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以来，“绝对主义”始终是欧洲近代史叙事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作为一种史学范式，它试图解释欧洲国家如何摆脱中世纪以封建贵族为主导的政治结构，进而走向现代国家形态。在这一叙事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往往被视为绝对王权的代表，也因此历来构成相关研究的重心。20世纪，法国史学界通过制度史研究不断充实这一范式的内涵。围绕路易十四的绝对王权，乔治·巴热（Georges Bagès）、罗兰·穆尼耶（Roland Mousnier）等法国学者强调行政官僚体系在中央集权中的作用。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起，英美学界通过研究地方贵族有力地挑战了传统的绝对主义叙事。其研究表明，国王在地方行政、财政与军事领域推行政令，往往依赖与地方权力网络之间持续的协商与谈判，绝对主义的“绝对性”由此受到质疑。
进入21世纪，绝对主义问题在法国学界得到持续关注；其中一个尤为引人注目的趋势，是将研究时段前移至16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宗教战争时期，并将其视为绝对主义孕育的关键阶段。阿莱特·茹阿纳（Arlette Jouanna）在2007年出版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La Saint-Barthélemy. Les mystères d'un crime d'État）中，强调这场被她称为“国家罪行”的事件所具有的转折意义；而在2013年出版的《绝对权力：王权政治想象的诞生》（le Pouvoir absolu: naissance de l’imaginaire politique de la royauté）一书中，她进一步指出，宗教战争时期的政治转型，与法理逻辑及底层世界观的深层变化密切相关。
尼古拉·勒鲁（Nicolas Le Roux）
尼古拉·勒鲁（Nicolas Le Roux）的《国王、宫廷与国家：从文艺复兴到绝对王权》（Le roi, la cour, l’ État, de la renaissance à l’absolutisme，后简称《国王、宫廷与国家》）同样出版于2013年。然而与偏重观念史路径的研究不同，勒鲁的贡献在于将研究置于宫廷社会这一具体的空间当中，使绝对主义不再仅停留在想象与话语层面，而具有了更多的实践层面的内涵。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着眼于宫廷内外两个舞台：第一部分“宫廷政治”（les politiques de la cour）聚焦瓦卢瓦王朝末期的宫廷变革；后两部分“寻求统一”（la quête de l’union）和“新的统治”（nouveaux règnes）则将叙事重心移向宫廷之外，就更宏观的历史叙事展开思考。
勒鲁现任索邦大学近代史教授，其研究以法国宗教战争史为中心，尤以宫廷研究见长。近年，他先后担任法国大学近代史学者协会主席（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des l’histoirens modernistes des universités françaises）（2024）及罗兰·穆尼耶研究中心主任（Directeur du Centre de Rolan Mousnier）（2025）。2025年11月初，勒鲁应邀访问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首次与国内学界展开系统交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翻译与研究的推进，法国史学在中国的接受已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年鉴学派的费弗尔、布罗代尔、勒高夫等历史学家，其成果已逐渐为国内学界所熟知。相比之下，对于尼古拉·勒鲁等后辈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国内仍缺乏系统性的了解。本文正是希望借此契机，为勒鲁的《国王、宫廷与国家》作一书评，以期进一步呈现当代法国史学关于宗教战争与绝对主义问题的研究脉络。
宫廷社会：绝对主义的空间
