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坚法师：中国西域于阗古国与佛教略论|于阗国|佛教|唐僧|西域|道坚法师|高僧

中国西域于阗古国与佛教略论

于阗，汉籍称“瞿萨旦那”，藏文文献中记为“Li-yul”，地处塔里木盆地南缘、昆仑山北麓，是丝绸之路南道的核心枢纽。这一区域扼守印度、中亚与中原文明交流的咽喉，自先秦至宋元，始终是多元族群碰撞与融合的舞台。本研究以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06年于阗国佛教的传播、发展、转型与消亡为脉络，系统梳理于阗古国与佛教的史实。

在研究方法上，严格遵循历史学、宗教学与考古学的学术规范，采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勘的原则，所有时间节点均以公元纪年为核心，辅以王统纪年与干支纪年；王统世系采纳张广达、荣新江、林梅村等学界权威的考证成果，佛教宗派演变则结合经典遗存、寺院遗存与高僧传记综合判定，力求保证学术严谨性。

一

于阗国的王统世系与民族构成

（一）王统世系：尉迟氏的千年统治

于阗王室自公元前3世纪起至1006年国亡，长期由尉迟氏（Vijaya）掌控，这一族群的统治贯穿了于阗佛教从初传到鼎盛、再至衰落的全过程，是研究于阗佛教政教关系的核心线索。

传说时期的王统与佛教初传藏文《于阗国授记》《于阗教法史》与汉文《大唐西域记》均记载，于阗的开国君主为阿育王之子毗卢折那，第一代王为瞿萨旦那（地乳王），第二代王为尉迟散跋婆（Vijaya Sambhava）。这一时期的王统虽带有神话色彩，却恰恰是佛教初传于阗的历史背景——毗卢折那受阿育王派遣赴于阗弘法，促成尉迟散跋婆皈依佛教，并兴建了西域最早的佛寺之一赞摩寺。尽管传说中夹杂着宗教叙事，但结合后世考古发现的早期佛教遗存，可认定尉迟氏在传说时期已确立对於阗的统治，并将佛教作为王室护持的核心信仰。

信史时期的王统与佛教发展公元5世纪至8世纪，魏晋至唐代的于阗王统均为尉迟氏后裔，且世代崇佛。《魏书·西域传》明确记载，于阗王“尤信尚佛法，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足见佛教在王室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唐代于阗王统包括尉迟胜、尉迟曜、伏阇信、伏阇雄、尉迟璥等，均受唐朝册封，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政治与文化往来，其中尉迟胜更是以王室身份出家为僧，将王位让予其弟尉迟曜，这一事迹直观体现了于阗王室对佛教的极致崇奉。

公元9世纪至10世纪，于阗尉迟氏改姓李氏，这一时期是于阗佛教的晚唐复兴阶段。李圣天（Viśa’ Sambhava，912—966年）是这一时期的核心君主，他自号“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改年号为同庆、天兴、天寿，迎娶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之女为妻，通过联姻强化了与中原的佛教文化交流，遣使后晋时获封“大宝于阗国王”，进一步确立了于阗佛教的中心地位。李圣天之后，其子李从德（Viśa’ Śūra，967—977年，年号天尊）、尉迟达磨（Viśa’ Dharma，978—982年，年号中兴）相继继位，均延续了崇佛护教的传统，派遣善名、善法等高僧赴宋求法，推动于阗佛教与中原佛教的深度融合。

1006年，喀喇汗王朝攻占于阗，尉迟氏（李氏）的统治彻底终结，于阗佛教也随之走向消亡。

（二）民族以塞种为主体的多元族群

于阗的民族构成以塞种人（Saka）为核心，同时融合了羌人、汉人、吐蕃人、粟特人、印度人等多个族群，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这一格局直接影响了于阗佛教的传播方式与文化特征。

