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上午9点，站在北票市台吉营乡西山的坡地上环望四周，视野开阔。但乍起的春风，迅速吹起耕地上的细微干燥泥土，让眼前灰蒙蒙一片。
台吉营乡位于北票市的东北角，毗邻阜新市。早晨从北票市内出发，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考古工作者们之所以奔波，就是为了在这个较为偏僻的地方找寻红山文化先民们曾经生活的痕迹。
“我们是去年开始在北票做红山文化考古调查的。”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大凌河中游（朝阳）地区红山文化考古调查项目负责人李树义下了车，边整理装备，边回头告诉记者。
遮尘帽、口罩、冲锋衣、户外鞋、登山杖，李树义从头到脚，全副武装。跟着探访一圈后记者才知道，李树义的这套装扮虽然混搭却很实用，可有效应对呼啸的大风、飞扬的尘土，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
“注意脚下，犁过的地，陶片容易翻出来，这是关注的重点。”李树义喊了一嗓子，风大，声音被吹散了不少。他拉上冲锋衣的拉链，率先垂范，低头盯着脚下的耕地，边走边看。
队员们排成一列，间隔几米，低着头，在松软的土地上慢慢走。走几步，弯下腰，捡起来看看，再走几步。
“李队，这边！”不远处，有人喊了一声。
喊话的是刘丽娜，去年刚毕业。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红山文化野外调查。她手里捏着一块红色陶片，陶片上有土，她的手套上也沾满了土。
“您看，这是红山时期的吗？”她擦了擦陶片上的浮土。
李树义接过陶片，仔细端详了半天，最后给出了结论：“不是，这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
在几千年的时间跨度下，不同族群不断迁移、更迭，那拨人走了，这拨人来了，他们在同一片土地上留下了不同时期的遗物。所以，捡到一块陶片后，想要凭借肉眼辨别出它所属的文化时期，需要丰富且扎实的考古经验。
听到李树义的结论，一丝失望在这位年轻人的脸上划过。在学校学的是理论，现在是实物。“摸到几千年前的陶片，感觉不一样。它不是书上的字，是有人用过的东西。”刘丽娜说。
队伍另一头，吴亚成蹲在地上，静观很久。他是全国文博行业比武的第三名，院里的考古辅助人员，已在考古工地干了整整30年。
他没说话，手指摩挲着一块陶片的纹路。
“泥质红陶，火候不高，是典型的红山文化陶片。”他语气很平。
30年的野外经验，让他能一眼看出门道。风沙吹了30年，他的手很粗糙。
“现在有GPS，有无人机。但最核心的，还是这双脚和这双眼睛。”北票是吴亚成的故乡。他站起来，看着远处的山。“红山文化像满天星斗。我们这次来北票，就是找散落的‘星星’。急不得，得一步步来。”
中午，风没停。吃过饭，调查队顾不得休息，迅速赶往第三个村子：北票市马友营蒙古族乡小勿兰村。
李树义用考古终端记录着位置信息。“过去我们关注红山文化，重点关注的是牛河梁那样的大遗址。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已经在北票地区发现了40多处红山文化遗存，再次表明地处大凌河中游的北票地区是红山文化重要分布区之一。”
李树义告诉记者，与牛河梁一带不同，北票地区红山文化聚落址多、墓葬少，但五千多年前，红山先民在这里到底是一种怎样生活样态，还需综合分析后才能给出结论。
“过来，过来，这里有剖面！”
考古队员王晓磊的一声高呼，将众人吸引到了一处当地人开凿的小路上。小路两侧，是一人多高的天然土墙，当原本的耕地变成墙体，泥土深处夹杂的陶片，就成了检验这片土地历史年代的标本。
王晓磊小心翼翼地用考古铲取下剖面上的一片陶片，结果又让所有人失望，这块陶片并不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而是秦汉时期，虽然它能证明当地历史久远，却并不属于这次红山考古调查方向。
“这十分正常。我们有时候连续走几天，也发现不了想要找的陶片，挺沮丧的，但这是我们工作的常态。”看到同样有点失望的记者，李树义安慰着，“不过，‘老中青’组合，不仅锻炼了队伍，还让我们的调查工作更有底”。
是不是野外调查时，捡到的陶片都要带回去呢？
面对记者的好奇，李树义给出答案：“不是，我们主要通过捡到的陶片等遗物来初步判断这个地方的历史时期，并不是捡到遗物越多越好，我们也不会把所有遗物捡回去，我们还要给后来的考古工作者留下线索。”李树义的一番解释，让记者恍然大悟。
野外考古调查拧快了钟表，很快，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队员们背着标本，开始往回走。
辽西的大风仍在继续吹。他们踩过田埂，脚下的泥土松软。一天的行走，鞋上、裤子上沾满了土。
“我们野外调查黄金季节主要是春冬两季，春冬地面上没有覆盖物，容易发现散落地表的古代遗物。我们的春季调查会一直干到农民种地，时间有限，我们还得抓紧。等到北票调查结束了，整个大凌河中游地区的红山文化考古调查也就结束了。”李树义掸了掸身上的尘土，笑着补充道，“肯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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