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
（一）
我曾经在别的文章中说过，虽说打小就由衷地喜爱读书，但真正发现可以满足这种愿望的，还只是熬到了负笈金陵之后：“说来见笑，其实只是到了南京以后，我才喜出望外地发现，如果以前都要先出完苦力，再用省下的钱买书来读，那么现在竟有这等的好事，只需把书读好就足能谋生了！这对一位嗜书如命的人，可以算一项重大的发现，因为从此在我的生命中，就不会再是一阵子痛苦、一阵子快乐，而是一天到晚都充满快乐了。充其量，也只是从这种转成那种快乐，比如从享受美食和美景之乐，转换成享受阅读或聆听之乐。这一下子，就把整个的人生都点亮了，因为我原本就如此爱读书，加之又有其他乐事来佐助，也就一路欢欣地阅读下来，即使至今也还要读过了子夜，才再痛痛快快地洗个澡，美滋滋地去享受那‘一枕黑甜’。”（刘东：《金陵求学记》，《咏叹之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3页。）
当然这也不是说，在这种畅读的生涯中就只有快乐了。事实上，从外在的工作条件来说，长期的伏案阅读与写作，根本就是有违于人体结构的，而无论是给自己的视网膜，还是给颈椎、腰椎、坐骨神经，都无形中带来了压力和损伤，乃至频繁地出现各种病痛，让我们只能无奈地自嘲是“病夫治学”。再从内在的阅读心理来说，正所谓“人生忧患识字始”，更不要说真正读得“满腹经纶”了，那更要牵扯得“心事浩茫连广宇”起来，乃至于满耳的“风声雨声读书声”、满心满腹的忧患焦虑，自然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也正因为这样，梁启超在为他的天津书斋取名时，才不由记起了庄子讲的那句话，“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庄子·内篇·人间世》）于是此才将自己的书房，乃至文集都冠名为“饮冰”。
不过，就算是不断地把冰水喝下肚，也还是不能浇灭“再往下读”的欲望，尤其是，一旦又找到了不可多得的奇书，虽则明知道读完也得“烂在肚里”，也还是能找到“偷吃禁果”的、与知识“偷情”的快感，那也就是“雪夜围炉读禁书”的快乐了。无论如何，对于毕生以读书为业的书生，最能满足他的就是让他去“知道”，最会引起他不满的则是让他“不知道”，乃至于，他出于这样的习惯与秉性，简直朝思暮盼地就是想“知道”，不眠不休地就是想“知道”，孜孜以求地就是想“知道”，九死无悔地就是想“知道”，——正如我曾在私下的笔记中自述的：
当然，真正最为要紧的还在于，不管怎么千头万绪、不可开交，预装在自家寸心中的那个初衷，仍然是须臾都不曾被放下，也从来都不曾被打乱，那就是一定要“知道”、继续要“知道”、永远要“知道”！这个努力“求知”的初衷，早在孩提时代便已形成了，因而一旦“知道”了这个、就马上又想“知道”那个，一旦“知道”了近前的、就马上又想“知道”遥远的，一旦“知道”了明显的、就马上又想“知道”隐秘的，一旦“知道”了局部的、就马上又想“知道”总体的，或至少是能与此连接起来的。也正是这种无法消歇、不会餍足的好奇心，才支撑着我不断去突破专业的边界，而把“学术生涯”提升成了“求道之旅”，这种心态正如孔子讲过的，“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可丧气的是，转念又想起了庄子的那段话，即“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内篇·养生主》），遂觉得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大行，且不说，庄子随即还又追加了一句话，即所谓“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庄子·内篇·养生主》），就更让人感到浇不灭这股“内热”了，也更不敢自以为什么都已“知道”了。事实上，就算我也有资格去“不必过谦”了，能够自信读过了这么多的人和涉猎得这么广的人，至少在这个国家也不会太多了；可即使如此，每天都在催促自己展开夜读的动力，仍在于还是有太多的东西尚且“不知道”。——所以天可怜见，也只有真正把书读到这个份上，才能体会老浮士德经历的“知识悲剧”了：“唉，我劳神费力把哲学、法学和医学，天哪，还有神学，都研究透了。现在我，这个蠢货！尽管满腹经纶，也并不比从前聪明；称什么硕士，称什么博士，十年来牵着我的学生们的鼻子，天南地北，上下四方，到处驰骋——这才知道我们什么也不懂！想到这一点，简直令我五内如焚。”（歌德：《浮士德》，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二）
尤其是，再考虑到壁垒森严的“文理分科”，就晓得了至少还有一半的人类知识，自己弄到现在也还是不怎么“知道”。故而坦白地说，之所以又出手来编这么套丛书，也正是为了再来反躬地检测一下，到底对于自然科学还能“所知”几何？而且，就是在为它选书的过程中，我几乎是频繁地感受到了懊悔，怀疑自己当初是不是“入错了行”。比如，在为它选定了那本《宇宙海洋的涟漪：太阳系中人类生存环境的历史》（Ripples on the Cosmic Ocea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Our Place in the Solar System）以后，我就曾感慨地写信给出版社的编辑：“年幼时坐望星空，就在家母的指导下，知道应当去读南大的数天系，可惜后来因为‘文革’，什么都给耽误了。”是啊，人生往往像是赌徒般的“下注”，而一旦选择了拐向这条岔路，也就看不到另一条路上的风景了。——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即使我当初果然走上了那条路，就以我本人不知餍足的饥渴性格，也应当是在一边琢磨“天文”、一边又琢磨“人文”，想要弄清楚在那天体运行的背后，到底有没有《圣经》上所讲的造物主，并且无论人们是相信有、或者没有，他们又是凭靠什么才“知道”的？
