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男人在越南开了间鞋材厂。
不大，四十来号人，够吃饭。
娶了当地姑娘阿梅，生了个闺女，叫平安。
日子不算富裕，倒也踏实。
阿梅第一次回娘家，他往包里塞了十二万。
“给你爸妈的。”
阿梅红了眼眶：“你对我太好了。”
他笑着摆手：“快去快回。”
十天过去了。
电话打了无数遍，全是关机。
他哄着哭闹的闺女，站在阳台上抽烟。
“你妈到底怎么了？”
第十一天，他把孩子托给邻居，背上包就出了门。
坐大巴，转渡船，颠了十来个小时。
找到阿梅娘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院子里有说话声，有笑声，还有小孩的哭声。
他深吸一口气，伸手推门。
门开的那一秒。
他整个人都愣住了。
眼前这一幕，他做梦都没想到。
01
林建平第一次见阿梅，是在厂门口的小吃摊上。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他在越南同奈省开了个小工厂，做鞋材配件，二十来个工人，不大不小，够吃饭。那天下午他去买法棍，看见一个姑娘蹲在路边卖水果，面前摆着几串香蕉和芒果，晒得满脸是汗。
他多看了两眼，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是因为她面前的水果都快蔫了，她还蹲在那里不肯走。
“多少钱？”他用越南话问。
姑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一个中国人会说越南话。
“两万。”她指了指香蕉。
林建平掏钱的时候，手被划了一下，血珠子冒出来。姑娘看见了，从兜里掏出一张创可贴递给他。
“谢谢。”他说。
姑娘笑了笑，没说话。
后来他才知道，这姑娘叫阿梅，家在湄公河下游的一个村子里，爹妈种水稻，家里六个孩子，她排老四。十七岁就出来打工，先在胡志明市的服装厂干了两年，后来跟着老乡到同奈，在工业区旁边的市场卖水果。
林建平是江苏宿迁人，家里也是农村的。爹种地，妈养猪，他初中没念完就出来闯，先在温州鞋厂打工，干了八年，从学徒干到车间主任。后来一个越南客户拉他合伙，说这边成本低，他就把攒的十几万全投进去，在同奈开了个小厂。
开厂头两年差点没把他熬死。语言不通，法律不懂，当地税务三天两头来查，工人动不动就罢工。最惨的时候，他兜里就剩两千块，连原料款都付不起。
就是那个时候，他开始天天去阿梅那里买水果。
不是爱吃，是想找个人说说话。
阿梅的越南话带着南方口音，软软的，像河水淌过去的声音。他听不太懂，就比划着说。一来二去，两个人熟了。
“你一个人在这里？”阿梅有一次问他。
“嗯。”
“不想家？”
林建平想了想：“想，但回不去。”
阿梅低下头，不说话了。
后来他才知道，阿梅也回不去。她每个月挣的那点钱，大半要寄回家供弟弟妹妹念书。她租的房子在工业区边上，铁皮顶的，夏天热得像蒸笼，下雨天叮叮当当响一夜。
两个在异乡漂泊的人，就这么凑到了一起。
交往了大半年，林建平决定把阿梅带回厂里住。
那天晚上他去找阿梅，走到她租的房子门口，听见里面有男人的声音。他推开门，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坐在屋里，翘着腿，手里夹着烟。
阿梅站在旁边，低着头，脸色很难看。
“你是谁？”林建平问。
男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用越南话说了句什么。阿梅赶紧拉住他，小声说：“是我爸。”
林建平愣了一下。
阿梅的爸从乡下来的，穿着件旧衬衫，脚上趿拉着拖鞋，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可他看林建平的眼神，让林建平心里很不舒服。
那种眼神，像是在掂量一件东西值多少钱。
“他来干什么？”林建平问阿梅。
阿梅没说话，她爸倒是开口了，用蹩脚的英语夹着越南话，连说带比划。林建平听了个大概——家里要盖房子，缺钱，想让阿梅寄点回去。
“多少？”林建平问。
她爸伸出三根手指。
三千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不到一万。林建平松了口气，从兜里掏出一沓钱递过去。她爸接过来，数了数，揣进兜里，站起来就走了。
从头到尾，没跟阿梅多说一句话。
那天晚上阿梅哭了。林建平抱着她，不知道说什么好。
“没事，”他拍着她的背，“以后有我呢。”
阿梅搬进厂里之后，日子慢慢好了起来。
她学会了做中国菜，虽然一开始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但林建平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她还在厂里帮忙管仓库，记账，跟工人沟通，比林建平自己管得还细。
工人们都叫她“老板娘”，她每次听见都红着脸摆手。
林建平看着她忙前忙后的样子，心里想，这姑娘，他得娶。
结婚那天没有大操大办，就是在厂里摆了几桌，请工人和几个朋友吃了顿饭。阿梅穿了一件红色的奥黛，是她在市场花了半个月工资买的。林建平穿了一件白衬衫，领口有点紧，阿梅帮他松了松，笑着说：“胖了。”
“被你喂胖的。”他说。
