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之地：被围困的英格兰（1588—1688）》，[英]克莱尔·杰克逊著，张炜晨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769页，178.00元
在我们通常理解的英格兰史叙事中，十七世纪往往带有一抹玫瑰色的斑斓——虽然内战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但之后确立了议会主权。十七世纪也是科学革命的破晓时分，更是大英帝国在全球扩张的序曲。然而，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克莱尔·杰克逊（Clare Jackson）在其斩获2022年沃尔夫森历史奖的巨著《恶魔之地：被围困的英格兰（1588—1688）》（Devil-Land: England Under Siege, 1588-1688）中，却撕碎了这种“辉格史观”下的进步幻觉，《泰晤士报》《新政治家》《每日电讯报》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将此书评选为2021年度最佳图书。她将镜头对准了那段跨越一个世纪的动荡岁月，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充满恐惧、偏执、贫困且深陷内斗的英格兰“至暗”岁月。
从“天使”到“恶魔”：被颠覆的岛国神话
杰克逊巧妙的叙述始于1588年玛丽·斯图亚特（苏格兰女王）被处以死刑，终于1688年另一位玛丽·斯图亚特（詹姆士二世的女儿）与其丈夫奥兰治的威廉“登上权力宝座”（587页）。书名“恶魔之地”源于一个跨越千年的讽刺对照。在《英吉利教会史》中，贝德记述，六世纪晚期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罗马市场见到容貌出众的盎格鲁奴隶，曾留下此人“非盎格鲁人，乃天使也”（Non Angli sed angeli）的赞美（Paul Lay, “Succession Crises and Civil War: Was 17th-century England a Failed State?”, The Telegraph, 14 Nove 2021）。但在约一千年后，1652年，一位荷兰小册子作者在目睹英国内战、弑君以及激进的共和实验后，辛辣地讽刺道：鉴于这个国家的种种倒行逆施，英国人不再是上帝的宠儿，“不应再称英格兰为‘天使之国’，而应称之为‘恶魔之地’”（第1页）。
玛丽一世
杰克逊独特的史学贡献在于，她不再复述英国人如何自我标榜——英国人经常骄傲地谈论英伦三岛从未被外敌成功征服过，无论是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还是拿破仑的抑或希特勒军队——而是从“他者”的视角切入。她认为，英格兰的内部决策——无论是詹姆斯一世的和平外交，还是查理一世的个人统治，抑或是克伦威尔的军事扩张——都深受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局势的影响。她查阅了大量被派往英格兰的驻外使节和特使（间谍）、传教士和作家的报告。在这些欧洲大陆观察家眼中，十七世纪的英格兰不是一个冉冉升起的强权，而是一个“政治体制薄弱、国民反复无常、意图难以捉摸”的混乱国度。这种视角不仅打破了英国史长期以来的孤岛心态，更将其置于整个欧洲地缘政治的急流之中。
一个“失败国家”的百年震荡
杰克逊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概念：1588年至1688年的英国，在诸多方面都是一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这种“失败”并非单一事件的偶然，而是源于长达一个世纪的系统性震荡。
首先是政权稳定性的危机。这并非起源于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之际，早在亨利八世在位时，继承权问题就一直是高悬在君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最终引发曾经反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亨利八世与罗马决裂。爱德华六世未婚而终，玛丽一世无子而终，伊丽莎白一世虽然击败了“无敌舰队”，但她的“处女女王”之位让天主教欧洲国家既唾弃又觊觎，她利用自己的婚事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纵横捭阖。随后登基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及其继承者终于摆脱了继位焦虑，但始终在平衡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个王国的利益中焦头烂额。由于缺乏常备军和稳定的税收（如法国的人头税），君主们不得不向议会请求拨款，这种体制性的问题让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处处掣肘，也让外国观察家感到匪夷所思。
其次是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国家经历的最严峻的考验。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普遍面临财政匮乏、对外过度依赖以及国内宗教分裂的困境。詹姆斯一世试图通过和平外交缓解压力，却被视为无能。1605年的“火药阴谋”是这段黑暗历史的缩影：一群天主教徒试图炸毁整个政府核心——议会大厦及国王。尽管阴谋未遂，但它在英国人心中种下了长久的病态疑惧，使天主教徒从此被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查理一世试图建立专制统治，却引发内战。这是英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冲突，最具摧毁性的是1649年查理一世被公开处决。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这无异于天崩地裂，一位合法的君主竟然像普通罪犯一样被斩首，英国人因此被扣上了“弑君者”的帽子，成为欧洲文明的弃儿——正如一位威尼斯使节在1649年所写，“‘玛丽·斯图亚特的鲜血曾经浸满了行刑架’，而英格兰人现在又将他们‘邪恶的魔掌伸向这位女王的孙子’”（345页）。查理二世甚至秘密接受路易十四的补贴，使英国几乎沦为法国的“附庸”。这种王朝的岌岌可危确实符合“失败国家”的某些特征。