如果要为绝对主义寻找一个空间上的源头，那么答案无疑是宫廷。宫廷是法兰西王国的政治中心。如罗兰·穆尼耶（Roland Mousnier）所说，近代法国社会有两条主要的上升通道：其一是“庇护人-附庸”体系；其二是“恩主-门客”体系。前一条通道，主要针对法官阶层、金融家、文人等非贵族阶层，利用其专业知识和才能为其庇护人服务；后一个则串联整个贵族社会，通过姻亲关系等手段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关系网络。宫廷位于两个体系的最顶端，将国王将最“亲近”的附庸、门客纳为廷臣。故而宫廷也是王国整合的枢纽。
正是由于如此独特的政治地位，宫廷研究成为理解法国绝对主义的传统路径之一。1969年，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在《宫廷社会》一书中，将宫廷视为一个由礼仪与仪式规定的表象空间（espace de représentation），通过驯化贵族行为形成了某种特殊的文化模式。埃利亚斯认为，绝对主义的形成并非依靠个人权威，而是借助宫廷社会的特殊文化机制才得以实现。
《宫廷社会》中译本
勒鲁与埃利亚斯均从宫廷的角度理解绝对主义。但二者描绘的宫廷存在重要区别。勒鲁博士论文的一段话可以对此加以说明：
既有观点是，宫廷构成了现代国家中一种重要的社会形式。宫廷是一种权力工具，贵族与君主在宫廷中的往来构成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然而相比之下，宫廷本身反而还是一个人们知之甚少的领域。事实上，它总是看起来像一个静止的实体（une entité statique）。宫廷当中的制度、人员，和宫廷中的实践一样，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仍是政治和社会文化体系之外的不可名状之物。
一个“静止的实体”，其所指正是埃利亚斯开创的传统路径。在这种视角下，研究者通常将宫廷视为一种结构稳定的社会模型；而宫廷研究，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对这一社会模型内部结构的分析，而非对人及其行动的研究。在《宫廷社会》一书中，埃利亚斯意图用这种社会学方法取代强调个体的历史学方法；然而，这一视角固然有助于揭示宫廷长期稳定的结构，却难以解析更加细微的冲突与转折。事实上，埃利亚斯所谓的历史学方法，并不能代表当时最前沿的历史学研究。随着跨学科研究不断深化，历史学家获得了更加丰富的阐释工具。勒鲁的博导让·玛丽·孔斯当（Jean Marie Constant）教授在勒芒大学建立的“勒芒历史人类学实验室”（laboratoire d’Histoire Anthopologique du Mans），影响了诸如劳伦·波冈（Laurent Bourquin）等众多贵族史学者。勒鲁本人的宫廷研究也深受贵族史方法的影响。在2001年出版的《国王的恩宠》一书中，勒鲁重建了亨利三世时期的宫廷宠臣网络，是典型的贵族史研究方法。
《国王、宫廷与国家》对于宫廷做出了更为综合的处理。总体而言，勒鲁描绘了一个处于变动中的宫廷。在文化实践层面，勒鲁虽然延续了埃利亚斯的框架，分析了宫廷中的礼仪规范、庆典和宗教活动。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是短时段的、具有现实目的的政治行为。例如在宫廷内举行外交谈判之时，奢华的排场和赠礼能起到结交外国使节的作用，既是为了换取他们的服务，也是为了掩盖王室财政拮据的事实。另一方面，宫廷的变动体现在权力模式的转变上；它们通过深描的方法得以勾勒出来。勒鲁认为，法国绝对主义在宗教战争时期的宫廷变革中应运而生；在宫廷社会当中，它表现为“君主凭借自己挑选少数大臣，并将诸权贵削弱到纯象征地位的统治方式。”
法国国王亨利三世
这里的“转折”集中体现在亨利三世的宫廷改革当中，其对权力结构的影响通过“恩宠”这一概念得以呈现出来。勒鲁2001年出版的《国王的恩宠》一书提出了“恩宠经济”（l’économie de la faveur）的说法，意指国王控制恩宠分配，重塑臣属关系的策略。亨利三世的宫廷培养了一批特殊的宠臣群体，勒鲁称之为“倖臣”（les mignons）；他们唯独忠于国王，不属于任何其他贵族的门客网络，并由此构成一个封闭的“廷中之廷”（la cour dans la cour）。这一倖臣群体构成了亨利三世与查理九世宫廷的主要区别。勒鲁认为，这与两位国王的成长环境有关。查理九世年幼即位，母后凯瑟琳·德·美第奇摄政，不仅总揽朝政，更主导了国王社交圈的布局，完全占用了这位年幼国王的社交空间。相反，当时尚为安茹公爵的亨利，却趁机建立起自己的亲密圈子。亨利三世即位后，新的君臣依附关系，通过一系列象征活动确定下来。亨利三世及其身边的新宠，构成了当时宫廷内新型宗教实践的主要参与者。
