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堂哥电话那天，正在工地上盯浇筑。
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三回我才接着，满手水泥灰往裤腿上蹭了蹭，划拉屏幕的时候指印都是灰色的。堂哥在那头说：“老三，我把我妈送养老院了。”
我愣了一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啥？”
“我妈，你小婶，送养老院了。就城南那家，康寿园。”
我当时就不乐意了。小婶那个人，一辈子要强，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她都是忙前忙后的那个，怎么会愿意去养老院？我问堂哥：“小婶自己同意的？”
堂哥支支吾吾了半天，说：“她不同意有啥办法，我跟你嫂子两个人都在厂里上班，三班倒，家里没人照看她。她现在腿脚也不利索了，上回自己在家摔了一跤，躺地上半天都没人知道。”
我没吭声。挂了电话之后，站在工地上看着远处的塔吊发了好一会儿呆。
当天晚上我就跟工头请了假。工头说工期紧，我说那也得请。他又问请几天，我说不确定。他瞪着眼看我，我就说了一句：“我回家接我小婶。”
一千多里地，我坐的是绿皮火车，不是舍不得花钱买高铁，是我想在路上有足够的时间把那些陈年旧事理一理。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南走，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丘陵，我的脑子里全是从前的画面。
我三岁那年得了小儿麻痹症，右腿就废了。
说实话，我对亲妈没啥印象，就记得她总哭。我爸那时候在矿上干活，一个月回来一趟，回来就跟我妈吵架。后来我妈走了，跟着一个贩猪毛的跑了，村里人都这么说。那年我五岁，歪着一条腿站在院子里，听邻居大娘们交头接耳，看见我过来就住了嘴。
我爸后来又娶了一个，我的后妈。她来的时候带着一个闺女，比我大一岁。后妈对我不算坏，但也不算好，就是那种你饿不着的程度。她的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看我那条瘸腿的时候，总是皱一下眉头，像是看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我七岁那年秋天，后妈生了个儿子。家里更顾不上我了。我上下学都是自己拄着一根棍子走，那条路现在想起来也就一里多地，可对一个瘸腿的小孩来说，每一步都是熬。尤其是下雨天，黄泥巴路滑得站不住，我摔了不知道多少回，浑身泥水爬回家，后妈就站在门口说：“你就不能小心点？”
那时候小婶刚嫁过来没多久。小婶是我爸堂弟的媳妇，按辈分我得叫她小婶，其实她也就比我大十几岁。她嫁过来那年才十九，梳着两条大辫子，说话嗓门大，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
她第一次看见我摔在泥地里，扔下手里锄头就跑过来，一把把我抱起来。我记得她身上有股子肥皂味，混着青草的气息。她把我抱回家，打了一盆热水给我擦脸擦手，一边擦一边骂：“这大人咋看的，孩子摔成这样也没人管。”
从那以后，小婶就管上我了。
每天早上她先送我上学，再去地里干活。她背着我，我趴在她背上，能看见她脖子后面的碎头发和被汗水打湿的衣领。冬天的时候冷，她就用一条旧毯子把我裹严实了再背，我贴着她的后背，暖烘烘的。
那时候从我家到学校，要经过一条田埂，窄得很。小婶背着我走那条路，脚步稳稳当当的，一次都没摔过。我问她：“小婶，你累不累？”她说：“累啥，你才几斤重。”可我明明听见她喘气的声音越来越重。
小婶自己也有孩子。大堂哥比我小两岁，二堂哥比我小四岁，后来还有一个小堂妹。她背着我，有时候胸前还抱着一个，两个胳膊一边挂着一个，走路生风。村里人都说她是铁打的人，她听了就哈哈笑，说：“哪是铁打的，是牛打的。”
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在镇上，离家五六里地。我跟小婶说我不念了，反正一个瘸子念书也没啥用。小婶头一回跟我发了火，她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给我听好了，你这条腿是我背大的，我不许你说这种丧气话。你好好念书，念到哪我供到哪。”
后来是镇上给我免了学费，又发了助学金。可每个星期的生活费、书本费，都是小婶出的。堂哥堂弟那时候也上学，小婶家就小叔一个人挣钱，日子紧巴得很。有一回我周末回家，看见小婶在院子里剥花生，手指头都裂了口子，渗着血。我说小婶你别剥了，我去找点活干。她说你给我坐下，你的任务是念书，不是干活。
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小婶比谁都高兴，杀了一只鸡给我庆祝。吃饭的时候她把两只鸡腿都夹到我碗里，大堂哥眼巴巴地看着，她瞪了堂哥一眼说：“你哥念书辛苦，你少吃一顿咋了。”
那顿饭我吃得五味杂陈。我知道小婶对我好，可这种好有时候也让我觉得沉重。我那时候已经十五六岁了，个子长高了，虽然腿瘸着，但上半身跟正常人一样壮实。我趴在小婶背上的时候，能感觉到她脚步开始有些踉跄了。我说我自己拄拐走，她不答应，说路上车多，不放心。
高中在县城，得住校。小婶送我去报到，背着我的铺盖卷走在前面，我在后面拄着拐跟着。宿舍在四楼，她一趟一趟往上搬东西，最后一趟上来的时候靠在走廊的墙上，脸色发白，额头上全是汗。我说小婶你歇歇，她摆摆手说没事，就是年纪大了，不中用了。
