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案件的源头落在2017年,那时前佛罗里达州众议员戴维·里维拉的公司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在美国的一家子公司签下一份咨询协议。检察官认为这份协议背后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开展游说活动,目标是推动美国政府放宽制裁并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里维拉当时作为有国会背景的人士,利用政治人脉在华盛顿展开操作,整个过程发生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初期,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政策正处于调整阶段。

里维拉和同案被告埃丝特·努弗尔通过中间人联系上委内瑞拉方面的代表。他们协调安排会议,试图让美国议员和白宫官员与委内瑞拉官员接触。整个行动依托迈阿密这个拉美政治活动中心展开,这里聚集了大量流亡人士和相关利益方。里维拉辩护时坚持合同只针对商业事务,比如石油企业重返委内瑞拉市场,因为合作对象是美国注册实体,所以不需要按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操作。

2017年7月里维拉与当时还是参议员的马可·鲁比奥进行了会面。他谈到委内瑞拉内部人士正在推动马杜罗下台,还提到一名媒体大亨参与其中。鲁比奥听取了这些说法,并在后续参议院演讲中使用了一些特定表述,传递出美国可能接受和平过渡的信息。里维拉建议的这些表述旨在向委内瑞拉方面释放善意信号,当时美委关系正处于微妙平衡期。

第二次会面安排在几天后,里维拉再次出现,但承诺的信件没有送达。鲁比奥觉得情况不对劲,就停止了进一步接触。在2026年3月24日的迈阿密联邦法庭上,鲁比奥作为证人出庭。他明确表示自己当时完全不知道里维拉与家子公司有合同关系,如果早知情就不会参与任何讨论或行动。

鲁比奥和里维拉早年曾在佛罗里达州议会共事,还一度是室友,两人保持了长期友情。鲁比奥作证时回忆了这些背景,并逐一回答检察官关于2017年会面的问题。他的证词成为案件重要证据,显示出政治人际网络有时会被用于跨国接触。整个庭审过程聚焦在是否需要登记外国代理人身份这个问题上。

里维拉在2022年被联邦检察官正式起诉,罪名包括未登记外国代理人活动和洗钱。起诉书指出他收取了来自委内瑞拉方面的资金,用于影响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政策。里维拉一直否认不当行为,强调自己始终公开反对特定政权,合同内容属于合法商业咨询范畴。案件审理因各种程序拖延,直到2026年初出现新进展。

2026年1月马杜罗在一次行动中被捕,这让这起旧案的审判加速推进。检察方在开庭陈述中指出,整个游说行动旨在缓解美国制裁压力,稳定委内瑞拉政权。里维拉则通过辩护律师表示,合同早在会面之前就已结束,焦点始终在商业合作上。陪审团需要根据全部证据判断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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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现场鲁比奥花费近三个小时作证,他作为现任国务卿出庭属于罕见情况,法庭加强了安保措施。鲁比奥强调如果知道合同细节,他对里维拉的判断会完全不同。证词没有涉及其他无关事务,只集中在2017年夏天的那几次互动上。外界通过媒体持续关注这个案件的发展。

这个案例反映出国际游说活动在政界人脉中的运作方式,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相关人士公开身份,但执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灰色地带。里维拉利用自己过去的国会经验和与鲁比奥的联系,试图在华盛顿发挥作用。当时美国政府一方面坚持对马杜罗政权的制裁,另一方面部分渠道存在隐秘接触尝试。

迈阿密作为案件发生地,在拉美事务中扮演特殊角色,这里长期是反共流亡人士的聚集地,同时也是商业利益交织的场所。里维拉的活动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展开,他试图在公开立场和私下操作之间找到平衡点。检察方认为这种双重角色违反了法律要求,辩护方则坚持一切符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