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英国院士的中国观察：读懂彼此，方能同行|三星堆遗址|墓葬|手工业作坊|文物|陶寺

自新石器时代至秦汉，当我们将视线投向华夏大地，那些孕育于土地的生产智慧、流转于地域的物质技术、沉淀为传统的观念信仰，共同书写了一部文明扎根生长、兼收并蓄的华夏史诗。

在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杰西卡·罗森的著作《厚土无疆：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中，她以半个世纪的步履深入中国的文明现场，向我们揭开了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

在这里，我们得以窥见：中国人如何依托自然环境构建生产与生活体系，如何在地域互动中凝聚文明共识，又如何形成独特的文化基因与发展路径——这不仅关乎文明的生存与延续，更关乎一个民族何以在广袤大地之上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杰西卡·罗森在杭州西湖边。

内外交融

【早期中国并非一个均质的封闭实体，而是通过物质、技术与观念的不断流动，形成的一个兼收并蓄、生生不息的复杂网络。理解这种“在互动中保持独立”的模式，是理解早期中国的关键】

上观新闻：在这本书里您选择了12座文化遗址，有的很有名，比如良渚遗址和三星堆遗址，还有一些则鲜为人知，如陶寺遗址。您选择这些场景的标准是什么？

杰西卡·罗森：我希望这本书能覆盖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理区域。早期中国不仅是指中原地区，我们还需要关注南方（比如扬州、长江流域）和北方（比如与蒙古接壤的边境地区），以及它们与外部世界的交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展现早期中国的全貌。

以陶寺遗址为例，它是“深墓文化”的起源地之一，且与中国北方的石峁遗址相关。陶寺和石峁都参与了草原上的放牧活动和金属的流动，遗址所呈现出的是，这些外来的习俗、材料和技术与当时富足稳定的农耕社会相遇。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外来的相关创新几乎被这里的居民欣然接纳。

陶寺遗址观象台

三星堆遗址则比较奇特，这里出土了很多青铜器，它们与商代青铜器有相似之处，但也有较大的区别。商代青铜器是多用于祭祀仪式的“礼器”，而三星堆的青铜器则是“叙事性器物”或“图像化器物”。这种带有人物、神兽图像的“叙事性器物”彼时并不多见，直到战国时期的楚国漆器上，才开始大量出现类似的彩绘场景。因此，三星堆的这种现象非常特殊，也很重要。

上观新闻：那么良渚遗址呢？我注意到您在书的第一章里，重点写到了良渚遗址的复杂水利系统与玉器传播的关联。

杰西卡·罗森：良渚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其地理位置：它处于中国东部、太平洋沿岸，是南北交通的枢纽。与此同时，玉器的传播路线是从黑龙江流域开始，经过良渚，一直延伸到菲律宾。后来，良渚遭遇特大洪水，人们沿河流向内陆迁徙以避水患，玉器文化也随之传播到内陆，至内蒙古和甘肃等地。由此可见，水在中国历来重要。可以说，良渚代表了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模式：要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就必须依赖人的迁移及文化传播。如同上文所述的玉器，以及后来中原地区发明的汉字，它们都遵循了相似的传播路径。

由此，我们可以思考：在广袤的中国，早期的文化传播何以可能？

这也涉及一个核心问题：早期中国是如何形成的？因为要成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就必须在整个地域内建立广泛联系。没有这些联系，就不会有统一的中国文化，良渚、四川、广东等地便会各自为政、迥然不同。而早期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广袤疆域内文化的传播与整合。玉的故事恰好回答了这个问题。

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上观新闻：您很早就关注到上古玉器在后期的保存与重新使用。玉器在中国的传播与传承十分有趣，从良渚的“玉琮”到后来儒家“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玉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政治象征，其中经历了什么？

