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王思琪 整理:雨打芭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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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麻药还没醒。他闭着眼,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脸色苍白,嘴唇干裂。

医生说:“手术很顺利,家属放心。”

我点点头,跟着推车进了ICU。那天晚上我坐在ICU外面的走廊上,一夜没睡。不是因为担心,是因为心里那个压了半个月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但落地的过程,比悬着的时候还让人喘不过气来。

事情得从去年说起。

我爸那年四十八岁,身体一直挺好。他不抽烟不喝酒,每天早起跑步,一年到头连感冒都很少有。他头疼是秋天开始的,一开始也没当回事,以为是工作累了。

他在工地上当小包工头,常年风吹日晒,操心的事也多。头疼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大事,吃片止痛药就过去了。

后来止痛药不管用了。头疼的频率越来越高,从几天一次变成一天几次。他有时候正说着话,突然就按着太阳穴,皱起眉头,说“又疼了”。

我妈说你去医院看看,他说“看什么看,头疼还能是什么大病”。

直到有一天他在工地上晕倒了。

工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上班。电话里那人说“你爸晕倒了,已经叫了120”。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我爸已经醒了,躺在急诊的病床上,还在跟医生说“没事没事,可能就是中暑了”。

医生说“先做个CT看看”。

CT做完,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他指着屏幕上那个白色的东西说:“这里,脑子里长了个东西。考虑是肿瘤。”

我说“良性恶性”,他说“从影像上看,不太乐观。建议尽快做增强核磁,进一步明确”。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跟我妈说了。我妈听完,坐在沙发上,一句话没说。过了很久,她问了一句:“你爸知道吗?”

我说“还没告诉他”。

她说“先别告诉他”。

第二天做了增强核磁。结果出来,医生说得更明确了:“考虑是恶性胶质瘤,位置在右侧额叶。建议尽快手术。”

我问他“手术能治好吗”,他说“胶质瘤这个东西,手术切不干净,容易复发。但手术是第一步,术后还要放化疗”。

我问“大概还能活多久”,他看了看我,说“看病理分级,如果是高级别的,可能一两年”。

我走出医生办公室,在走廊上蹲了下来。走廊里人来人往,有人在哭,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安慰家属。我蹲在那儿,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爸才四十八岁。我还没结婚,还没让他抱上孙子。他这辈子,在工地上干了二十多年,风吹日晒,起早贪黑。他常说“等再干几年,攒够了钱,就退休享福”。

他还没享过一天福。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家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

我妈每天不说话,就是哭。我姐从外地赶回来,在房间里关着门不出来。我爸还不知道,我们瞒着他,说是“脑子里长了个囊肿,需要做个小手术”。

他开始交代一些事情。把银行卡密码告诉我妈,把工地上没结的账列了个清单,把他那辆旧面包车的钥匙给了我。他说“万一手术有什么意外,你们别慌”。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我看着他,心里像刀割一样。

我们开始准备后事。

不是夸张,是真的在准备。我妈去给我爸买了一套新衣服,说是“出院的时候穿”。我姐在网上看墓地,看了好几个,最后选了一个朝阳的。我去找了我们村的阴阳先生,算了个日子。

那些天,我每天下班都去医院陪我爸。他精神还好,能吃能睡,就是头疼。他跟我说“做完手术就好了”,我说“嗯”。

我不敢看他眼睛。我怕我绷不住。

手术前一天,主治医生找我们谈话。签了一堆文件,知情同意书、授权委托书、麻醉同意书。医生把手术风险说了一遍:可能大出血,可能感染,可能损伤神经功能,可能醒不过来。

我妈听完,手一直在抖。我签的字,手也在抖。

那天晚上,我陪我爸在病房里。他睡不着,跟我说了很多话。说他小时候的事,说他在工地上怎么一步步干起来的,说他和我妈是怎么认识的。他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跟着我没享过福”。

我说“爸你别瞎想,做完手术就好了”。

他笑了笑,说“好”。

手术那天,我们全家都在手术室外面。我妈、我姐、我姐夫、我女朋友,还有几个亲戚。从早上八点进去,到下午两点还没出来。五个多小时,每一分钟都像一年。

中间护士出来过一次,说“手术还在进行,家属别着急”。我妈问“情况怎么样”,护士说“医生在尽力”。

我坐在椅子上,手心全是汗。我一直在想,如果手术失败了怎么办,如果人醒不过来了怎么办,如果以后没有爸爸了怎么办。

我想起小时候,他骑着自行车送我去上学,我坐在后座上,搂着他的腰。他的腰很宽,很暖。冬天的时候,他把我的手塞进他衣服口袋里,说“冷不冷”。我说“不冷”。

我想起我考上大学那年,他高兴得喝了半斤白酒,拉着我的手说“儿子,你是咱家第一个大学生”。他那时候眼睛里全是光。

我想起工作之后,每次回家,他都站在村口等我。远远地看见我的车,就招手。我下车,他第一句话永远是“瘦了”。

这些画面在我脑子里转了一上午,转得我头疼。

下午两点半,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主治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

我站起来,腿发软,问他“怎么样”。

医生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手术做完了。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切出来的东西送病理了,但手术中我们看了一眼,那个东西,不太像典型的肿瘤。”

我愣住了。问他“什么意思”。

他说“具体的等病理结果吧。但从形态上看,有可能是炎性假瘤,或者是一些良性的增生。不一定就是胶质瘤”。

我站在原地,脑子里嗡嗡的。我妈问“是不是没事了”,医生说“现在还不好说,等病理”。

那天晚上,我又是彻夜未眠。但这次不是因为绝望,是因为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好像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道光,但我不知道那光是真是假。