倖臣群体的出现，本质上反映了宗教战争时期王室失去了对王国恩宠体系的掌控。1559年签署《卡托-康布雷齐和约》以来，此前意大利战争的沉重负担让王室财政始终处于崩溃的边缘。由于来自王室的恩赐供不应求，众多附庸和门客便归附到吉斯、蒙莫朗西等权贵门下。当宗教内战爆发之时，国王发现自己的权威难以唤起臣民的效忠，仿佛空有国王头衔。也正是出于对恩宠控制权的竞争，亨利三世登基之后，很快改变了王室“赠礼”（le don）的方式：所有恩赐的请求者都应当提交书面文书（placets），由国务秘书接受，并由国王亲自启封。这一技术性的改革，意图强调恩宠直接来自君主本人，从而杜绝第三方僭越君主权威、截留臣民效忠的可能性。
亨利三世的宫廷改革代表了一种绝对王权的观念；通过擢拔像埃佩尔农公爵（duc d’Epernon）这样的外省中层贵族，亨利三世证明了国王有能力自由决定一位廷臣的政治生涯。国王的恩宠能让一位中层贵族飞黄腾达，也可让他顷刻间跌入深渊，也自然有权力将任何一位权贵排除出宫廷这一政治中心。勒鲁认为，亨利三世饱受争议的变装活动，同样可以纳入这一权力逻辑。因为这一活动公开表达出了国王对社会等级和身份流动的垄断性权力，同将外省的年轻贵族塑造为公爵、贵卿如出一辙。在宗教战争的语境下，这种新的权力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推行王权意志、应对政治危机的手段。随着和解政策屡屡受挫，王室逐渐认识到一个忠诚的权力网络对于推行王权意志的重要性。
勒鲁对绝对主义的界定，或许启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亨利三世构建的、完全凭国王差遣的贵族权力网络，是否预示了17世纪的行政官僚体系的某些基本特征。贵族宠臣和中央派官虽然在身份上有本质区别，但均承担着推行王室政策、贯彻王权意志的角色。这种完全为国王拥有的权力体系，与查理九世、亨利二世、弗朗索瓦一世代表的文艺复兴模式，构成了一种断裂。从这种角度来看，诞生于宗教战争时期的绝对主义，并不仅仅是政治想象或话语的建构，同时也是一种切实付诸实践的集权诉求。
弗朗索瓦一世
延续与断裂：宗教战争的历史叙事
如果仅从宫廷内部的变革出发，勒鲁对绝对主义的阐释恐怕仍显不足。王权的统治从来不是单向度的命令执行，而是在多方博弈中推进的协商过程。因此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亨利三世在宫廷中开创的权力模式，是否起到了理想的效果？这种带有“绝对”诉求的新统治方式，是否得到社会的认可？
勒鲁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宫廷改革并未立即带来秩序，反而推动了政治局势的恶化。亨利三世试图通过奢侈的仪式庆典重申王国的和谐，但其政治寓意未能深入人心，反而在财政困难时期让公众切身感受到赋税的加重。亨利三世的宗教实践，与当时社会的主流虔诚观念产生隔阂；在民众看来，国王的忏悔游行更像是假面表演，而非虔诚的象征。至于新近擢拔的倖臣，则因骤然受宠而成为舆论攻讦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反对力量逐渐汇聚。围绕国王之弟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形成的“愤懑派”，囊括了胡格诺派和部分温和派天主教徒，将矛头指向亨利三世重塑的权力秩序。在他们看来，亨利三世身边阿谀奉承的倖臣蒙蔽君主，挥霍无度，背离了传统上以身份与功绩为基础的分配正义观念。
在重重阻力之外，亨利三世及其新贵集团在应对政治危机时也多有疏漏。16世纪70年代以来，王室未能及时洞察公共舆论的强大力量，在宣传战中完全落入下风。面对天主教同盟的叛乱，亨利三世及其新贵的情报网运转失灵，导致国王在关键时刻陷入被动。总体而言，亨利三世的改革没能终结内战，反而导致了政治上愈发孤立的局面。当1584年最后一位天主教王位继承人——阿朗松公爵去世，政治不满和宗教狂热共同开启了第八次内战（1585-1598），并最终导致了亨利三世的悲惨结局。由此观之，绝对主义远非一蹴而就；它仍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
