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赈济会
在民国西和的赈济实践与历史价值
西和 王力
摘要
华洋赈济会（亦称华洋义赈会、华洋救济会）是民国时期跨地域、跨群体的核心慈善组织，在灾荒频发的民国时期深度介入西北地方赈济事务。本文以民国三十二年《西和县志》及田野调查碑刻资料为核心依据，系统梳理华洋赈济会在甘肃西和县开展的以工代赈修路、石堡镇建桥、治理河道修堤三大核心赈济实践，剖析其赈济举措的实施逻辑与社会效应。研究表明，华洋赈济会的实践不仅填补了西和地方史志对近代灾荒治理记载的空白，更折射出近代慈善救济从“单纯施济”向“济建结合”的转型特征，同时为探讨外部慈善力量与西北地方社会的互动机制、民国西北地方社会转型提供了鲜活案例与关键史料支撑。
关键词：华洋赈济会；民国西和；以工代赈；修路修桥；治河修堤；历史价值
引言
民国时期，西北甘肃地区频遭旱、震、涝等复合型灾害冲击，社会经济凋敝，民生艰难。华洋赈济会作为融合中外力量的近代慈善组织，凭借其跨区域的资源整合能力与现代化的赈济理念，成为灾后重建的重要参与力量。西和县作为甘肃东南部的典型区域，其灾荒治理历程是民国西北地方社会应对灾害的缩影。
成书于民国三十二年的朱绣梓主编《西和县志》，仅简略记载了华洋赈济会修建石堡镇桥的史实，而对其修路、治河等关键赈济举措语焉不详。近年来，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卢河镇歇台村潮水寺内的修路碑刻，与县志记载形成互证。基于此，本文结合文献与实物史料，系统还原华洋赈济会在西和的赈济实践，探析其历史价值，以期补正地方史志，深化对民国西北慈善救济与地方社会互动的认知。
一、以工代赈修路：救济民生与恢复交通的双重实践
民国十八年（1929年），西北爆发特大旱灾，叠加此前海原大地震的后续影响，西和县陷入“民无粒食，道殣相望”的绝境。华洋义赈会针对西和灾情，精准拨付赈款二千元，创新采用以工代赈模式组织道路修筑工程，实现“救灾”与“建设”的双重目标。
据朱版《西和县志》记载，此次修路工程由地方绅士阎谊等担任工程经理，统筹赈款分配、施工调度与质量监管。以工代赈的核心逻辑，是打破传统赈济“施粥放粮”的短期救济模式，将灾民劳动力与赈款挂钩：灾民参与道路修建即可获得生存物资，既解决了灾民的生计危机，避免因流离失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又将赈济资源转化为地方交通基础设施，为灾后经济复苏与社会秩序恢复打通脉络。
西和县卢河镇歇台村潮水寺内的修路残碑（图一），是这一赈济实践的直接实物佐证。
（图一）
残存碑文
碑志
至武蜀者沓来诚邑/冲山崩移势换形既有/民意欲修补奈数载欠收/肃华洋赈灾会会长陈贺义/处道路易崎岖为周行即沿/躬矣况/死生恺恻为怀所周者皆系/均属要道公民等感激功德/古
是为叙
齐氏 田居义 撰文并书丹
席义
武生 叚续珎 陈见明 安朝奇
刘文炳 周 彦
陈守贞 周玉隐
铁笔 陈永明
貦节后三日
该碑残高45厘米、宽60厘米，共16行120字，楷书字体，字径3厘米，碑文清晰记载核心史实：“华洋赈灾会会长陈贺义，囗处道路，易崎岖为周行”。碑文由田居义撰文并书丹，席义、武生叚续珎、陈见明、安朝奇、刘文炳、周彦、陈守贞、周玉隐等参与立碑，陈永明负责刻字，立碑时间为“貦节后三日”。
碑文与县志记载相互印证，一方面确认了华洋赈济会在西和的修路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还原了地方士绅、民众与外部赈济组织的协作过程。尽管碑文残损，但“易崎岖为周行”的表述，精准概括了修路工程的成效，成为研究华洋赈济会地方赈济运作的一手史料，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细节缺失。
二、石堡镇建桥：完善民生设施的精准赈济
除修路外，华洋赈济会在西和的另一项核心赈济工程为石堡镇桥的修建。民国三十二年《西和县志》“津梁”条目明确记载：“石堡镇桥，在镇街口，民国十一年华洋救济会建”。
民国十一年（1922年），西和地区历经兵燹与灾荒冲击，原有桥梁损毁严重，石堡镇作为区域交通节点，“桥毁则路断，路断则民困”，民众通行、物资运输与商贸交流均受严重制约。华洋赈济会在此建桥，并非单纯的基础设施修复，而是针对地方民生痛点的精准赈济。
石堡镇桥的建成，首先解决了镇街及周边民众的日常通行难题，保障了基本生活秩序；其次，其作为区域交通枢纽，打通了周边村落与集镇的连接通道，促进了灾后物资流通与商贸复苏；最后，桥梁作为民生工程，凝聚了地方民心，彰显了外部赈济力量的民生关怀，为后续其他赈济工作的推进奠定了社会基础。
相较于修路的碑刻佐证，修桥的记载依托官方志书。《西和县志》作为地方官方文献，其记载具有权威性，印证了华洋赈济会在西和赈济工作的系统性：既着眼于县域交通网络的宏观修复，又聚焦乡镇民生设施的微观完善，形成“路——桥”联动的交通赈济体系。
三、治理河道修堤：防灾减灾的长效赈济探索
结合田野调查的补充发现，华洋赈济会在西和还开展了治理河道、修筑河堤的赈济工作，这一举措在民国西和诸县志中记载模糊，成为地方史的记载空白。
西和县地处陇南山地，境内河流纵横，旱涝灾害交替频发。灾荒年份，河道淤塞、河堤损毁不仅加剧洪涝风险，冲毁农田与民居，进一步恶化民生状况，还可能引发次生灾害，阻碍灾后重建。华洋赈济会针对这一问题开展治河修堤，体现了其赈济理念的前瞻性：从“短期救灾”转向“长效防灾”，以工程建设提升地方防灾减灾能力。