酒喝到一半，阿梅的爸来了。这次他没空着手，带了两条鱼和一袋米。坐下来吃了顿饭，喝了几杯酒，临走的时候，拉着林建平的手说了半天。
阿梅在旁边翻译：“他说，谢谢你照顾阿梅。”
林建平说：“应该的。”
她爸走了之后，阿梅沉默了很久。
“怎么了？”林建平问。
“没什么，”阿梅笑了笑，“就是觉得，我运气挺好的。”
“哪里好？”
“遇到你了。”
林建平搂着她，下巴搁在她头顶上，看着远处的河面。夕阳把河水染成金色，有几条船从远处开过来，突突突地响。
“以后，”他说，“咱们好好过。”
阿梅点了点头。
可那天晚上，林建平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看见阿梅一个人坐在门口，对着手机发呆。屏幕亮着，是一条短信，全是越南话，他看不懂。
“怎么了？”他问。
阿梅赶紧把手机收起来，笑着说没事。
林建平没多想，回去接着睡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那条短信写着——
“姐，爸说让你下个月回来一趟，带上那个人。”
02
日子一晃过了两年。
厂子慢慢好了起来，从二十个人加到四十个，订单也稳了。林建平在工业区旁边租了个两居室，把阿梅从厂里宿舍接出来，正正经经过起了日子。
阿梅怀孕了，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林建平高兴得跟什么似的，天天琢磨着给孩子取名字。他想取个有意义的，代表中越一家亲的那种，想了好几个，阿梅都说不好听。
“叫平安吧，”阿梅说，“平平安安的。”
“行，”林建平拍板，“就叫平安。”
孩子出生那天，林建平在产房外面等了四个小时。听见哭声的时候，他腿一软，差点坐地上。
是个闺女，六斤八两，哭声响亮。阿梅抱着孩子，累得说不出话，就冲他笑了笑。
林建平看着那一大一小，觉得这辈子值了。
可孩子满月之后，阿梅开始不对劲了。
她老是一个人发呆，抱着孩子坐在窗口，一坐就是半天。林建平问她怎么了，她说想家了。
“想回去看看。”
林建平想了想：“行，等孩子大点，我跟你一起回去。”
阿梅摇了摇头：“你先忙厂里的事，我自己回去就行。”
“你自己带娃坐车不方便吧？”
“孩子留给你，”阿梅说，“我就回去几天，看看爸妈就回来。”
林建平有点犹豫。阿梅自从嫁给他之后，还没回过娘家。他知道她家里条件不好，六个孩子，她爸种地，她妈身体也不好，大弟弟在胡志明市打工，两个妹妹还在念书。
“行，”他说，“那你早点回来。”
阿梅走之前的那几天，林建平发现她一直在打电话。
每次都是躲到阳台上，声音压得很低。他问过一次，阿梅说是跟妹妹聊天，他就没再多问。
走的那天早上，林建平往她包里塞了十二万块钱。
“这么多？”阿梅愣住了。
“给你爸妈的，”他说，“你第一次回娘家，不能空着手。”
阿梅低着头，半天没说话。
“怎么了？”
“没什么，”她抬起头，眼睛有点红，“你对我太好了。”
林建平笑了：“你是我老婆，不对你好对谁好？”
他送她到车站。阿梅抱着闺女亲了一口，又亲了一口，亲得闺女都烦了，咿咿呀呀地叫。
“到了给我打电话。”林建平说。
“好。”
她转身走进检票口，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
林建平冲她挥了挥手。
阿梅笑了笑，转身消失在人群里。
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见她笑。
第一天，阿梅没打电话。
林建平想，可能在路上，不方便。
第二天，还是没打。他拨过去，关机。
第三天，再拨，还是关机。
他开始有点急了。阿梅的手机从来不关机，就算没电了也会找地方充。
第四天，他给阿梅的妹妹发了条微信。消息发出去，石沉大海。
第五天，他找到阿梅之前用的那个越南号码，打过去，通了。接电话的是个男人，叽里咕噜说了一通，他只听懂了一个词——“không”，不，没有。
他挂了电话，站在阳台上抽烟。
闺女在屋里哭了，他赶紧掐了烟进去哄。孩子哭得撕心裂肺，怎么哄都哄不好。他抱着孩子在屋里转圈，转着转着，自己也红了眼眶。
“你妈到底怎么了？”他对着孩子说。
孩子当然不会回答。
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
日子一天天过去，阿梅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林建平开始胡思乱想。是不是出了车祸？是不是被人骗了？是不是……
他不敢往下想。
第九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阿梅站在一条河边，河水很浑，涨得很高。她站在对岸，冲他招手，可他怎么都过不去。
他猛地惊醒，一身冷汗。
闺女在旁边睡得很香，小嘴一撅一撅的。
林建平坐起来，看了眼手机——没有消息，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
他拿起手机，查了查去阿梅老家的路线。
从同奈到芹苴，要先坐车到胡志明市，再转大巴到渡口，然后坐船过河。
全程要十来个小时。
他放下手机，看了看闺女，又看了看空荡荡的半张床。
第十天早上，他把闺女托给隔壁的老板娘照看，背上包出了门。
03
林建平坐了四个小时的车到胡志明市。