杰西卡·罗森：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玉器广泛传播并被埋入地下后，历经数千年，后世的人们重新发现了它们，却已不明其最初的来源与含义，于是产生了一系列误解，这些误解又被写入《周礼》等战国和汉代的礼书之中。礼书对玉器的描述与规定，使其逐渐制度化，成为权力与等级的象征——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叠加与重塑过程。

上观新闻：回到三星堆遗址，您在书中用了“全球化”这个词来描述三星堆遗址，您如何定义这种“全球化”？它对理解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有什么特殊意义？

杰西卡·罗森：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表明，这个相对偏远的地区，早已与中国其他许多地方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要知道，以欧洲的标准来看，中国地域极其辽阔，三星堆与安阳、三星堆与良渚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在那个时代，这种远距离的联系完全可以称之为“全球化”。

此外，三星堆借鉴了其他地区的玉器样式并进行仿制，还大量使用了安阳殷墟不常见的黄金。这说明三星堆是一个与多个地区都有密切交流且交流程度极其深入的遗址。我们看到，三星堆曾繁荣一时，后来却突然衰落，而它的“衰落”也值得探究。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恰恰印证了我们此前的判断：一个文明若能保持良好的交流与互动，主动吸收和借鉴其他地区的物质成果与文明养分，便能持续发展；反之，则可能在冲击与变迁中走向衰落乃至消亡。中国自古便善于吸纳外来事物——从蒙古高原引入马匹，从南方地区获取象牙，从其他地区换取黄金、珊瑚与贝壳，这些都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复杂、先进社会形态的生动体现。

展出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上观新闻：我们之前聊到了“互动与交流”层面，但文明发展还有另一个关键，就是“在互动中保持独立”？

杰西卡·罗森：是的。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拥有独立性。我认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独立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但如果没有充足的内部互动，依然是无法发展的。而早期中国内部的互动主要开展于南北之间、中原与蒙古之间。

就像如今的中国，既保持独立，又在与世界紧密互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今天，你和我的衣服很相似，这就是文明互动的结果。如果文明间完全相互独立，衣服的款式可能就会完全不同。你看到，今天我坐在西湖边，戴着一条中国丝绸围巾——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至今都在不断地学习、交流。

上观新闻：那么，当我们把这12座墓葬串联起来，它们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早期中国？

杰西卡·罗森：它们能告诉我们很多事，例如中国有一些贯穿始终的文化特征，比如玉器的使用、祭祀祖先的礼仪、墓葬的传统。它们也告诉了我们“交流互动”的重要性，早期中国地域辽阔，而南北之间、东西之间的内部交流就显得至关重要——无论是文化、科学还是文学的发展，都离不开交流，这是进步的源泉之一。

黄土为基

【中国古代对黄土的开发与利用，不仅是一项伟大的技术成就，更深刻塑造了早期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质与发展路径。黄土的独特地质，成为文明扎根生长的重要根基，推动了从聚落形态到社会结构的一系列演进】

上观新闻：您刚刚提到，陶寺遗址作为“深墓文化”的起源之一而被选入了您的这本书中，中国的“深墓”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吗？

杰西卡·罗森：没错。与古埃及人“向上”建造金字塔不同，古代中国人更倾向于将大量财富与心力投入到“向下”建造深墓。

这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埃及位于沙漠地区，要是在沙漠里往下挖，沙子会坍塌，他们根本无法建造深墓。因此，埃及人和地中海地区的所有民族都用石头建造建筑，这是因为那里的岩石地貌——如果你去意大利或者希腊，就会发现那里到处都是石头。于是，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建造纪念性建筑。

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北方几乎没有石头，却到处都是黄土。黄土是一种很特别的物质，是由风吹积形成的，颗粒非常细腻。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灰黄色的沉积物依靠自身重量就能压实，变得很坚固。所以只要选对地方，有足够的经验，就能在黄土里垂直挖十米、二十米，甚至三十米深。

