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那个秋天，雨下得比往年都要阴冷。那时的我刚接手父亲留下的裁缝铺不久，店面开在镇子老街的拐角，平时做些缝缝补补和街坊邻居的常服。因为手艺算是得了父亲的真传，偶尔也会有人找我做“老衣”，也就是死人穿的寿衣。

做这种营生，行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定做老衣的人，一般都是家里有重病卧床的老人，家属提前来备着，图个“冲喜”或者有备无患。

那天傍晚，天色已经暗透了，外面的雨点子砸在青石板上，发出绵密又凄清的声响。我已经准备拉下卷帘门打烊，门外却突然颤巍巍地走进来一个人。

那是一个看起来六七十岁的大娘，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大半个肩膀都被雨水浇透了。她没有打伞，头上顶着一块不知道从哪捡来的破塑料布。她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来，而是局促地在门外的门垫上蹭了又蹭自己那双沾满泥巴的胶鞋，生怕踩脏了我店里的水磨石地板。

“大娘，您做衣服还是改边儿？今天晚了，您要是急，明天一早再来吧。”我放下手里的门钩，看着她苍白的脸色，心里莫名升起一丝异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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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娘放下头顶的塑料布，露出一张极度消瘦的脸。她的眼窝深陷，颧骨高高突起，皮肤像是缺水的枯树皮，泛着一种让人不安的灰暗色泽。她冲我勉强挤出一个歉意的笑，声音极低，像是被砂纸打磨过一样沙哑：“小师傅，我想求你.......给我做一套‘走’的时候穿的衣裳。”

我愣住了，拿着门钩的手僵在半空。空气在这一刻仿佛凝固了，只有门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在回荡。

“大娘，这老衣……通常都是儿女来给定做的，哪有您自己来张罗的？”我咽了口唾沫，试图让气氛稍微缓和一些。

大娘摇了摇头，步履蹒跚地走到柜台前，从贴身的内兜里掏出一个用旧手绢层层包裹的布包。她用发抖的手指一层层解开，里面是一沓零碎的钞票，有十块的，五块的，还有不少两块和几毛的毛票。那些钱被叠得方方正正，却带着明显的潮气和一股淡淡的中药味。

“我没多少日子了，自己的事情，不想麻烦别人。”大娘把钱推到我面前，眼神中透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平静和坚决，“小师傅，我打听过了，镇上就你家做衣服针脚最密。我这辈子怕冷，你给我做得严实点。还有……这衣服，必须得在两天内赶出来，我怕我等不及了。”

两天？自己来定做，而且还卡着这么紧的时间？我心里的悬念和不安像野草一样疯长。但我终究是个手艺人，没有把上门的生意往外推的道理。

“行，大娘，您过来，我给您量量尺寸。”我拿出皮尺，绕过柜台走向她。

当皮尺环绕住她的身体时，我心里猛地一酸。她太瘦了，隔着那层单薄的布褂子，我几乎能摸到她骨头的轮廓，简直就是一副活着的骨架。而在量到她腹部的时候，我不小心触碰到了一个坚硬如石头的肿块。大娘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身子剧烈地抖了一下，额头上瞬间冒出了冷汗。

“大娘，您这是……”我惊愕地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