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想过，革命初期走的弯路有多戳心？当年一批带着中央指令来的特派员，手握尚方宝剑，上井冈山就给毛主席扣大帽子，撤职务改路线，把刚站稳脚跟的根据地搅得乱哄哄。这些人拿着照搬来的洋理论，非要按书本打仗，他们落得什么下场？
那时候刚经历蒋介石清党，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全党都在慌慌张张找新路。当时主流思路全抄苏联经验，人家靠打大城市拿了政权，咱们也得照搬，城市是核心，农村就是配角，这个调子定得死死的。没人愿意承认，中国和苏联根本不一样，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在农村，城市工人运动早被打残了。
秋收起义之后，毛主席没按原定方案硬拼，带队伍上了井冈山，这可捅了大娄子。上海的中央说这是临阵脱逃，公然违背革命路线，必须派人下去“纠偏”，特派员制度就这么来了。这些人带着红头文件就下了山沟，谁能想到，他们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路。
第一个到井冈山的特派员叫周鲁，是湖南特委的军事部长，留过法学过黄埔，看着挺像回事。他一上来就给毛主席扣大帽子，说毛主席工作太右，烧杀太少，上井冈山就是临阵脱逃，犯了严重的军事投机错误。他还传错了中央的处分，把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说成了更重的处分，差点把毛主席坑惨。
周鲁坚信要打大城市，硬逼着刚站稳脚跟的红军下山打长沙，根本不管当时敌我力量差多少。结果他自己先下山，半路上就被地方武装伏击，直接丢了命，死在了自己坚持的错误路线上。
第二个特派员刘安恭，留过学还去苏联学过军事，理论底子比周鲁厚多了。他上来就免了毛主席的政治部主任，自己上位还搞了临时军委，直接把毛主席领导的前委给架空了。后来红四军开七大，毛主席被免了前委书记，去闽西养病了。
刘安恭得意了没几个月，率队在广东打仗，被子弹打中头部，送医路上就没了，年仅三十岁。仗打输了大家才回过神，朱德亲自把毛主席接了回来，后来古田会议召开，毛主席重新当选前委书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也第一次被系统写清楚了。这个转折来得太晚，付出的代价也够重。
第三个特派员周以栗，一九三零年九月来的，任务就是带着中央死命令，逼红军再打长沙。几个月前红军刚打过一次，死伤不少没拿下，毛主席摆明了反对，可周以栗拿着文件，态度硬得很。没办法只能打，围了长沙十六天，城没拿下来，红军死伤一大片，毛主席果断下令撤。
周以栗一开始还掏中央的信要接着打，毛主席没发火，耐着性子给他一条一条讲前线的实际情况。这次周以栗听进去了，不光放弃了打长沙的主张，还给中央写信如实汇报情况，后来成了毛主席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三个特派员三种结局，肯面对事实的，才走对了路。
前面这三个都只是前奏，真正影响最大的，是当时才二十六岁就当了总负责人的博古。他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读过书理论扎实，组织动员也还行，可从来没在一线打过仗，对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根本不了解。他上来之后，先是赣南会议批毛主席，后来宁都会议直接把毛主席踢出了领导层，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让毛主席去搞地方工作养病。
一九三三年，共产国际派来个德国顾问李德，打过欧洲战场，有正经军事背景。博古完全信任共产国际，把军事指挥权基本都交给了李德。这个连中国地形都搞不清楚的外国人，就这么指挥起了中国红军打仗。
李德坚持打阵地战正面硬刚，要求守住每一寸土地，和毛主席一直主张的游击战运动战完全相反。前四次反围剿，毛主席带着红军打得很漂亮，以少胜多把国民党打得头疼。第五次反围剿换了打法，打了一年节节败退，根据地越来越小，红军伤亡越来越重。
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其实是迫不得已的撤退，八万多人带着一大堆辎重，走得跟搬家一样。国民党早准备好了口袋阵，湘江战役打了整整一个星期，打完之后八万红军只剩三万多，五万人永远留在了湘江边上。这五万人的牺牲，全都是错误决策直接换来的，整个队伍的气氛都沉得让人喘不过气。
打完湘江，博古李德还要带队伍去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可国民党早就在湘西布好了口袋就等红军钻。毛主席第九次提改变路线，要求向贵州进军，前八次都没被采纳，这次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都站在了毛主席这边。博古李德的路线，第一次裂开了口子，这一次转兵，直接救了整个红军。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开了三天，上来就是清算错误路线，张闻天王稼祥率先发难，毛主席系统讲了自己的军事主张。博古一开始还辩解，后来面对铁一般的事实也只能认错，周恩来明确站在毛主席这边。会议结束之后，毛主席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决策权力，中国革命的方向彻底变了。
王稼祥其实一开始也是中央派来的，曾经协助排挤毛主席，可走了一路长征，看着李德把仗打成这样，事实早就把错误理论推翻了。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支持毛主席，毛主席后来在七大都说，要是没有王稼祥，遵义会议不会这么顺利。这就是拎得清的人，不会死抱着错误不放。
博古交出权力之后，没有死不认账，在七大上主动认错，说自己是左倾教条主义最主要的负责人，没有之一。一九四六年博古坐飞机回延安，路过山西黑茶山飞机失事，三十六岁就牺牲了，成了“四八烈士”之一。他没等到新中国成立，可作为革命者，他已经走完了该走的路。
这场路线之争，从一九二七年周鲁上井冈山，到博古牺牲，贯穿了红军最艰难的那十几年。不能说这些特派员都是坏人，很多人本来就是坚定的革命者，只是被错误理论遮住了眼睛。可理论错了，代价就是无数鲜活的人命，湘江边上那五万英灵，就是最沉重的提醒。
什么才是对的路线？从来不是看谁文件多，谁资历老，谁嗓门大，得看实践说话。仗能打赢，老百姓愿意跟着走，根据地能站住脚，这就是正确答案。领袖从来不是封出来的，是一场仗一场仗打出来，是历史一点一点选出来的，任何文件都改不了这个事实。
参考资料：人民网 遵义会议 伟大的历史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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