治河修堤与修路、修桥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交通+民生+防灾”的综合赈济体系：修路修桥保障通行与民生，治河修堤筑牢安全屏障，三者协同推动西和灾后从“生存救济”向“恢复发展”转型。尽管目前田野调查未发现专门的治河碑刻，但结合修路、修桥的史实与西和地理环境，可推断治河修堤是华洋赈济会赈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亟待后续考古与文献发掘进一步佐证。
四、华洋赈济会西和实践的历史价值
（一）补正史志，还原地方灾荒治理全貌
民国以来的西和诸县志，对华洋赈济会的赈济实践记载零散、简略，仅存修桥一座，修路、治河等核心举措均未系统记载，导致这一重要历史片段成为地方史的“空白”。本文通过文献互证（县志与碑刻）与田野调查补充，完整还原了华洋赈济会在西和的三大赈济实践，补正了地方史志的记载缺陷，为研究民国西和地方史、灾荒史、慈善史提供了关键史料支撑，也为其他类似区域的地方史补遗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二）折射近代慈善组织的运作转型特征
华洋赈济会在西和的实践，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慈善组织的两大核心转型特征：一是赈济方式的现代化。以工代赈替代了传统的单纯施济，将救济资源转化为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实现了“救济—建设—发展”的闭环，既提升了赈济的可持续性，又避免了单纯救济引发的资源浪费与依赖心理，是近代慈善救济从“输血”向“造血”转型的典型案例。二是组织运作的协同性。华洋赈济会并非孤军奋战，而是联合地方绅士（如阎谊）、民间士人（如田居义等）以及民众等地方力量，形成“外部资源——地方主体”的协作网络，既保障了赈款的合理使用与工程的顺利推进，又推动了外部慈善资源与地方社会的深度融合。
（三）见证近代西北地方社会的转型历程
民国时期的西北，既是自然灾害的重灾区，也是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区域。华洋赈济会在西和的赈济实践，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基础设施修复，更是社会层面的秩序重建：其一，工程建设凝聚了地方共识，缓解了灾害引发的社会矛盾，推动了灾后生产生活秩序的快速恢复；其二，赈济过程中中外慈善力量、地方士绅与普通民众的互动，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地方治理的新模式，为西北地方社会的近代化转型注入了外部动力；其三，碑刻与志书的记载，留存了地方民众与外部慈善力量互动的历史记忆，成为连接西北地方与全国近代化进程的文化纽带。
结语
华洋赈济会在民国西和开展的修路、修桥、治河三大赈济实践，是近代中国慈善事业与西北地方社会互动的缩影。在当时，这些实践有效缓解了西和地区的灾荒危机，推动了灾后重建与民生改善；在当下，其补正了地方史志空白，为研究民国西北灾荒治理、慈善发展与地方社会转型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与视角。
华洋赈济会“济建结合”的赈济理念、多元主体协同的运作模式，对当代灾害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慈善参与，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后续可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对比华洋赈济会在甘肃其他区域的赈济实践，深入探析其在近代西北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与影响。
参考文献
[1] 朱绣梓. 西和县志[M]. 民国三十二年刻本.
[2] 甘肃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甘肃省志[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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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卫平. 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转型与发展[J]. 史学月刊, 2015(06).
[5] 李军. 民国时期西北灾害赈济研究[J]. 青海民族研究, 2018(03).
[6]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碑刻文献集成[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21.
作者简介：
王 力 男，甘肃西和人。业余一直坚持搜集整理散轶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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