那年小婶才三十二岁。
高二那年我得了奖学金，不多，八百块钱。我拿了三百块给小婶，她死活不要，说你自己攒着。我说这是我孝敬你的，你必须收。她接了那三百块钱，转身去屋里待了好一会儿才出来，眼眶红红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三百块钱她一直没花，压在箱子底下，谁都不让动。
我高考那年出了点意外，考得不太好，上了个省内的二本。小婶不懂这些，就问我是不是考上大学了，我说考上了，她就高兴得不行，逢人就说“我们家出大学生了”。
大学四年，我靠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撑了下来。毕业之后去了外地的建筑公司，从技术员做起，慢慢熬成了项目经理。这些年攒了些钱，在城里买了房，也结了婚。媳妇是当地人，知道我腿的情况，没嫌弃我。我们有个儿子，今年上小学二年级。
日子过得好了，可我回去的次数却越来越少了。一开始是一年回两次，后来是一年一次，再后来是好几年才回去一趟。每次回去都给小婶带东西，衣服、补品、按摩仪，她都说好，可下次回去看见那些东西还在柜子里放着，包装都没拆。
小叔前几年走了，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小叔走的那天，小婶没哭，就是坐在那里发呆。我赶回去奔丧，看见小婶瘦了一大圈，头发白了大半。我说小婶你跟我去城里住吧，她摇头说不去，说在村里住惯了，城里不自在。
堂哥在县城买了房，要把小婶接过去，她也不去。她说她一个人住老房子挺好，有院子，能种点菜，养几只鸡。我劝不动她，就只好多打几个电话。可干工程的都知道，忙起来脚不沾地，电话也越打越少。
火车到站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多。我打了个车直奔城南的康寿园。
那地方在一条巷子里面，三层的旧楼房，外墙刷着黄色的漆，掉了好几块，像长了癞痢头。铁门关着，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字都褪色了。我按了门铃，好半天才出来一个护工，睡眼惺忪的，问我找谁。
我说了名字，她想了想，说：“哦，那个老太太啊，在二楼。”
上楼的时候我心就往下沉。楼道里的灯昏暗得很，墙皮脱落，地上有水渍，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消毒水混着老年人身上特有的气息。我一条腿不方便，爬楼梯得扶着栏杆，那栏杆上黏糊糊的，不知道多久没擦过了。
二楼走廊尽头是一间六人房。我推门进去，靠窗的那张床上，躺着一个人。
是小婶。
她侧着身子朝里躺着，身上盖着一条旧毯子，头发全白了，乱糟糟的，像是好几天没梳过。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搪瓷杯，杯子里插着几根吸管，旁边搁着半个馒头，用保鲜袋装着，干得裂了口子。
我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小婶。”
她没动。
我又叫了一声，声音大了些。她慢慢翻过身来，眯着眼看我。她的眼睛浑浊了很多，瞅了半天，嘴唇哆嗦着说：“是……是三儿？”
就这一声“三儿”，我差点没绷住。从小到大，只有小婶这么叫我。
我蹲下来，握住她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像砂纸，骨节突出，指甲剪得坑坑洼洼的。我摸着她手背上青紫的血管，想起这双手给我洗过多少回衣服，做过多少顿饭，擦过多少回眼泪。
“小婶，是我，三儿。”
她突然就哭了。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那种压抑着的、断断续续的抽泣，像是一根绷了很久的弦终于断了。她一边哭一边说：“你怎么来了，你那么远，工作那么忙，跑回来干啥。”
我说：“小婶，我来接你回家。”
她摇头：“回啥家，这儿就是家。我在这儿挺好的，有吃有喝。”
我看了看四周。隔壁床的老太太正张着嘴睡觉，呼噜打得震天响。对面床的老大爷在看一个巴掌大的小电视，声音外放，吵得很。窗户关不严实，风从缝里钻进来，冷飕飕的。
我问她：“小婶，你在这儿吃得惯吗？”
她不说话。
我又问：“护工照顾得仔细吗？”
她还是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都挺好的，你别操心。”
这时候一个护工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个暖水瓶。她看见我，问了句“你是家属啊”，我说是。她打量了我一眼，说：“这老太太犟得很，让她洗澡她不去，让她吃饭她不吃，让她吃药她把药藏在舌头底下，等我们走了再吐出来。”
我转头看小婶。她把脸别过去，像个小孩子似的。
护工走了以后，我坐在床沿上，问小婶为啥不吃饭不吃药。她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药太多了，一把一把的，咽不下去。饭也不好吃，硬的咬不动，软的和稀泥一样，没味道。”
“那洗澡呢？”
她不吭声。
我看了看她的腿。从前那条能背着我走过田埂的腿，现在瘦得皮包骨，蜷缩在被子里，像是两根干枯的树枝。她肯定是怕摔倒，怕洗澡的时候滑倒没人知道。她年轻的时候摔了能爬起来，现在摔了，就只能躺着等人来扶。
可等不来人。
