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秋，我蹲在厨房水槽边刷那只掉在地上的帝王蟹壳，洗了三遍，手指缝里还卡着发黑的膏黄。汤碗泼在瓷砖上那块深褐色印子，到现在也没彻底擦掉——倒不是擦不净，是我不让保洁阿姨碰。那晚之后，我再没开过那扇朝南的客厅门，怕一抬头，又看见电视里循环播放的团圆歌，笑得比哭还刺眼。
其实我早该懂的。佳佳大学录取通知书到那天，我正值夜班，白大褂袖口沾着三处干掉的血渍，是白天抢救一个脑溢血老人时蹭上的。她把信纸举在我眼前晃，我一边听她念“全省第十七名”，一边用镊子夹着棉球，给隔壁床的老太太清理溃烂的褥疮。没顾上看她眼睛亮得像刚擦过的玻璃——只记得她校服领子歪了，我顺手给她拽正，指尖摸到她后颈突起的骨头，硌手。
后来她结婚，婚纱照里我站在后排角落，穿的是十年前跳广场舞时发的红绸扇子服，硬生生改小了两码。婚纱店老板娘夸我气色好，我说：“天天熬通宵，脸皮都熬厚了。”没人接话。
她开始管我要钱，是从女婿升职那年。第一次开口是“妈，新办公室要配个空气净化器，五千多”。我转了六千过去，附言写“买俩，家里也缺一个”。再后来，是外孙报早教班，一节课三百八，她发来课表截图，连日期都标红了。我盯着手机看了十分钟，把银行卡密码改成了19781025——那是我老伴出事那天的日期。
上个月，老姐妹拉我去云南，洱海边的风把我的银发吹得乱飞。拍照时有人帮我扶住摇晃的三脚架，我下意识说“谢谢闺女”，说完愣住，赶紧低头擦镜片。回程高铁上，我翻到佳佳朋友圈：三亚酒店露台，她搂着孩子，手指上新换的钻戒反光刺得我眼疼。配文是“爸爸的爱，从不缺席”。
现在我手机银行首页，余额后面跟着七位数。数字不跳动，可每次点开，心口就踏实一寸。上礼拜社区义诊，我量血压时手抖得厉害，护士说“阿姨您这手怎么跟刚打完吊瓶似的”，我笑：“没事，攥着工资卡攥太紧，松不开。”
昨天楼下王婶又劝：“玉兰，孩子气头上的话，当不得真。”我给她倒了杯茶，水汽升腾里看见自己耳朵上那对珍珠耳钉——结婚三十周年，老伴用加班费买的，小得像两粒米，却戴了三十六年。她没再提钱的事。我也没提，那张卡，我早把取款限额调到了每天五十块。够买两斤排骨，一捆韭菜，半斤豆腐。够我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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