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这天，有位九十三岁高龄的日本老者因病咽了气。
后人给他收拾旧物那会儿，翻出了一大把奖章：从五等一直到二等，清一色的瑞宝章全占齐了。
这套挂件凑在一块儿，说实话，透着一股子难以言喻的邪乎劲儿。
但凡对当年日军那套规矩有点了解的都清楚，穿军装的家伙们眼里最金贵的玩意儿，非金鵄勋章莫属。
那可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军功凭证，挂在胸前能让人高看一眼。
反观瑞宝章，说白了也就是个靠年头攒出来的辛苦费凭证。
要知道，这位可是挂着中将将星、打过日俄那场烂仗，还打满全场参与了侵华战事的日军高官。
可偏偏，他连最低级别的一块金鵄勋章都没捞着。
这名老朽名叫田边松太郎。
大部分人估摸着都没咋听过这号人物。
可要是把跟他睡过同一个上下铺的同窗列出来，绝对能吓人一跳，全是被刻在耻辱柱上的甲级大凶：像什么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还有土肥原贤二、安藤利吉外加矶谷廉介这帮人。
时间倒回一九零四年十月，这帮小伙子结伴从日本本土的陆军士官学校，拿到了第十六期步科的毕业证书。
也就隔了三十来天，田边松太郎的肩章换成了步兵少尉，紧接着便被塞进日俄交锋那座尸山血海里。
明明都是一个屋檐下走出来的，连吃的苦、开的枪都差不多，怎么越往后走，各自的命数差得就越离谱呢？
你看冈村宁次爬到了侵华日军一把手的位置，板垣征四郎最后被挂在绞首架上荡秋千。
再看看咱们这位田边老汉，最后混成个连块能打的奖章都拿不出手的杂牌中将。
其实，这桩怪事的根子上，掩埋着当年日本兵部系统里边一种要命的痼疾。
翻开田边老汉的档案袋，里头偏偏缺了一张最为关键的学历证明：这家伙没能挤进日本那所陆军大学校的大门。
搁在当年那个军阀圈子里，这可是一堵根本翻不过去的高墙。
你从陆士熬出来，顶多也就是个拿死工资的底层头目；想进核心权力圈子当大爷，必须得有陆大那张纸当敲门砖。
要是没这层镀金身份，哪怕你把命填进去，肩膀上扛个大佐或者少将，也就彻底摸到天花板了。
于是，正赶上那些老同学在陆大深造镀金、跑去参谋本部指点江山那会儿，这位田边大叔究竟在忙活啥？
他就干了一件事：死等。
一纸调令把他发配到了广岛的一所陆军幼年学校，这一蹲就是整整八个春秋。
说难听点，这就是个连鬼都不愿去坐的冷板凳。
硬生生耗到一九二二年，三十八岁的他好不容易才换上步兵少佐的牌子，调到第十一师团去管一个大队的兵马。
在接下来那十几年的岁月里，这人的履历表被一堆杂七杂八的“副手”差事给塞满了，全是些地方上的跑腿活：像什么第十一师团步兵二十二联队附啦，第十六师团司令部附啦（中间还跑去立命馆大学教了几天书），还有新发田那边联队区的干事，以及山形联队区的头头。
他成天瞎忙活些啥？
抓壮丁、练生瓜蛋子、给上级端茶倒水。
说直白些，在这三十好几年的漫长光阴里，东京那帮老朽根本就没指望他能带兵打大仗，完全是拿他当个扫地打杂的后勤管家兼武术教练使唤。
可谁能想到呢，偏偏是这么一块不是做主将料的朽木，居然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那天，稀里糊涂地扛上了陆军少将的肩章。
到了年底十二月，一份命令又把他支到了驻朝鲜的部队里，从田中清一手里接管了第十九师团管辖的步兵第三十八旅团。
纵观这老汉穿军装的大半辈子，这是少见得很的能掌管重兵的露脸时刻——手里头掐着七十五和七十六两个步兵联队呢。
也就是在这片地界上，全面侵华的炮声打响了。
正赶上这个节骨眼，一桩改变他余生命数的调令，不偏不倚地砸了下来。
一九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驻扎在朝鲜的日伪发现，苏联红军正围着张鼓峰挖战壕修碉堡。
这事儿可大可小。
日方当即发报给东京高层，叫嚣着要派兵去赶人。
没多久，两边的发报机就跟疯了似的响个不停，眼看着马上就要拔刀互砍了。
照常理推断，身为辖区挨着那块地的第三十八旅团一把手，咱们这位田边老汉眼瞅着就要碰上他这辈子最能立棍的一场血战。
只要这仗能啃下来，史书里少不了他的一笔，那心心念念的金鵄勋章简直就是囊中之物。
可偏偏就在两头互放狠话、底下的人磨刀霍霍的当口，上面的调动命令下来了。
七月十五日，田边被十万火急地塞给了关东军那边，让他顶替斋藤弥平太的位子，去管什么第四独立守备队。
这头刚收拾行李离开，那头张鼓峰方向就彻底打成了一锅粥。
他原先带过的第七十五联队那帮手下，成建制地被扔进那个人间炼狱，跟老毛子拼了个血流成河。
这位田边老汉，就这么阴差阳错地没沾上这趟浑水。
要说这是凑巧？
兴许吧。
然而要是拿当年日军那种算计到骨头缝里的做派来琢磨，这波开打前夕换主将的骚操作，里头明摆着全是算计。
