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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洲善利信息）
气候变化之下，自然危害不断加剧，而大量基础设施体系当初并未按当前风险水平进行建设，这一问题在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尤为突出。全球年均因灾损失额持续攀升，在亚太地区估计已超过1,700亿美元。要打破“被动恢复重建”的循环，就必须在包括多边开发银行在内的发展伙伴支持下，通过融资、标准制定以及风险指引型规划等手段，建设具备气候韧性的基础设施。
这需要一次范式转变。与世界大部分地区一样，亚太地区在减缓方面的投入远高于适应与韧性建设。在全球气候融资总额中，用于提升韧性的资金占比不足4%。但另一方面，持续开展减缓投资对于限制气候变化对基础设施体系的不利影响仍至关重要。故在实践中，减缓与韧性行动需要更加紧密地协调一致。
过去一个世纪，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急剧增加，改变了气候系统、降水模式和全球气温，导致气候相关灾害更加频繁且日趋严重。这些危害正对交通运输网、能源系统、水卫设施和电信等基础设施体系构成日益严峻的系统性威胁，因为在规划或建设之初，并未考虑到当下的风险环境。
洪水可能冲毁路桥、淹没铁路，并使排水和污水处理系统超负荷运行。高温热浪持续不退，会破坏路面和铁轨，降低发电与输电效率。沿海基础设施日益暴露于海平面上升、侵蚀和咸水入侵等风险之下，可能削弱结构强度、加速腐蚀，并导致服务反复中断。气候冲击犹如强大的“风险放大器”，持续暴露出设计标准、材料选择、土地利用规划和治理等方面的短板。非正规居住区通常依赖脆弱或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因而尤为易受冲击，进一步加深社会与空间不平等。
由于基础设施体系深度互联，一个领域的失效可能引发其他领域的连锁中断。以交通运输网为例，一旦瘫痪，供应链将受阻、市场被切断，人员、货物和应急服务的流动受到限制，从而加重整体经济负担。电力供应中断可能使供水系统、医疗卫生机构、电信网络及工业生产停摆。供水和卫生基础设施受损，尤其是在洪水影响地区，将增加疾病暴发的风险。学校和医院可能变得难以进入或无法正常运转，既有碍人力资本发展，又削弱社会韧性。
气候冲击反复发生，可能迫使政府陷入高成本的“修复—重建”循环，挤占原本用于教育、卫生和减贫等长期发展重点的稀缺公共资源。随着时间推移，与气候相关的基础设施损毁所带来的累积效应，可能侵蚀经济生产力、扩大不平等鸿沟，并削弱公众对制度的信任。
2025年末，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遭受严重洪灾后，这些动态进一步显现。洪水对住宅、生产性资产和重要基础设施造成大范围破坏，估计经济损失逾200亿美元。关键交通走廊、港口、电网和供水系统受损，导致国内乃至区域供应链中断，抑制贸易与旅游，减少工农业产出。这些影响还可能跨越国界，推高保险损失、抬升借贷成本，抑制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和财政空间形成长期制约。
随着气候风险加剧，基础设施规划必须转向维持增长、守护发展成果并增强韧性。这正是多边开发银行与广泛的发展伙伴紧密合作，通过融资支持、政策参与、技术援助和知识生产等方式发挥催化作用的重要领域。
多边开发银行可通过提供长期、优惠性和混合融资，助推各国政府投向前期成本较高但长期效益显著的项目，从而推进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建设。它们还可在项目评估和贷款决策中纳入气候风险，引导投资重点由灾后反复重建转向预防优先和韧性提升。
多边开发银行可借助气候筛查工具和压力测试，并通过更新工程标准以反映未来气候状况，支持气候因素在基础设施规划和设计中实现主流化。此外，多边开发银行还可发挥召集者和知识枢纽作用，为区域合作、跨境统筹和循证政策制定提供支撑。
为实现上述目标，多边开发银行在动员私人资本以及运用担保、公私合作（PPP）、绿色债券和韧性债券等创新型融资工具方面同样大有可为，从而撬动更大规模的投资。其支持的项目正日益将气候信息驱动的设计、耐久性建造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融为一体，以降低对气候风险的暴露。
从根本上说，多边开发银行可通过强化制度建设、支持政策改革，协助各国将气候风险系统性纳入基础设施政策、融资和资产管理。综合运用这些方法，有助于推动实践从被动的灾害应对转向主动的风险压降，从而打造更加稳健、更加包容、也更能抵御不断加剧气候冲击的基础设施。过去数十年来，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主流化纳入基础设施规划与投资已取得显著进展。然而，韧性问题尚未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范式转变的时机已到，因为韧性基础设施不仅更安全、更耐久，而且更具融资可行性。
本文作者
班邦·布罗佐内戈罗
Bambang Brodjonegoro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兼首席执行官
拉梅什·苏布拉马尼亚姆
Ramesh Subramaniam
抗灾基础设施联盟方案和战略全球主任
迪尔·拉胡特
Dil Rahut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研究部副主席、高级研究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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