也正因为这样，这套丛书才被命名为《社会中的科学》，也就是说，它是要介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社会与科学之间。——这当然也就意味着，自己是认定了从一方面来说，人文学者要是不了解自然科学，那可是万万不行、期期不可的。比如，我在一本尚未交稿的新作中就指出，如果不能深入了解达尔文的演化论，尤其是，如果不能追踪对它的最新研究，就根本不能就这种演化的动因与方向，乃至人类美感的机理、作用与轨迹，从论证上构成令人信服的闭环。于是，由此再来推而广之，对于那些一心崇仰古人之陈说——当然是被半是臆造地“发明”出来的古人——的那些文科学者来说，“……再把这种在方法论上的谨慎，代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其中的基本原则也还是完全相同的；更不要说，人们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是既不懂大爆炸宇宙学，也不懂量子力学，又不懂生物进化论，还不懂分子生物学，更不懂认知神经科学，那么又有谁愿意就这么相信，他们偏偏已经知晓了宇宙奥秘，掌握了绝对真理？”（刘东：《无宗教而有快乐》）
“社会中的科学”丛书新推出的两本书
而在问题的另一面，要是自然科学家全没有文科学识，而且又不光是完全不懂，居然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其出息也同样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我在清华国学院工作的时候，办公室旁边就是“钱学森班”的教室，他们还把那个尽人皆知的“钱学森之问”，当作座右铭贴在了教室的墙壁上。而事实上，也正是鉴于他们的这种困惑，我才编出了那本《西南联大国文课》，并在其导言中言之凿凿地告诉了他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通识教育”、或“自由教育”：“首先还是应当说，面对着这样的精神遗产，最让我们汗颜的地方仍在于，尽管如就外在治学条件而言，当年的前辈大概除却‘自由’之外，在任何其他方面都远不及我们今天，然而，单单这么一个关键性的长项，就仍然能使他们大大地优越于我们！——别的方面姑且不论，前面已援引过很多理科生的回忆，包括杨振宁、王浩、邹承鲁等等，他们在文字、文学、乃至文化上的根基，都要远远好于此后毕业的学生；……由此，也就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们，推动他们日后成功的心智条件，恰恰要归功于他们在早岁所接受的‘自由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又译‘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而这样一来，对于那个一直让人羞愧困窘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特别是跟大师辈出的民国时期相比——总也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实则它的解答也早已明摆在那里了。”（刘东：《自由与传统的会通》，《自由与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7-48页。）
所以，此中的教训也就明摆在那里了。如果“通识教育”或“自由教育”，或者“文理交叉”或“科际整合”，正乃西南联大之所以成功的关键，那么，当前盛行的这种“文理分科”、“重理轻文”，甚至还进一步“重工轻理”，却完全是背道而驰、而且明知故犯的，所以把来我们这里求学的年轻心灵，早从高中阶段起就给“一剖为二”了。那么由此也就可想而知了，一方面，那些小改小革的、切中实用的工科成果，在当代的中国已然是纷至沓来、不绝于耳，让人们欣欣然地觉得自己“厉害了”；可另一方面，那种真正堪称根本性的、有资格获得诺奖的理科成就，不光是到现在仍自暂付缺如，而且展望起来也同样不容乐观。——不过，这样一来我就更有了自信，觉得自己对“钱学森之问”的解答是正确的，既然在“通识教育”或“文理交融”，与“心灵自由”和“大师辈出”之间，就是存在着这种“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的关联。
