。
我把东西塞进去，把砖头复位，然后撒腿就跑。
我们从不说话。
甚至见面都很少。
但我知道她收到了。
因为那个砖洞里，开始出现回馈。
起初是一双鞋垫。那是用废旧的帆布手套拆了线，一层层纳出来的。针脚密实得吓人，那是只有大户人家小姐才有的手艺，虽然布料粗糙，但那种精致藏在骨子里。
后来，是我那件破了口子的工作服。我故意扔在锅炉房窗台上，第二天再去拿，口子已经补好了，几乎看不出痕迹。
这种无声的交流，像是一种瘾。
在这个充满了铁锈味、机油味和汗臭味的厂子里，这块臭水沟旁的砖头，成了我精神上的一块飞地。它让我觉得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只会点头哈腰的采购员，我手里握着另一个人的命。
日子像流水一样过，转眼到了七三年。
林婉虽然还是瘦，但不再像个骷髅架子了。她的脸上有了点血色，那股子要把人吞了的狠劲藏得更深了，变成了一种死水般的沉静。
但麻烦还是来了。
那个夏天热得邪乎。知了在树上扯着嗓子叫，叫得人心烦意乱。
厂里开始流传一些风言风语。
保卫科的刘大眼，盯上了林婉。
刘大眼这人，好色，那是厂里出了名的。但他只敢欺负那些没根基的人。林婉这种身份，就是他砧板上的肉。
那天下午，我去保卫科送烟，那是为了疏通关系。
刚到门口，就听见里面几个干事在淫笑。
“那姓林的小娘皮，看着瘦，那腰身真带劲。”是刘大眼的声音，“今晚正好她值大夜，嘿嘿，老子去给她做做‘思想工作’。”
“刘哥，悠着点，别把人弄死了。”
“怕个球！这种黑五类，死了也是畏罪自杀。”
我站在门外，手里那条烟差点被我捏断了。
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救？还是不救？
救了，一旦暴露，我就是“阶级立场不稳”，是“包庇犯”。不救，今晚林婉就毁了。
我不想当英雄，我是真怕。但我一闭眼，就想起那天雪地里她那个像狼一样的眼神。如果她被刘大眼毁了，那个眼神就会变成鬼火，烧我一辈子。
我回了食堂。
我记得，食堂仓库的角落里，放着一包给猪吃的药。那是给猪清肠胃用的泻药，药劲大得很。
我偷了一把，揣在兜里。
天黑透了。
锅炉房那边亮着一盏昏黄的灯泡，像只瞌睡的眼。
我看见刘大眼提着个酒瓶子，晃晃悠悠地往锅炉房走。那得意劲儿，像是要去赴宴。
我躲在煤堆后面，心跳得像擂鼓。
刘大眼进了值班室。我听见他对林婉说话的声音，带着那种让人作呕的黏腻。
“小林啊，别忙活了，来，陪哥喝一口。”
林婉没吭声。
我在外面急得浑身冒汗。我想冲进去，腿却像灌了铅。
就在这时候，刘大眼出来了。他把那个用来喝水的搪瓷大茶缸放在窗台上，自己哼着小曲去后面的茅房撒尿。
机会只有一分钟。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也许是被那股子热浪冲昏了头。我像个影子一样窜过去。
那个大茶缸里泡着浓茶。
我手抖得厉害，从兜里掏出那把猪用的泻药，一股脑全倒了进去。我想找东西搅一下，来不及了，只能伸出手指头在滚烫的茶水里搅了两圈。
烫得我一激灵。
我飞快地窜回煤堆后面的阴影里。
刘大眼回来了。他提着裤子，一脸满足。
他拿起茶缸，吹了吹浮沫，咕咚咕咚灌了一大口。
“真他妈苦。”他骂了一句，“这茶叶也是次品。”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慢的半个小时。
值班室里传来了桌椅翻倒的声音，那是刘大眼想要对林婉动手动脚。
紧接着，是一声惨叫。
不是林婉叫的，是刘大眼。
他的肚子像是里面装了个搅拌机。那药效太猛了。
刘大眼捂着肚子冲出来，连裤腰带都来不及解，直奔茅房。
这一晚上，刘大眼就在茅房和值班室之间跑了二十几趟。拉到最后，腿都软了，是爬着出来的。天快亮的时候，被人抬去了医务室。
听说，肠子都快拉出来了。
那晚，林婉一直站在锅炉房门口。
月光照在她脸上，惨白惨白的。
我躲在暗处，不敢露头。
但她知道我在那儿。
她冲着我藏身的那堆煤，那个黑暗的角落，静静地看了一会儿。
