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给过他四套房子了。”94岁的老人坐在镜头前，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四套房，一套在徐汇区自己住的那套，已经给了儿子。
还有两套也在徐汇，七十多平、六七十平，加起来将近两百平。徐汇均价七万一平，光这三套就值一千四百万。
还有一套在郊区，外加一个十个平方的商铺柜台，也给了儿子。
全都给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怨恨，只有一种看透了的疲惫。
可她说：“等四套房都给了以后，人就变了，性格就狂了。”
四套房，换不来儿子的悉心照顾。她肺癌晚期，每个月药费七八千，一年十来万。
手骨折了，请过保姆，五十块一小时，请了一个半月，请不起了。现在自己做，力不从心。
她跟儿子已经二十五年没在一起过春节。顶多打个电话，见面都很少。
她说：“我跟他见面就感觉到一种沉重，不想跟他见面。”问她和第一任丈夫没感情，所以对这个结晶也没感情？她想了想说，可能是这样，但主要还是孩子的表现，她很失望。
写遗嘱的时候，她什么都没打算给儿子留。问钱给谁？她说，给国家。
她教书一辈子，是国家给的。
把剩下的还给国家，应该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犹豫。
她想不通。镜头前她反复说，想不通。
四套房，在上海，不是小数目。给了儿子，儿子却离她越来越远。
她不想打官司，想先找共同认识的同事谈谈。能谈拢就谈，谈不拢再说。
她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算了的感觉。
算了，不给就不给了。
算了，自己过就自己过。
算了，把剩下的给国家吧。
可她的那句“想不通”，才是真话。
记者临走前给她拜早年，塞了个红包。
她推了很久，说年纪大了不该收，最后还是收了，连说谢谢。
记者问能不能把采访放出来，她说同意。
她大概也想让人知道，有些事，不是她做错了什么。四套房，一千多万，买不来儿子一个春节。她肺癌晚期，一个人住，骨折了自己做饭，请不起保姆。她立了遗嘱，把钱给国家。她说想不通。可这世上的事，想不通的多了。
想不通为什么给了四套房，儿子还是不来看她。
想不通为什么自己教书育人一辈子，老了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想不通为什么钱能买来房子，买不来亲情。
四套房，在上海市区，多少人一辈子挣不到。
可对这位老人来说，它只是提醒她，有些东西，钱买不到。她坐在镜头前，白发苍苍，手指骨折过，说话时偶尔咳嗽。她说，死也就是在肺癌上。她说，想不通。这个94岁的老人，用四套房买了一个教训：钱能给的，都是不值钱的。
值钱的东西，钱给不了。
她立遗嘱把剩下的钱给国家，不是赌气，是真觉得，国家比儿子靠得住。
四套房，换不来一个春节。
一千多万，买不到一句问候。
这世上的账，不是这么算的。
她教书一辈子，最后把剩下的都还给了国家。
可谁能还她一个儿子？这四套房，到底买断了什么？她坐在那把旧椅子上，窗外是上海初春的阴天。
屋里没有声音，只有她偶尔的咳嗽。
她看着镜头，说了一句：“我想不通。”
想不通的，不只是她。那些把一辈子攒下的家底交给子女的父母，有多少最后换来的是一句“忙”、一声“没空”、一个“知道了”就挂了电话？那些在病床上独自签字的老人，有多少想过，自己当初给出去的房子，能不能换回一顿年夜饭？她还能谈判，还能立遗嘱，还能把剩下的给国家。
可那些连谈判的力气都没有的老人呢？
那些连遗嘱都写不动的老人呢？
他们又能把什么留给谁？
她把四套房给了儿子，儿子把孤独留给了她。她把这笔账算到最后，算成了“给国家”。
不是不想给儿子，是儿子不配要。不是不想被人照顾，是没人愿意来。不是不想活着，是活着太贵了。肺癌一个月七八千，请保姆一小时五十块，骨折了自己做饭。
她算来算去，发现自己的命，比儿子那四套房便宜多了。
她说想不通，其实想通了。想通了钱买不来亲情，想通了付出不一定有回报，想通了最后能靠的只有自己。
可她还想不通一件事：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这问题，她问自己，问镜头，问所有看到这段采访的人。没有人能回答她。
因为答案不在她手里，在那些拿了父母房子的人手里。
你说，这四套房，到底买断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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