如何评价亨利三世，乃至其兄长查理九世及其母后凯瑟琳·德·美第奇，向来是宗教战争史叙事的一大难题。若以结果为导向，他们的努力并未取得成功，甚反而背上了屠杀和阴谋的罪名。而类似的困境也存在于对叛乱贵族的评价中——后世该如何审视与衡量他们举兵反叛背后的复杂动因。时至今日，历史学家正致力于破除人物品评的固有偏见。正如勒鲁所说：“历史既无英雄，亦无暴君，人物的言行需要放到一个“想象”的系统中，解读其复杂性。正是借由想象的力量，个体方能理解、接受、塑造其感知的现实，为之狂热，不断回味。”社会的矛盾与张力，则可以通过“想象”的多元性来解读。勒鲁强调，在解读“荣誉”、“德性”这些评价性的概念时，需要采取一种“国家微观史”（micro-histoire de l’État）的视角，密切关注政治社会现实与文化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
凯瑟琳·德·美第奇
对这些人物和群体的理解，正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而逐步推进。仅就亨利三世而言，如今人们对这位国王评价的转变，或许要归功于勒鲁的导师孔斯当。在《吉斯家族》（Les Guises）一书中，孔斯当将亨利三世描述成一位颇具成就的改革家和一位博学广知的学者型国王。勒鲁的《国王、宫廷与国家》一书对亨利三世的塑造，显然也受到孔斯当的影响。对于勒鲁而言，宫廷内部新柏拉图主义的哲人王理想、塔西佗秘密政治的观念、宫廷学院孕育的新虔诚实践，都在亨利三世身上得以具象化。最重要的是，它们共同构成了亨利三世宫廷改革背后的思想逻辑。因此我们能够明白，亨利三世遭受污名化，不能仅从道德层面进行解读；其本质上是由于新旧政治理念的断裂。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亨利三世时代蕴含的延续性；由这位国王开创的新宫廷模式，加之它带来的政治震荡，都未随着朝代更迭而中断。
《国王、宫廷与国家》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在于淡化了传统叙事所强调的16世纪90年代的历史断裂性。王朝更迭未能消解因恩宠分配不均而滋生的政治张力。亨利四世在结束内战之后仍如履薄冰，维系着前天主教同盟势力、亨利三世旧部以及新教贵族等各派的脆弱平衡。苏利公爵（duc de Sully）、宠臣孔齐尼（Concini）等引发的嫉妒和不满，其性质与影响与亨利三世时期如出一辙；1610年后马延公爵（duc de Mayenne）的叛乱，延续着宗教战争时期贵族叛乱的模式。当摄政太后玛丽·德·美第奇权衡再三，不得不选择和解政策之时，如勒鲁所说，历史似乎在重演。
勒鲁还认为，《南特敕令》作为宗教战争终点的意义应当受到质疑。波旁王朝初期依旧是一个“狂热时代”。天主教大贵族毫不掩饰对新教徒的敌意；新教贵族也在索米尔（Saumur）组织改革宗省份的防卫工作。教派对立依旧是权贵掀起反叛的理由。然而不同在于，城市拒绝再以宗教名义为叛乱贵族敞开大门，使得贵族在战争动员以及地方控制上力不从心。这代表了政治理性在社会上的一次关键胜利。而在这一脉络中，勒鲁赋予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遇刺事件高度的象征意义；这两场极端的弑君行为，迫使社会重新开始权衡政治效忠和宗教狂热的分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勒鲁认为，法国的绝对王权在两场弑君事件的危机中逐步获得其历史合法性。
最后，本文希望以《国王、宫廷与国家》末尾的一段话作结：
究竟谁才是宗教战争的行动者？是什么深层力量驱使他们做出选择？其动机究竟是处于对审判与得救的深切恐惧，还是世俗的利益，旨在争取个人或家族的价值……然而，事实往往会对解释构成抵抗，而男女行动者所作的选择，很少会产生他们原本被认为应当产生的后果。
宗教战争时期繁杂的政治行动、极端的宗教热忱、彼此攻讦的政治观念，长期以来让试图梳理这段历史脉络的历史学家感到头疼。勒鲁独辟蹊径，从宫廷出发呈现了一场不同的宗教战争图景。它让我们透过时人的道德评判，看到国王、贵族等历史行动者究竟为何而争，为何而狂热。吊诡之处在于，“绝对主义”常常令人想起路易十四时代的强盛，却恰恰诞生于王权最为薄弱的时刻。它如同一剂苦药，国王不得不将它饮下，以平息内战和叛乱；最终，亨利三世成为后世口中的暴君，而亨利四世被认为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绝对主义却是二位君主一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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