大家都知道，在回顾和评论“文艺复兴”运动时，恩格斯曾经充满热情地赞誉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6页）同样地，在回顾和评论歌德的心智结构时，贝瑟尔也曾借着对于狄尔泰的引述，写出了下述让人不禁神往的文字：“狄尔泰认为，过上美好生活的典范是歌德。在其著作《体验与诗歌》中关于歌德的章节里，他生动描绘了歌德的人生以及支撑其人生的价值观。歌德的人生理想是自我实现，即充分发挥自身所有潜能，使之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歌德认为自己必须充分且深入地体验生活，将每一次相遇、每一段关系、每一种情境都视为个人成长的机会。因此，对歌德而言，从头到尾，人生都是一场伟大的冒险，一段自我发现的历程，一次永无止境的学习体验。狄尔泰写道，歌德的人生目标是：‘在完全的充实与自由中体验（Erleben）——这就是他的追求’。每一次体验都是实现‘教养’（Bildung），即实现其个性的自我实现的手段。狄尔泰解释说，歌德人生的意义并非来自生活之外的某种源头，来自某种超越性的原因或目的，比如神意的安排。相反，它源自其生活本身，更确切地说，源自他通过所写的众多故事来理解自己的努力。”（Frederick C. Beiser，Philosophy of Life German Lebensphilosophie 1870-1920，OUP Oxford，2023，P. 40）
令人沮丧的是，一旦对比起这样的人生典范来，才更暴露出了当代人的“心智不全”、甚至干脆是“精神分裂”。我们甚至不妨这么说，如果孔子当年的告诫是“君子不器”，当下的可怕现状则已是“小人皆器”了。——也正是鉴于这种可怕的现状，我们就应向社会发出大声的惊呼：这种高度倾斜、心胸偏狭的学科建制，还远非只是耽误了培养大师，而且，正因为它已从心灵的深处，把人类的魂灵给撕裂成两半了，换言之都根本没有同一个人类了，就注定要酝酿出整个社会的倾覆，——而这样的危局，正如我刚刚在另一篇总序所指出的：“这样一来，也益发凸显出了‘文理二分’的危险性，因为只要我们的心智还是判然二分的，整个的‘世界图景’也就只能是断然分裂的。——由此一来，既然我们已从身边的危殆局面中体认到，一旦盲目的自然科学又结合于可怕的意识形态，就可能因为大为走偏而成为毁灭性的力量，那么在一个方面，我们就不可以只有发达的自然科学，却没有同等发达的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而在另一个方面，我们就更不可以坐视这种可悲的‘精神分裂’，即在一部分人的心中只有自然科学，而在另一部分人的心中又只有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刘东：《过去未去，未来已来：序〈麻省理工通识课〉丛书》）
（三）
有意思的是，只要还是一位纯正的读书人，总会在书籍问题上陷入这样的矛盾：一边会叹息着好书太多、读不完，一边又会继续去努力找寻好书。毕竟，就算是“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也不可能真像庄子那样去上演喜剧、撒手不读了，更不可能真像浮士德那样去上演悲剧、觉得“已经读够了”，而这方面唯一可行和正当的做法，也只能是如孔子向我们表率的那样，既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又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去用生命的“有涯”来伴飞知识的“无涯”，从而既有资格自许“知道”了一些，又能谦逊地自省尚不“知道”另一些，并且还能警觉地意识到自己心智的界限，——此即夫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既然如此，我也向来都把“于书无所不读”一语，当成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理想，觉得这才是“学有大成”的“不二法门”。大家都知道，这六个字是欧阳修在一篇序文中，赞誉同时代的苏舜钦竟是这等博雅的：“子美平生潜心圣贤，博考古今，于书无所不读。其为文章，雄健俊伟，出入经史，纵横百氏，而尤长于歌诗。”（欧阳修：《苏氏文集序》）大约就是从此之后，欧阳修所讲的“于书无所不读”，也就成了读书人的基本目标，虽则又注定是不可完全达到的目标，而这就是我写在标题上的，所谓“‘无所不读’的诱惑”了。——换句话说，这对于天下所有的读书人来讲，都不妨说是一种让他心痒的情结，因为这原本就是治学所必须的。而由此一来，在一方面，正因为他能够日有所读、手不释卷，才得以日就月将、告慰平生；在另一方面，又正因为他尚且未能读完、寄望他日，才有觉得来日方长、向天祈年。
另外又不待言，只要还是一位纯正的读书人，又总会把“黄卷青灯”的阅读本身，当成了自己生活的基本需要、快乐来源，而不会斤斤于那些“身外之物”，就像宋真宗在《劝学诗》中所夸张的，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而由此又联想起来，其实古今中西的读书心境也都差不多，比如，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了，最幸福的人生就是理论沉思的生活，而不是像消遣这类活动的感官快乐：“如果幸福在于合德性的活动，我们就可以说它合于最好的德性，即我们的最好部分的德性。我们身上的这个天然的主宰者，这个能思想高尚[高贵]的、神性的事物的部分，不论它是努斯还是别的什么,也不论它自身也是神性的还是在我们身上是最具神性的东西，正是它的合于它自身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构成了完善的幸福。而这种实现活动，如已说过的，也就是沉思。这个结论与前面所说的是一致的，并且符合真实。”（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可伦理学·第十卷》，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5页）