查理一世
最后，除了人为的兵燹，自然灾难也在这百年间接踵而至。1665年的瘟疫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紧接着1666年的伦敦大火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化为焦土。这些接连不断的惨剧在外国人眼中，正是上帝收回对英国恩宠的明证。一位西班牙耶稣会士在其著作中甚至将英国描绘为“毒蛇的巢穴、盗贼的大本营、充满毒气的粪坑”（56页）。在这种持续的危机感下，英格兰陷入了深刻的被“围困”的心态。民众对外国影响极度敏感，痴迷于阴谋论，甚至将查理一世的个人统治也看作是天主教渗透的结果。
争议与反思
杰克逊认为十七世纪的英格兰远非清教徒梦想中的新以色列。这无疑激起了史学界的千层浪。特别是对自尊心极强的英国人来说难以接受。杰克逊是否过度采信了带有偏见的外国人的史料？如果英格兰在十七世纪真的如此失败，它又如何在世纪末迅速崛起？毕竟，彼时英国已成为一个财力雄厚、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并最终在维多利亚时代建立日不落帝国。
批评者指出，杰克逊的叙事往往忽略了灾难背后的生命力，事实上，在1588年至1688年间，尽管高层政治腥风血雨，社会依然保持着某种韧性。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期都曾有过较长的和平期，被史家称为“詹姆士-伊丽莎白时期的一致”（Jacobethan consensus），并创造了莎士比亚与弥尔顿等不朽的文化遗产。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共和时期，国家依然能够维持，依旧能够管理穷人救济，甚至建立了英国第一批永久性军医院。
更让批评者津津乐道的是，这个“失败国家”在海外的表现却异常活跃——虽然这个世纪英国还没有开启大规模的扩张。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在护国公时代，英国夺取了牙买加；在三次英荷战争中两次打败荷兰，通过《航海条例》，削弱了“海上马车夫”的航海垄断地位；1662年查理二世迎娶布拉干萨的凯瑟琳时获赠孟买和丹吉尔；在1667年与荷兰签订《布雷达条约》，由之英国保留新尼德兰殖民地（包括纽约港）。这种国内动荡与国际扩张并行的景象，说明其体制虽显破碎，但其航海贸易依然稳健，实力也可见一斑。
英荷战争
如果我们将目光移向同时期的欧洲大陆，英格兰的惨状似乎不那么触目惊心。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把大部分欧洲国家拖入泥潭，神圣罗马帝国在三十年战争中损失了约五百万人，而法国也经历了惨烈的“投石党运动”。正如恩斯特·荣格所言，英国人似乎比欧洲大陆邻居“更能容忍更大程度的无政府状态”，这种对于混乱的适应力，或许正是他们作为水手民族相对于陆地居民的优势。
杰克逊本人也并非全然否认这些成就，她只是想强调，不能用结果——十八世纪的辉煌——来逆推过程。在十七世纪的绝大多数时刻，英国的前景确实是脆弱且不可预测的，但她没有指出的是正是那些在欧洲人看似“软弱”的议会民主制抵御住了所有的动荡。她想展示的“就像把套头毛衣反过来，故意暴露出凌乱的接缝、打结的线头和乱七八糟的布料结构那样”（第3页），而非光鲜亮丽的毛衣的表面。在这一点上，她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历史永远不只是进步主义的叙事，而是需要更深刻的批判和反思。
历史的镜像：昨日重现？
《恶魔之地》不仅是一部关于历史的“考古”，更像是一面反思英国当下的镜子。书中描绘的那种对外国影响感到不安、在与欧洲国家交往时反复摇摆的被“围困的心态”，与现代英国的脱欧历史进程形成了惊人的呼应——虽然作者说她在写作时并没有打算以此书为脱欧提供参考。英国反复无常的性格令其欧洲大陆的同胞们百思不得其解。1678年，一位匿名作者在《自阿姆斯特丹致英格兰友人的信》中将其描述为“要么是一个漂浮的岛屿，要么就是建立在水银之上”（513页）。在脱欧进程中，英国与布鲁塞尔的反复谈判似乎再次陷入了那种“古怪、痴迷于内部纷争”的旧形象，就像十七世纪的荷兰大议长约翰·德维特“曾轻蔑地说：‘英格兰的事务总是反复无常，我应付不来……（他们的）政策形式突然转向，让我无所适从’”（第2页）。相信布鲁塞尔的政治家们在与英国讨论脱欧事宜时有同样的感受。但《恶魔之地》也揭示了一个真理，即英国制度的现代化（如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议会每三年选举一次；1701年，英国议会通过限定王位只能传给新教徒的《王位继承法》），也许正是十七世纪那种极度的“失败感”和战争压力促成的。危机并非终点，而是改革的开始。正如奥兰治亲王威廉所带来的新秩序，是建立在之前百年动荡的灰烬之上的。相对于欧陆，英国付出的代价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阅读此书让我们反思，英国从未真正孤立于欧洲。它始终在“融入欧陆”与“孤悬海外”之间挣扎，在“天使”的自许与“恶魔”的指责中徘徊。克莱尔·杰克逊通过这部引人入胜的著作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辉煌往往不是因为它的起点有多高，而是因为它在面对持续的危机与混乱时，展现出了何种自我重塑的意志。对于今天在后脱欧时代挣扎的英国人，以及试图理解全球地缘政治变迁的中文读者来说，《恶魔之地》提供了一个极其珍贵的视角：历史往往不会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它能让我们在现在的迷雾中找到历史的雪泥鸿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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