一路上他什么都没吃，就喝了瓶水。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阿梅——她吃饭了没有，孩子想她了没有，到底出了什么事。
到了车站，他买了张去芹苴的大巴票。售票员告诉他，要等两个小时才有车。
他在车站门口蹲着，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越南的五月已经热得不行了，太阳晒得柏油路都软了。他蹲在墙根底下，汗顺着脖子往下淌。
手机响了，是隔壁老板娘发来的视频。闺女在镜头里啃着自己的脚丫子，啃得津津有味。
林建平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觉得心酸。
“爸爸去找妈妈，”他对着屏幕说，“很快就回来。”
闺女冲他吐了个泡泡。
大巴来了，他挤上去，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车里坐满了人，前排有个老太太带着一筐活鸡，鸡叫了一路。旁边坐了个年轻男人，戴着耳机打游戏，时不时骂两句。
林建平看着窗外的风景发呆。路两边都是稻田，绿油油的一片，偶尔能看见几个农民戴着斗笠在田里干活。
他想起阿梅说过，她小时候就在这样的田里帮忙插秧。五岁就开始干活，放学回来先下田，做完饭才能写作业。
“你小时候苦不苦？”他问过她。
“苦，”阿梅说，“但大家都苦，就不觉得苦了。”
他又想起第一次去阿梅租的房子。铁皮顶的小屋子，一张床一张桌子，锅碗瓢盆堆在墙角。屋里没有空调，只有一台旧风扇，转起来嘎吱嘎吱响。
“你就住这儿？”他当时问。
阿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挺好的，便宜。”
他当时没说什么，回去之后难受了一晚上。
现在他坐在大巴上，想着这些事，心里堵得慌。
车开了三个小时，到了一个镇上，停下来加水。林建平下车透气，买了瓶水和两个法棍。
他蹲在路边啃法棍，听见旁边有人在打电话。是个女人，声音很大，说的越南话他听不太懂，但听清了几个词——“钱”“嫁人”“回来”。
他忽然想到，阿梅从来没跟他详细说过，她家里人到底知不知道她嫁了个中国人。
她知道，她爸见过他，可她妈呢？她弟弟妹妹呢？他们怎么想的？
这些问题他以前从来没想过。
回到车上，他拿出手机，翻阿梅的朋友圈。她不太发东西，偶尔发几张闺女的照片，配个笑脸的表情。最近一条是走之前发的，一张闺女的照片，配了两个字——“想她”。
他往下翻，翻到很久以前的一条。那是他们刚在一起的时候，阿梅发了一张他做饭的照片，配了个害羞的表情。
底下有人评论，是越南话。他拿翻译软件翻了一下，大意是——“你男朋友是中国人？”
阿梅恢复了一个笑脸。
又有人评论：“嫁中国人好啊，有钱。”
阿梅没有回复那条。
林建平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
有钱。
他想起她爸看他的那个眼神，想起那个男人伸出三根手指的样子，想起阿梅每次往家里寄钱之后沉默的表情。
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一直没搞明白一些事。
大巴又开了两个小时，到了渡口。
天已经黑了。
渡口很破，就一个水泥台子，旁边停着几条铁皮船。一个老头坐在船上抽烟，看见他过来，用越南话喊了一句。
林建平听不懂，掏出手机给他看地址。
老头看了看，点了点头，伸出一只手——“五万。”
林建平给了钱，跳上船。
老头发动马达，突突突地驶进了河里。
河面很宽，水是浑的，泛着黄。两岸黑漆漆的，偶尔能看见几点灯光，像萤火虫一样忽明忽暗。
林建平坐在船尾，看着河水发呆。
河风很大，吹得他浑身发冷。他裹紧了外套，想起阿梅说过，她小时候天天坐这种船过河去上学。
“下大雨的时候，船会晃得很厉害，”她说，“有一次差点翻掉，我掉进河里，被一个叔叔捞上来了。”
“你怕不怕？”他问。
“怕，”阿梅说，“但第二天还得坐。”
“为什么？”
“因为只有坐船才能过河啊。”
林建平当时笑了笑，没往心里去。
现在他坐在船上，才真正体会到阿梅说的那种感觉——这条河，就是她跟外面的世界之间的一道墙。
船开了大概四十分钟，靠岸了。
老头指了指前面的一条土路，说了句什么。林建平听懂了——“往前走，就到了。”
他跳下船，踩在泥地上，鞋底陷进去半寸。
土路两边是稻田，黑黢黢的，什么都看不见。远处有狗叫，一声一声的，像是有人在赶它。
林建平打开手机的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他看见前面有灯光。
是一个村子，不大，十几户人家，房子都是那种铁皮顶的，跟阿梅以前住的差不多。
他按照地址找到了那户人家。
院子不大，用铁皮围起来的，门开着。院子里堆着一些农具，角落里拴着一条狗，看见他就叫。
林建平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
他听见屋里有说话声，有笑声，还有小孩的哭声。
他推开了门。
门推开的那一瞬间，林建平整个人都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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