主体民族为塞种人，《汉书·西域传》记载于阗“民皆类胡”，《大唐西域记》称其“语言异于诸国”，藏文《于阗教法史》更是明确将于阗称为“塞种人之国”。考古发现为这一记载提供了坚实佐证：和田出土的大量于阗塞语文书（婆罗谜文直写体），经语言学考证属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热瓦克佛寺、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犍陀罗风格造像，呈现出高鼻深目、衣褶呈希腊式的塞种人文化特征。这些文献与考古证据共同证明，塞种人是于阗的主体民族，也是佛教初传与早期发展的核心载体。

华夏多元文明交融，汉代以来，大量汉人迁入于阗，参与当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魏书·西域传》所载于阗“有文字，类胡”，其中汉文文字的遗存正是汉人融入的明证。吐蕃统治时期（798—840年），吐蕃人大量迁入于阗，带来了藏传佛教文化，促成了汉藏佛教的深度融合。此外，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的商贸主体，在往来于阗的过程中传播了中亚宗教文化；印度人则通过宗教交流带来了佛教原典，进一步丰富了于阗佛教的内涵。多元族群的融合，使得于阗佛教既保留了印度佛教的原初特质，又融入了中原、中亚、吐蕃的文化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佛教文化体系。

（三）法王合一的统治模式

于阗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国王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佛教信仰上的“法王”，这种模式贯穿于于阗佛教发展的始终，成为其区别于西域其他城邦佛教的核心特征。

在政治层面，于阗国王将佛教定为国教，亲自担任佛教最高施主，主持各类斋会、行像法会等宗教活动。《魏书·西域传》记载的“王亲洒扫馈食”，正是国王作为佛教护法者的具体体现；李圣天时期，更是将宗教仪式与王室庆典相结合，强化王权的宗教合法性。在宗教管理层面，于阗王室设立僧正一职，专门负责管理僧团事务，规范僧侣行为、协调寺院关系，确保佛教秩序的稳定。

在经济层面，佛教寺院拥有大量土地、人口与商业资源，形成了发达的寺院经济。王室通过赏赐、捐施等方式，向寺院赠予土地、牲畜、财富，寺院则通过经营农业、商业、借贷等活动实现自给自足，甚至成为于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政教合一的模式，既保障了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也使得佛教成为于阗社会的核心文化纽带，深刻影响了于阗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

二

佛教传入于阗时间、路径与早期发展

（一）传入时间：传说与信史的双重印证

关于佛教传入于阗的时间，学界长期存在“传说时期”与“信史时期”的区分，二者并非对立，而是反映了佛教从初步传播到制度化发展的完整过程。

传说公元前1世纪的宗教初传，藏文《于阗国授记》《于阗教法史》、汉文《宋云行纪》《大唐西域记》均记载，公元前1世纪，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高僧毗卢遮那（毗卢折那）受阿育王派遣，赴于阗弘法。当时的于阗王尉迟散跋婆皈依佛教，毗卢遮那则主持兴建了赞摩寺——这是西域最早的佛寺之一。《于阗国授记》更具体记载，佛教传入于阗的时间为公元前186—176年，即佛陀涅槃后234年、于阗建国165年后。这一记载虽带有宗教神话色彩，却反映了佛教从印度西北经中亚传入于阗的早期历史脉络，为后世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信史时期为公元1—2世纪的制度化扎根，从信史角度来看，佛教正式传入并扎根于阗的时间为公元1—2世纪，这一结论得到了文献与考古的双重印证。文献层面，《汉书·西域传》是正史中最早记载于阗佛教的文献，其中明确提及于阗“信巫术，重佛法”，说明至西汉中后期，佛教已在于阗社会中初步传播。曹魏甘露五年（260年），曹魏僧人朱士行西行至于阗求法，此时于阗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僧团体系，且以小乘说一切有部为主，视大乘为“异端”，这一记载证明公元3世纪初，于阗佛教已具备一定的规模与影响力。