这是一种相当独特的地质现象。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公元前2000年左右），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发现了黄土的这个特性，他们最初能挖五六米深——这在当时已经极深了，相当于一栋高大建筑的高度。到商周时期，中国的顶级墓葬已经能挖到十米，而在西安附近的渭河谷地，黄土层厚达两百米，先民们还能挖得更深。

上观新闻：在书的末尾，您提到“墓葬与黄土利用”几乎从未被视为中国的核心传统之一，反过来说，它本应是核心传统？

杰西卡·罗森：中国和希腊、埃及一样，都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利用自然环境：埃及人在石头上雕刻，中国人则在黄土层中挖掘深墓。我的书在最后结论部分提到这一点——但如果你读了整本书就会发现，书中多次描述了建筑的“台基”，这些台基同样由黄土筑成。这种对环境的利用方式极具独特性，也造就了中国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建筑体系。

这绝非小事，而是一个重大议题。这种建筑体系从中国开始扩散，如同汉字一般，影响了韩国、日本的建筑形态并扩展至整个东亚地区，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一定会为此自豪。

我去过很多次黄土高原，黄土高原很特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儿并不太适宜人们居住。然而，它正是这一切（黄土建筑、深葬文化）的发源地。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学界直到最近十年才开始认真研究黄土，相关的研究文献也相当少。

尽管黄土高原与中国标志性的形象——故宫、兵马俑和稻田——完全不同，许多外国人也不知道它的存在，但在我看来，它是中国古代潜藏的优势之一。例如，黄土高原的南部边缘就曾滋养着商周之前的大型古城，就像长江三角洲孕育了良渚古城一样。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黄土高原还为当时人们提供了三条对外交流交通路线，以便从遥远的北方向农业腹地迁徙。借由这些交通路线，中国人与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等地的定居社会建立了联系。可以说，从兰州到太行山脉绵延1000多公里的黄土高原，不仅是非凡的景观，也在中国不断演变的历史和文化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寨塬盖夯土建筑群

上观新闻：与深墓传统相对应，中国人对待死亡的观念和态度也与西方不同。

杰西卡·罗森：在不同文明视野下，死亡观念很不一样。古代中国人建造了如此精美的墓葬，里面摆满了逝者生前使用的各种物品，说明他们相信死后的世界，相信世俗世界的物品在另一个世界依然会为他所用。

事实上，古代中国有着许多精心建造的墓葬，以及与此相匹配的一套复杂的“来世”观念——建造这些墓葬的人们相信，他们死后会带着所有这些物质财富在来世继续生活，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信仰。

“来世”对我们理解古代中国也至关重要，铭文、传世文献以及随葬品都可以证实，为来世做好准备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而英文里的“death”只能表示“死亡”这个事实，并不包含对死后世界的看法。如果说，“death”代表的是生命的终结，那么“Afterlife”更强调一种延续，即死亡并不是终点。

器物成群

【当我们将目光从孤立的“艺术品”转向墓葬中同时埋藏的“文物群体”，这些被精心组合的器物——从礼器、乐器到日用器具——共同诉说着古人的生活样貌、信仰体系与社会结构，为我们理解逝去的时代提供了超越文字记载的立体视角】

上观新闻：是什么促使您写这本书？

杰西卡·罗森：我年轻时在大英博物馆工作，只研究单件文物，但后来我意识到，必须把文物放在群体中考察。而在中国，能找到这种“文物群体”的地方就是墓葬。

中国古代的地表建筑多为木构或夯土，易于损毁，很难发现成组的共存文物——西欧早期亦有类似困境。但墓葬构成了一个“时间胶囊”：其中的器物在同一时刻被安置，形成了研究某一特定历史断面的理想样本。而我所看重的，正是文物的“群体属性”：它们使用了何种材质？这些材质被制成了何种容器、酒器、衣饰还是家具？这些容器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例如曾侯乙墓中，乐器、家具、漆器、青铜礼器共处一室，当这些不同类型的器物共同拼出当时社会的图景，就能帮助我们全面还原当时的社会面貌。作为一名考古研究者，我想看到的是整个社会的全貌，而不仅仅是单件文物。