等病理结果的那三天,比等手术还难熬。

我每天去医院看我爸。他术后恢复得还行,能说话了,能喝水了,就是头还疼。他问我“病理出来没有”,我说“还没”。

他点点头,没再问。

第三天,病理结果出来了。

主治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手里拿着那张报告。他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不是肿瘤。是炎性假瘤。良性的。切干净了,不需要放化疗,定期复查就行。”

我站在那儿,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我问“确定吗”,他说“病理是金标准,确定”。

我又问“那之前CT和核磁上看的那些”,他说“影像学有它的局限性。有些炎性的东西长得特别像肿瘤,尤其是脑部的。我们术前也考虑过这个可能,但不敢赌。因为万一是恶性的,不手术就耽误了。所以虽然怀疑,还是决定做开颅探查。”

他说“这种情况,我们一年也会遇到几例。术前影像高度怀疑恶性,开进去一看,是良性的。对医生来说是好事,对病人来说更是好事”。

我听完,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了。

不是那种默默的流泪,是嚎啕大哭。我蹲在地上,哭得喘不上气。医生给我递了纸巾,说“这是好事,别哭了”。

我说“我知道,我就是太高兴了”。

我从医生办公室出来,走到病房。我爸靠在床上看电视,看我进来了,问我“结果出来了?”

我说“出来了”。

他看着我眼睛红了,问“是不是不好”。

我说“爸,不是肿瘤。良性的。切干净了。不用化疗,不用放疗。好了就没事了。”

我爸愣在那儿。手里的遥控器掉在床上。他看着我,嘴唇抖了抖,说“你说啥?”

我又说了一遍:“不是癌。是良性的。没事了。”

我爸转过头去,看着窗外。我站在他身后,看见他的肩膀在抖。他在哭。我活了二十多年,第一次看见我爸哭。

他哭了一会儿,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话:“把你妈叫来,告诉她。”

我给妈打了电话。她在家里,接电话的时候声音还在抖,问“怎么了”。我说“妈,你来医院,有好消息”。

她半个小时就到了。跑着进来的,气喘吁吁,脸上全是汗。我说“妈,病理出来了,不是癌,良性的,没事了”。

我妈站在病房门口,看着我,又看看我爸。然后她蹲在地上,捂着脸,哭得浑身发抖。

我爸从床上坐起来,说“别哭了,没事了”。我妈站起来,走到床边,抱着他,两个人在那儿哭。我站在旁边,也哭。

病房里其他病人和家属看着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隔壁床的大叔问“咋了”,我说“没事,高兴的”。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去吃了顿火锅。我爸头上还缠着纱布,不能吃太辣的,就涮清汤。他吃了很多,说“好久没吃这么饱了”。

我看着他,觉得这顿饭比什么都香。

后来我查了很多资料,才知道脑部炎性假瘤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良性病变。它在影像上跟恶性肿瘤长得一模一样,甚至连增强扫描的强化方式都很像。很多病例都是开颅之后才发现是良性的。

有医生说,这种情况,术前几乎不可能百分之百确诊。因为脑部的病灶,谁敢赌它是良性的?万一赌错了,就是一条命。

所以虽然影像有迷惑性,医生还是选择了开颅。这是最稳妥的办法。

我理解医生的决定。但我也在想,如果当初没有做手术呢?如果我们选择了保守观察呢?也许那个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出事。也许我们就不用经历那半个月的绝望,不用准备后事,不用看墓地,不用在手术室外面等五个多小时。

但我不敢赌。医生也不敢赌。

我爸现在恢复得很好。手术后半年,他去复查,CT上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他头发长出来了,盖住了那道疤。他又开始跑步了,又开始去工地了,又开始操心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

他变了一些。以前他舍不得花钱,现在该吃吃该喝喝。以前他老说“等以后再享福”,现在他说“能享一天是一天”。他给我妈买了条金项链,我妈说“乱花钱”,他说“不花留着干啥”。

有一次我回家,他喝了点酒,跟我说了一句话:“儿子,你知道吗,你爸我差点就没了。那半个月,我每天晚上睡不着,就在想,我还有哪些事没做。我想看着你结婚,想抱孙子,想带你妈去旅游。我想了好多好多事,但不敢跟你们说,怕你们难受。”

他说“现在好了,老天爷觉得我还不够格走”。

我说“爸,你是命大”。

他说“不是命大,是运气好。那个东西长在我脑子里,但它是好的。这种运气,不是每个人都有”。

我点点头。

他又说了一句话:“以后你们有啥不舒服,早点去医院。别拖。我那个头疼要是早点去查,也许就不用开这一刀了。虽然结果是好的,但这一刀,是真疼啊。”

他说完摸了摸头上的疤,笑了。

写下这些,是想说几件事。

第一,影像学有它的局限性。有些良性病变长得像恶性,有些恶性病变长得像良性。所以有时候,医生不能仅凭影像就下结论。如果你或者家人被诊断了重大疾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找一家医院确认,不是坏事。

第二,脑部的病灶,医生一般不敢赌它是良性的。因为万一是恶性,不手术就耽误了。所以哪怕影像有迷惑性,医生也会倾向于手术探查。这个决定是对的,虽然过程很煎熬。

第三,如果你正在经历类似的煎熬,请记住,绝望的时候,也给自己留一点希望。因为有时候,事情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糟。

最后,我想说的是——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我爸现在常说一句话:“阎王爷不收我,说明我还有事没干完。”

他的事,是看着我结婚,是抱上孙子,是带我妈去旅游。

这些事,我一样一样陪他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