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著名作家汪曾祺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劳动，直到1960年10月才摘帽。1962年1月，汪曾祺被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今北京京剧院）任编剧直至离休，他就是在这里结识了江青。今天帝哥就来说说汪曾祺和江青之间的故事。
1963年，江青看过沪剧《芦荡火种》后，决定将其改编为京剧，她把改编剧本的任务交给了北京京剧团，剧团又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汪曾祺。汪曾祺的文学才华在改编工作中很快显现，并受到了江青的欣赏。有一次，汪曾祺写了一段新唱词，江青看后亲自给他打电话说：“这段唱词写得挺好，但不太合适，就不要用了。”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芦荡火种》改编的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公开演出。毛泽东看了演出后，提出了要强调“武装斗争”的修改意见，此剧的剧名便被改为《沙家浜》。
汪曾祺后来回忆，江青也为《沙家浜》的修改做了很多工作，这是因为她对京剧比较内行，对唱词好坏有鉴别力，有些话能说到点子上。“智斗”的那场戏，原来只是阿庆嫂和刁德一对攻，把胡司令丢在了一边，江青说这不行，要把胡司令拉进来，展开3个人的心理活动，这样就成了3个人的对唱。这样一改，“智斗”就成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折子戏，流传很广，至今仍受观众欢迎。
尽管江青很常识汪曾祺的才华，但当她得知汪曾祺的“右派”身份后，马上作出批示：“此人控制使用。”汪曾祺听说了这句话后，顿时“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他后来对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伤感地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说了，我是控制使用。”
尽管被“控制使用”，但1966年“运动”爆发后，汪曾祺确实因为江青的关系，享受了一些特殊待遇。
1970年5月19日晚上10点半，江青的秘书突然打电话通知汪曾祺，让他第二天上天安门参加“五二〇”群众大会。当时汪曾祺正在为《红旗》杂志赶写关于《沙家浜》的文章，他向京剧团的军代表田广文请示：“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
田广文回答说：“什么事先都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第二天，汪曾祺登上天安门城楼西侧，在几百人的出席名单中，他是唯一的文人。
江青对汪曾祺的生活也有关照，她曾送给汪曾祺一套珍贵的《毛泽东选集》，并在第一卷扉页亲笔题写“赠汪曾祺同志，江青”。这套《毛选》各卷都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其中第一卷仅印2000册，市面上极为罕见。
汪曾祺后来回忆说：“我对于许多人刻骨仇恨江青没看到，也没感受到。我一直感念她的好处，她一到节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给她拼命干。有的同志说我是‘御用文人’，这是很丑恶的称号，但这是事实。”汪曾祺还表示：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在江青面前跷二郎腿和抽烟的人。
“四人帮”垮台后，汪曾祺心情很好，他积极写标语、大字报，散发自己写的揭露批判“四人帮”的词曲。但没过多久，汪曾祺就因他与江青的关系受到审查，不少人怀疑他投靠了江青，是“四人帮”的“第二套班底”。汪曾祺被审查期间，写了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那套江青赠送给他的《毛选》，也被他烧掉了。
1977年5月6日，汪曾祺在检查材料《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复杂心态：
她“解放”了我，我当时是很感恩的，我的这种感恩思想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对江青……突出地感觉她思想破碎，缺乏逻辑，有时简直语无伦次，再就是非常喜欢吹嘘自己。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
汪曾祺经历了两年审查，最终不了了之。1980年，汪曾祺重新开始文学创作，他晚年的作品颇丰，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沙家浜》的导演、北京京剧团负责人肖甲多年后回忆起江青和汪曾祺的关系时，感叹道：“谁都得按当时的气氛生活，江青是那个地位，我们都得尊重她……上天安门，当时江青确实是想拉汪曾祺一把，汪曾祺觉得意外，但没有拍马屁，而是老老实实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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