然后，她慢慢地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是她第一次对我行礼。没有卑微，只有一种沉甸甸的郑重。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不像个小偷，像个真正的人了。
一九七五年，春天的风里开始带了点暖意。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政策开始松动，有些事情在悄悄起变化。
那天我去场部领粮票，听见办事员在嘀咕，说上面有文件，要释放一批改造好的犯人，落实政策。
名单上有林婉。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手里的粮票差点掉地上。
我第一反应不是替她高兴，而是一种巨大的、空落落的慌张。
这就走了？
那以后谁给我缝补衣裳？谁去拿那个砖洞里的东西？我那点隐秘的寄托，以后给谁？
这四年，我虽然没跟她说过几句话，但她像是我影子的一部分。在这个灰暗压抑的年代，我们是彼此呼吸的孔。
我想，我得去送送她。
甚至，我那个不争气的脑瓜子里，还冒出了一个更疯狂的念头。她刚放出来，肯定没地方去，家也没了。如果……如果我不嫌弃她，我是不是能把她领回家？哪怕被我爹打断腿，哪怕被全厂人戳脊梁骨。
那天晚上，我翻箱倒柜，找出了我最好的一件的确良衬衫，那是为了相亲准备的。
我把这几年偷偷攒下的三十斤全国粮票，还有五十块钱，用手绢包了一层又一层。
那是我的全部家当。
我想好了，明天一早，我就去厂门口等她。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
第二天，大雾。
五米之外看不见人。整个厂区像是泡在牛奶里。
我起了个大早，特意用香皂洗了脸，刮了胡子。
我跑到厂门口的时候，看门的大爷正在那儿扫地。
“大爷，那些……那些走的人呢？”我喘着粗气问。
“早走啦。”大爷慢吞吞地说，手里的扫帚一下一下划着地，“天没亮就有辆过路的拉货卡车，往南边去的。他们搭那个车走了。”
“那个……那个女的呢？姓林的。”
“哦，那个瘦高个？她第一个上的车。走得急，连头都没回。”
我站在大门外的大马路上。
雾气锁住了路。地上只有两道深深的车辙印，一直延伸到白茫茫的雾里，像是两道伤疤。
走了。
连个屁都没放就走了。
我不死心。我像个疯子一样往回跑，跑回锅炉房后面。
我拨开那些带刺的杂草，一把掀开那块青砖。
空的。
里面只有潮湿的泥土味，还有几只被惊动的潮虫在乱爬。
没有字条。没有留念。甚至连那个洞都被泥土填了一半。
她走得干干净净，就像她从来没来过这个世界一样。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看着那滩泛着油花的黑水沟。
我突然觉得自己就是个笑话。赵铁柱啊赵铁柱，你算个什么东西？人家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哪怕落难了，那骨子里的傲气也在。
你是谁？你就是个送馒头的伙夫。人家那是为了活命才搭理你，现在龙归大海了，谁还记得你这个阴沟里的泥鳅？
我摸了摸兜里那个包着钱和粮票的手绢，觉得烫手。
我狠狠地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滚吧！都他妈滚吧！”
我骂了一句，眼泪却不争气地掉进了那条臭水沟里。
林婉走了。
我的日子像是一潭死水，重新合拢了，连点波纹都没留下。
生活还得继续。七六年，经人介绍，我结了婚。老婆是纺织厂的女工，屁股大，嗓门大，没文化，但是能过日子。
七七年，儿子出生了。
日子过得飞快，又像是根本没动。
改革开放了。大街上开始流行喇叭裤，有人提着录音机放邓丽君。厂里的效益开始不好了，那些原本冒着黑烟的烟囱，慢慢地不冒烟了。
刘大眼因为贪污和流氓罪，八三年严打的时候被抓进去判了重刑，听说死在里面了。
我还是那个采购员。只是油水越来越少，食堂的饭菜越来越难吃。
老婆开始嫌弃我。她看别人的老公下海做生意赚了大钱，回来盖小洋楼，而我只能守着那点死工资，还得精打细算过日子。
“窝囊废。”这是她对我说的最多的三个字。
九十年代初，那股下岗的大潮，终于像海啸一样拍到了我们这个山沟沟里的破厂子上。