堂哥要上班，嫂子要上班，侄子在上学。他们不是不孝，是这个世道把人逼得没办法。三班倒的工作不能说走就走，房贷车贷不能断，孩子的补习班不能停。他们把小婶送到养老院，也许是想了很久才做的决定，也许是在某一个深夜，两口子算了半天账，发现请不起一个护工，又实在抽不出人，才咬着牙做了这个选择。
我理解堂哥，真的理解。可我心里就是过不去。
我跟小婶说：“小婶，你跟我走。跟我去城里，我照顾你。”
她急了：“你胡闹！你媳妇能同意？你那个家就那么点地方，我去了往哪搁？”
“房子两室一厅，你跟孩子住一间，我俩住客厅。”
“你还要上班，哪有时间照顾我。我一个老婆子，又脏又臭的，去了给你添麻烦。”
“小婶，”我叫了她一声，嗓子眼堵得厉害，“你背了我多少年，你自己数过吗？从七岁背到十五岁，八年。田埂上的泥巴路，冬天的雪路，夏天的石子路，你哪一天落下了？我这条腿是你背大的，现在你走不动了，我背你。”
小婶捂着脸哭了起来。她哭得浑身发抖，肩膀一抽一抽的，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我听清了，她说的是：“我不想去养老院，我不想在这儿，我想回家。”
那天晚上我就在养老院陪了一夜。小婶睡得很不安稳，一会儿醒一会儿睡，每次醒来看见我在，就安心地闭眼。我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腰酸背痛，但就是不想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院长办手续。院长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态度倒是不错，说了些场面话，什么“理解家属的心情”、“老人确实更需要亲情陪伴”之类的。办完手续我去交费，把欠的一个多月费用结了。
给堂哥打了个电话。他在那头沉默了好久，说：“哥，我对不起我妈。”我说：“你别这么说，你也不容易。小婶我先接走，等你们这边安顿好了再商量。”
堂哥说要来接我们，我说不用，我自己能行。
回去收拾东西的时候，小婶指着床底下的一个蛇皮袋说：“就这些，没别的了。”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一双布鞋，还有一个小布包。我把布包打开，里面是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是一层报纸，报纸里裹着三百块钱。
三张发皱的百元钞票，一看就是放了很久很久的。
我的手开始发抖。那是十几年前我给她那三百块钱里的其中一张？还是她自己攒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三百块钱她一直带在身边，从村里带到县城，从家里带到养老院，压在枕头底下，谁都没告诉。
我把钱放回布包里，装进自己口袋。然后我蹲下来，把小婶的胳膊搭在我肩膀上，一手撑着床沿站起来，把她背在了背上。
她轻得吓人。像一片干枯的叶子，像一捧没有重量的灰。我背着她从二楼走下去，她趴在我背上，我能感觉到她的肋骨硌着我的后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一边走一边流，止都止不住。
我想起小时候趴在她背上的那些日子。那时候她背上是结实的、温暖的，像一座移动的小山。现在轮到我背她了，可她轻成这样，轻得让我心疼。
走出养老院大门的时候，小婶忽然说了一句：“三儿，天亮了。”
我抬头看了看。太阳刚从东边升起来，金黄色的光照在巷子里，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背着她一步一步往前走，步子很慢，但很稳。
我说：“小婶，咱们回家。”
她“嗯”了一声，把脸贴在我肩膀上。
那天我背着她去了火车站。买了两张票，一张我的，一张她的。过安检的时候工作人员要帮她，她说不用，我侄子背我就行。
上了火车，我把她安顿在靠窗的座位上，把毯子盖在她腿上。她看着窗外，看了好久，忽然说：“三儿，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亏了？”
我说：“亏啥？”
她说：“背了你那么多年，现在还得赖着你。”
我说：“小婶，这世上没有谁赖着谁。你背我小，我养你老，天经地义。”
她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她偷偷在擦眼泪。
火车开动了。窗外的风景往后退，农田、村庄、河流、远山。小婶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头歪在我肩膀上，呼吸均匀。我侧头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和满脸的皱纹，想起她年轻时候的两条大辫子和两颗虎牙，想起她背着我走过的每一条路。
火车轰隆隆地往前开，往城里的方向开，往我那个两室一厅的小房子开。媳妇昨晚给我发了微信，说她把次卧收拾好了，床单是新买的，还炖了一锅排骨汤。她说，来了就是咱妈。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这辈子我瘸了一条腿，可我比很多人都幸运。因为有人背过我，走过最难的路。
现在，轮到我背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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