张鼓峰那边的对手可是苏联红军，这关乎着东京的面子，是一场硬碰硬的砸摊子买卖。
上面那些官老爷想要的是那种泰山压顶也能稳住阵脚、能指挥几万人大乱斗的“高学历科班生”。
至于田边老汉呢？
得，既然看不上他，那干嘛非要把他踹到伪满洲国去当个啥独立守备队的头儿？
想弄明白这事，得先查查这个所谓的第四守备队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这帮人的老巢扎在牡丹江，归关东军第三军管着，底下拢共是第十九到第二十四这六个步兵大队外加一伙炮兵。
这帮人平时干啥？
根本用不着去前线拼刺刀，主要任务就是看着伪满洲国靠东边那几块地盘（像什么东安啦、间岛啦还有三江这几处）。
说穿了，就是蹲在后方大院里，天天盯着咱们的东北抗日联军找麻烦。
在那些削尖了脑袋想当英雄的日军头目眼里，这活儿简直就是掉进粪坑里的臭狗屎。
关外那鬼天气，一到冬天能冷到零下四十几度，抗联队伍打起游击来更是连个人影都摸不着。
跑这破地方领兵，压根别指望有那种千军万马对冲的排面，更别提啥报纸头条了，剩下的全是被人家摸营、冻掉手脚趾头、干耗粮草外加永无休止的扫荡。
你就算打赢了，上面也觉得那是应当应分的，谁让你手里家伙什硬呢？
万一折了面子或者当地乱了套，屎盆子全扣你头上，妥妥的窝囊废。
还有个最要命的，干这种看家护院的清剿买卖，东京的高层铁定不会痛痛快快地往下发那种带星的金鵄勋章。
既然那些所谓的天之骄子不乐意蹚这趟浑水，总得有个冤大头顶上吧？
算来算去，田边老汉去背这个锅再般配不过了。
这人没什么靠山，性子像温吞水一样，又常年蹲在最底下当教官，最能受得了这种鸟气。
于是，东京那帮高层的算盘打得劈啪作响：把那些顶着名校光环的尖子生扔到硬刚老毛子的最前线去大出风头，再把田边这种朝中无人的受气包流放到牡丹江那冷风口里，去擦各种见不得光的脏屁股。
猫在牡丹江那些日子里，田边老汉算是给关东军卖足了力气，没少领着队伍对咱们这边的抗日联军下黑手搞大搜捕。
靠着卖苦力攒下来的功劳，这老小子到头来总算捞着了一把飞上枝头的变现机会：一九三九年三月九日，他的肩章多了一颗星，成了名副其实的陆军中将。
一个压根没去过陆大报到过的门外汉，最后能混上一身体面的将官行头，这在当年鬼子的兵营里绝对比大熊猫还要稀罕。
才过了不到一百五十天，邪门的事儿就找上门了。
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这田边大叔肩上的将星连点体温都还没沾上呢，就毫无征兆地被一张纸喊回了日本本土，给塞进东部军司令部当个挂名副手。
到了八月三十号那天，直接让他滚回家歇着去了。
紧接着第二天，也就是三十一号，连个招呼都不打，一脚就把他踢进了后备人员名单里。
就这么不到一个月的工夫，他就把一个当红中将被扒光军装的流程给体验了个遍。
他这辈子的戎马生涯，啪的一下就给按了暂停键。
这是为啥？
他闯什么弥天大祸了吗？
全都没有。
说白了，这就是日本当年那帮丘八圈子里最爱玩的“卸磨杀驴”把戏。
在那个全靠看血统、攀老乡的破染缸里，中将这种能说得上话的位子，那是数着手指头都能算得清的。
这种香饽饽，打死也得留给那些名牌军校出来、在参谋本部里有靠山的“亲儿子”们。
既然田边在牡丹江受了冻挨了打，论资历不得不给他挪个位。
这下子，那套吃人的机器索性就发给他一张中将的空头支票当“遣散费”，前脚刚给完，后脚就把他踹出实权圈子，赶紧给自家人把坑腾出来。
这么一来，也就说得通，为啥这老头在脱下军服的第二年（一九四零年），又颠颠儿地折腾回中国东北，去混了个什么“伪满洲国土木建筑业协会”的头把交椅。
让一个刚退下来的高阶军官去干这种领着一帮人搬砖和泥的买卖，怎么瞅都觉得掉价。
不过话说回来，这兴许正是这位田边老汉装糊涂的活法：既然在日本兵营这个全凭认干爹才能混下去的斗兽场里吃不开，索性就扛着这块中将的敲门砖，跑到满洲的生意场上捞真金白银，舒舒服服地把下半辈子对付过去。
如今回过头来扒拉他这辈子干的事，简直是个天大的冷笑话。
他那件大衣上没挂上代表带兵斩将的金鵄勋章，在历史的烂账簿里连个水花都没砸出来。
这大概是当年那群疯子堆里，旧日本武装势力给后人踅摸出的一个最透彻的管理学反面教材：
一个把破纸片子当神拜、全靠拉帮结派分三六九等的烂摊子，折腾到最后，就是逼着那帮所谓的“尖子生”为了保住手里的权杖和光环，红着眼去搞一把又一把的梭哈，直接把整个家底推进火坑里；而那些早早就被踢出局的倒霉蛋，却在这种阴阳差错之下，仅仅因为连上桌赌钱的资格都没有，反倒成了把命保到最后的老妖怪。
这种乌烟瘴气的草台班子，从搭台子那会起，就把账簿上最大的一笔进出给算得稀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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