一九九三年。
这一年，我四十六岁。
头发白了一半，背也驼了。
老婆跟一个倒腾皮鞋的温州人跑了。临走时，把家里的存款卷得干干净净，只给我留了一张离婚协议书，还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儿子。
屋漏偏逢连夜雨。
儿子正是叛逆期，在学校跟人打架，把同学的头打破了。对方家长堵着门要医药费，两千块。
两千块啊。
那时候，我已经被宣布下岗了，每个月只能领几十块钱的生活费。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像七一年。
一样的冷，一样的绝望。
家里那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早就卖了。窗户纸破了，用报纸糊着，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除夕前夜。
外面下着鹅毛大雪。
家里冷锅冷灶。米缸见了底，老鼠进去都要含着眼泪出来。
儿子在里屋躺着，不跟我说话。他恨我，恨我没本事，恨我让他抬不起头。
我坐在堂屋那张掉漆的方桌前，抽着两毛钱一包的劣质烟。烟雾呛得我直咳嗽，咳得肺管子都要裂了。
我看着房梁，恍惚间想，要不弄根绳子吊死算了。
但我不敢。我是个怂包，年轻时候不敢冲进值班室救人，老了也不敢死。
我想起了十八年前。
想起了那个有着狼一样眼神的女人。
她现在在哪呢？是不是早就把我忘了？或者，她正在哪个大城市里，穿着名牌，喝着红酒，嘲笑这世上还有我这种为了两千块钱想死的傻子？
我自嘲地笑了笑。赵铁柱，你还在做梦呢。
就在我琢磨着明天是不是要去卖血的时候，门响了。
“咚、咚、咚。”
敲门声很急，很有力。哪怕隔着风雪声，也听得清清楚楚。
这年头，穷在闹市无人问。大年三十的，除了要债的，谁会上我这破门？
我不想开。
门外的人却不依不饶，一直敲。
“谁啊？”我没好气地喊了一嗓子，披上那件穿了十几年的军大衣，趿拉着棉鞋去开门。
门栓早就生锈了，费了半天劲才拉开。
门一开，一股冷风夹着雪花卷进来，吹得我打了个哆嗦。
我眯着眼，往外看。
门外站着个年轻男人。
我不认识。
但这人看着就不一样。穿着黑色的呢子大衣，戴着皮手套，脸上架着一副墨镜。哪怕是大晚上，这派头也足得很。他身后，停着一辆车。
黑色的，车漆锃亮，在大雪里像个卧着的怪兽。
那是桑塔纳。
在我们这穷县城，只有县长才坐这种车。
“是赵铁柱赵先生吗？”那年轻人摘下墨镜，客气地问。那口音，带着点南方的软糯。
“我是。”我心里发毛，手下意识地抓紧了军大衣的领口，“你是哪位？是要债的？”
“我是受人之托。”
年轻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鄙夷，只有一种公事公办的冷漠。
他没进屋，嫌弃我这屋里的霉味。
他把手伸进大衣怀里。
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以为他要掏刀子。
结果，他掏出来一个包裹。
那包裹不大，四四方方的，用那种老式的油纸层层叠叠包着，外面还缠着那种很结实的麻绳。
看着不大，但他递给我的时候，那是双手递过来的，显得很吃力，像是捧着一块石头。
“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当年的‘馒头恩人’，”那年轻人把包裹塞进我怀里，那东西重得差点让我脱手，“说欠你的情，连本带利都在这了。”
说完这句没头没尾的话，年轻人转身就走。
“哎！哎！谁让你来的？这……这是啥？”我喊。
他没回头，拉开车门坐进去。那辆黑色桑塔纳轰鸣了一声，排气管喷出一股白烟，车轮碾过积雪，转眼就消失在风雪夜里。
我就像做梦一样。
站在门口，雪花落在我的脸上，凉丝丝的。
赵铁柱捧着那个死沉的包裹，站在寒风中发愣。包裹的形状像是一块砖头，但手感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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