上观新闻：但我们去博物馆看文物，灯光往往会聚焦于单一的文物身上。

杰西卡·罗森：没错。这其实是中西方博物馆的一个共同传统——即把每一件文物都当成独立的艺术品。但我认为这种方式是错误的，真正的艺术品是“文物群体”，这个群体能反映、诉说当时人们的生活。就像你现在的房子，里面的一切都能告诉我你的生活状态。我做研究的方式，就是把这些“文物群体”当作文本去解读。

上观新闻：这与您常在著作与讲座中强调“让文物说话”的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

杰西卡·罗森：“让文物说话”是我始终坚持的方法。

我幼年时不擅长英语读写，于是母亲便教我“观察事物”——她带我去博物馆，引导我对眼前之物产生兴趣。她惊讶于我的观察力，我的视觉记忆确实很好，能清晰地记住所见之物。

因此，当我走进一个房间，会快速扫视所有物品，并瞬间形成判断：这是什么样的房间？住在这里的是怎样的人？就像此刻我在观察你们的衣着——它们告诉我，你们购衣的商店与我们那里的商店所售样式相似，这说明存在一种全球性的文化交流。这就是我所说的“解读”：我无需询问你们衣着的来历，也无需你们说明，便能从物品本身读出信息。

这种能力迁移到考古研究上，便是尝试从器物组合的形态、材质、工艺与摆放中，直接“阅读”出历史的讯息。我无需等待文字的注解，物品自身便是它历史的述说者。这是一种基于物质实证的、跨越文化的解读方式。

上观新闻：您对中国的研究已持续半个世纪，有哪些事物或时刻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杰西卡·罗森：最深刻的感受，或许始终是作为一个外来者，理解中国这项文明工程何其困难。即便今日，我亦不敢妄称完全理解，但我确知应从何处着手——那漫无边际、深沉厚重的黄土地，便是最初也最持久的印象之一。

我初访中国是在1975年，彼时年轻且资历尚浅。我必须学会适应一个逻辑迥异的社会——它不会因我的期望而改变规则。我很快领悟：外国人理解中国，初始阶段最为艰辛。唯有当你开始接纳“他们自有其深厚的历史逻辑与行事准则，而你起初近乎一无所知”这一事实，对话与理解的门扉才会缓缓开启。因此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来中国——这五十年来，我大概来了一百多次吧，具体次数已难统计。

上观新闻：是否有一个根本性问题，始终驱动着您对中国保持如此持久的好奇与探索？

杰西卡·罗森：那最初且核心的问题是中国何以成为“中国”？其独特的文明路径、伦理观念、社会结构与物质成就，究竟由何种力量塑造成型？例如，你们文化中那种自然而然的尊老扶助之举，其深层的伦理根基何在？这并非仅仅是个别习俗，而是整体文明气质的一种流露。

与此同时，当下的中国对西方世界而言，依然显得复杂难解。我阅读了大量关于19世纪中西关系的史籍，那段历史充满创伤与误解，所以我理解现状的由来。然而，我需要向西方的读者解释中国，而他们往往完全无法理解。我认为你们也需要重视这一点：如果我们彼此无法理解，只会滋生更多麻烦。因此，中国需要理解我们的疑问，我们也必须努力理解你们的逻辑——这便是我的目标，我希望能向我的同侪解释中国。

上观新闻：那么，这本书是否为您，也为读者，提供了部分关于“中国是什么样”的答案？

杰西卡·罗森：它至少揭示了一些重要的维度：关于物质文化如何深刻反映并塑造社会逻辑；关于对待时间、祖先与历史的独特方式；关于在广袤地理空间中组织生产、协调人力的惊人智慧。它也清晰地表明，中国的差异与互动，正是其活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