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凉州文人必读文章：任鸿隽《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任鸿隽|国家奖学金|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研究生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祖籍浙江湖州，清光绪十二年（1886）12月出生于四川省垫江县（现属重庆市辖县）。为我国著名学者、科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辛亥革命元老，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编者按语

晚清以降，伴随着西方新学制的输入，传统书院向新式学堂转型，建设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机构日益成为学术文教事业发展中的迫切需求。北大国学门首开研究生教育体制探索的先河，后经各界十余年的努力，形成国内统一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而随着国内大学渐次发达，大学内设研究所渐到可能，原先的留学政策已直接有妨于国内大学研究所的发展。1934年底，任鸿隽发表《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一文，探讨缩减留学经费，并将节约下来的经费用于设立大学研究所及邀请国外知名学者来华讲学，以培养国内研究人才、提高国内大学程度一事的可行性，即所谓“学术独立，即于各科学术，本国有自己研究之能力”。

研究生之培养，着实关乎我国学脉窦续。任鸿隽关注国内外学界差距，不忍放任人才外流，试图探索在国内培养同层次人才的道路。尽管距离本文写作已过去九十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已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但任鸿隽等先辈强烈的教育责任感及忧国之心仍如明灯，指引着今日的教育者继续前行。

本文原于1934年独立发表，现选自《任鸿隽谈教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

《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

文｜任鸿隽

近两年来，我们教育当局对于高等教育的设施，有两个重要方案：一是大学研究所，一是派遣高级学生出洋留学。这两件事，后者已见实施，前者方在筹备，但它们都不失为近年高等教育的重要计划。它们实行起来利害关系如何，值得我们讨论一下。

本来一个大学，应该是造就人才的完全组织。那便是说，如其一个人的聪明才力和他的物质环境都能允许，他可以在这里养成治学的能力，使他成为一个独立的学者。这在外国有历史的大学是显而易见的。举一个例来说明。比如一个学生在大学本科毕业之后，他的成绩既不算坏，他的志愿复倾向于造就学术一方面，则他必定在大学里继续他的学生生活。他可以入毕业院做研究生，也可以在某学系某教师手下做助手，但他与他的专门学问便在此开始了相知之路，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此几年之后，他可以渐渐的有研究结果发表；他的研究结果越来越精，他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高，久而久之，他便也就成了此道学术中的威权者，而大学造就人才的职责才算于此告毕。所以就大学本身说，除非有毕业院的组织与高深研究的设备，不能算是名副其实。严格说来，凡没有设立毕业院或研究所的都不能称为大学，这个定义，可以说是竖的定义。它是以程度的高深来定大学的标准的。我们教育部近年规定大学的组织，要有三个以上独立学院的方才可称大学，其余凡只有一个独立学院的都只能称学院。这是以范围的广狭来定大学的标准的。这可以说是横的定义。横的定义，虽然可以革除许多组织不完、规模不备的野鸡大学，但对于提高大学程度的一层并不发生影响。不特如此，有许多学校，因为要勉强适合教育部的规定而保存一个大学的名称，于是本是工科学院，而无理的添上些文科理科。结果，大学是成功了，而学科程度则毫不加高，甚且因经费少而设科多的缘故，大学的学科反而比专科的程度低。这不能不说是当时规定学制者千虑中的一失。

从这一点看来，我们教育当局现在积极的提倡大学研究所的设立，不能不说是教育政策的一个转变与进步，因为我国办了几十年的大学，毕业的学生虽然一年比一年的多，但造就的人才却不能与大学的毕业生作正比例。这岂不能告诉我们从前拿范围的大小来作大学标准不是一个根本与切实的办法吗?

在我们的大学还没办到设研究所的程度，派遣留学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补救方法。因为在这个当儿，凡是不能在国内大学得到的训练，只好在外国去充补。但这个情形，如长此继续下去，则国内的大学只能永远给外国大学做一个预科。而且能出洋留学的人数究竟有限，将来我国各项建设需才甚多，也不能靠外国大学来替我们供给。所以在我们的大学已渐次发达，大学内设研究所已渐到可能的时候，遣派留学与设立研究所便多少含有一种矛盾性，而不容我们不做一个于斯二者何先的选择。

说到此处，我们以为第一当考虑的是研究生的问题。我们晓得大学研究所的成功，不单是靠有设备与导师，而且还要有研究的学生。在目下留学政策盛行的时候（有中央派遣，各省派遣，及各庚款机关派遣种种的不同），凡在学校成绩较优，学问欲较高的毕业生，谁不愿意去应留学试验，而偏要死心踏地在本国学校中做一点研究工作？这是近两年来清华北大招收研究生所得到的经验，也是我们所听到的国立大学教授们一致的叹声。本来我们大学造就的优秀人才实在有限，每年几十百个留学生的派遣，已有伯乐一过冀之北野而马群遂空之感。设如放低程度，勉强收几个研究生来凑成门面，又与设立大学研究所的用意恰恰相反。所以我们以为留学政策，直接的是有妨于大学研究所的发展的。

第二，我们要考虑一下经济问题。我们记得教育当局有一次在某处发表一个统计，说民国二十二年一年的留学经费约需九百九十万元，这个数字已足惊人。又据《教育杂志》上王云五先生的计算，民国二十年出洋学生七百二十八人，设定每人留学四年，所需的费用不下八百万元。又设这样情形继续十年，则此项费用为八千万元。因每年留学生的数日都有增加，前后搭计，每年的留学经费决不在一千万元以下。这笔经费若拿来办大学研究所，固可以开办一二十个而有余，即用它的半数，也有十个八个不愁设备费与经费的无着了。

根据以上两个考虑，似乎自然的结论便是停派留学生与速办大学研究所。但是事情没有那样简单。设如国内没有可以代替外国大学为我们制造专门人才的机关，则停派留学生即等于断绝了自己上进的道路。我们以为三十年前请外国学者来中国讲学的风气，此刻还有恢复的必要。从前因为国内无人，不能不请外国学者来教我们初步的学问；现在因为国内已有相当的人才，尤其要请外国学者来引导我们做专门的研究。从前的请外国学者，可以说是浪费；现在的请外国学者，可以说是经济政策。问题是我们所请到的是不是真正的学者，能不能做我们的导师罢了。能够做到这一层，我们的大学当然可以渐渐的提高程度而达到大学的目的，而留学生的派遣也可以减少到必不得已的至少限度。留学的政策是已经试验过的，借材异国提高大学程度的办法，是还未曾试验过的；我们希望负高等教育责任的人注意这一点！

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