除此之外，如果再说到我本人的情况，则又有一种相当独特的积习——也可能是因为在刚出道时，就被同时拉进了两大编委会——那就是无论发现了什么好书，总会打从心底就遏制不住地，想要推荐给身边的同事，乃至更广大的公众，而这种总想“野人献曝”的心理，后来也就成了一篇访谈的标题，即《解放日报》上的“从自己阅读，到领着一起读”。——再进一步，一旦再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反思，我也给出过更能说得通的理由：“第二根连续旋转的主轴，则围绕着‘个人阅读’与‘公共阅读’的关系。自从参与了《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乃至创办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我就一直热衷于这种公共的推介……无论如何，只有经由对于一般学理的共享，而熔铸出具有公共性的‘阅读社群’，才能凝聚起基本的问题意识，和奠定出起码的认同基础。缘此就更应认识到，正因为读书让我们如此地欢悦，就更不应只把它当成私人的享乐。事实上，任何有序发展的文明，乃至任何良性循环的社会，都先要来源和取决于这种‘阅读社群’。”（刘东：《社会思想丛书》总序）
无论如何，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公共阅读”，我们躲进了书斋里的“自得其乐”，才不致于沦为了纯属“自私”的行为；而恰恰相反，正是在我们“乐不可支”的披阅博览中，也照样可以满足“利他主义”的心念，和暗藏着想要效力社会的企图，——正如我以前在哈佛所讲演的那样：“可想而知，这样一个沉稳而广泛的读者群，恰乃大陆学术出版业的生命线。而更加重要的是，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刘东：《中国大陆学术出版的现状》，《坚守坐拥的书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23-324页。）
既然说到了这里，就允许我再次不去“过谦”了吧？老老实实地讲，要是没有《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长期坚持，那么，学术界对于西方汉学成果的了解，乃至对于“五朵金花”之类话题的反省，以及对于妇女史、环境史的开拓，都肯定不会是今天的这种样子。同样地，要是没有《人文与社会译丛》的长期坚持，那么，学术界对于西方政治哲学的了解，乃至对于当今社会理论的熟稔，乃至在熟读基础上的“不再迷信”，也肯定不会是今天的这种样子。——所以与此同理的是，还是出于这种改进社会的初心，既已看到了“文理分科”的巨大危害，同时又看到了“通识教育”的巨大好处，我们前年推出的《物质、物质性与历史书写：科学史的新机遇》（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去年推出的《麻省理工通识课》（浙江人民出版社），乃至今年又推出的《社会中的科学丛书》（江苏教育出版社），也都是在孜孜以求着某种改变，哪怕只是些许的、微薄的改良也罢。
既然把话说到了这里，就可以重申写进了《总序》里的基本想法了：“正因为‘科学’因子本来就是隶属于文化的，它就更应当成为基本文化素养的一部分。——既是这样，我们也就必须终自己求索的一生，都保持住对于‘科学’文化的、带有古典风范的业余爱好，保持住对于整个星空天宇的，乃至对于我们自身构成的好奇，保持住对于各种科学成就的庆幸，以及对于各种科学顿挫的懊悔，保持住对于各种物质文化的、建基于多元主义之上的敬重，保持住对于人类之未知前景的、既不失警觉又有限乐观的开放……无论如何，在充满了或然性的人类历史中，这种绝不会强不知为已知的、因而绝不会故步自封的心态本身，才有可能既构成对于‘科学’因子本身的积极促进，同时也构成我们借此去拯救自己的关键要津。”（刘东：《社会中的科学丛书·总序》）
这就是我再一次不揣冒昧，又想创办这一套丛书的动机。无论如何，总是希望那架明显倾斜的天平，能够早日恢复一点最起码的平衡，从而使得当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体系，能够拥有更为自主与健全的“造血机制”，乃至于保障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再行走得像我们这样辛苦、颠簸和曲折。
（本文系3月26日刘东先生在《社会中的科学丛书》发布会上的致辞，经授权，澎湃新闻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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