考古层面，和田出土的2—3世纪佉卢文《法句经》，是目前发现的印度犍陀罗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最早实物遗存；热瓦克佛寺遗址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2世纪，早于敦煌莫高窟200余年，其窣堵坡式佛塔与犍陀罗风格造像，直接证明了公元2世纪佛教已在於阗完成制度化传播；胡杨墩佛寺遗址（2世纪）出土的犍陀罗风格佛像，进一步印证了佛教在这一时期已普及于于阗民间。综上，公元前1世纪是佛教的传说性初传阶段，公元1—2世纪则是佛教正式传入并制度化发展的信史阶段。

（二）传入路径：南道主线的文明交流通道

佛教传入于阗的核心路径为迦湿弥罗→葱岭→莎车→于阗，这是丝绸之路南道的核心线路，也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条主通道。

这一路径的形成，与于阗的地理区位密切相关：于阗地处塔里木盆地南缘，西连莎车（今新疆喀什）、东接鄯善（今新疆罗布泊），北通龟兹（今新疆库车），南抵印度西北，是连接印度与中原的天然枢纽。早期佛教的传播，主要依赖商旅、僧侣、使团三大载体——印度商人与僧侣沿着丝绸之路南道东来，在途经于阗时停留传教，中原使团与商旅也在往来于阗的过程中接触并接受佛教文化。

热瓦克佛寺遗址出土的犍陀罗风格泥塑佛像，为这一传入路径提供了直接考古佐证：这类佛像兼具印度佛教造像的核心特征与中亚地区的审美风格，正是佛教沿南道从印度西北传入于阗的实物见证。此外，于阗出土的梵文佛典写本，也多采用印度西北的婆罗谜文书写字体，进一步印证了迦湿弥罗至于阗这一传入路径的真实性。

（三）早期发展（1—4世纪）：小乘主导的转型阶段

公元1—4世纪，是于阗佛教的早期发展阶段，呈现出小乘主导、逐步转型的特征，这一阶段的发展为后续于阗佛教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1—3世纪：小乘说一切有部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于阗佛教以小乘说一切有部为核心宗派，经典主要以《阿含经》《法句经》等小乘典籍为主。《出三藏记集》记载，朱士行于260年至于阗求《大品般若经》时，遭到当地小乘僧侣的强烈反对，他们称“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这一记载直接证明了当时于阗小乘佛教的主导地位。

考古层面，热瓦克佛寺遗址（2—4世纪）的遗存以窣堵坡式佛塔为核心，造像多为小乘佛教的佛陀、罗汉形象，风格简约古朴；丹丹乌里克遗址早期出土的佛典残卷，也以小乘经典为主，印证了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佛教传播主要局限于王室与上层社会，寺院规模较小，僧团数量有限，佛教尚未完全融入于阗的社会生活。

4世纪：大小乘并行的转型趋势进入4世纪，大乘佛教自印度、中亚传入于阗，于阗佛教开始进入大小乘并行的转型阶段。法显《佛国记》记载，401年他途经于阗时，当地“僧徒数万人，多大乘学”，说明此时大乘佛教已占据主导地位，小乘佛教则作为补充流派继续存在。

考古层面，丹丹乌里克遗址3—4世纪的遗存中，出现了大乘佛教的经典残卷（如《维摩诘经》残卷）与造像（如菩萨形象），壁画中也出现了大乘佛教的题材（如观音信仰相关图像），印证了于阗佛教的转型趋势。这一转型不仅丰富了于阗佛教的内涵，也为5世纪后于阗成为西域大乘佛教中心埋下了伏笔。

三

于阗佛教的鼎盛时期（5—8世纪）

大乘中心的文化繁荣

公元5—8世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于阗佛教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于阗凭借其地理与文化优势，成为西域大乘佛教的核心中心，佛教在传播规模、宗派发展、高僧辈出、艺术繁荣等方面均达到顶峰，深刻影响了中原与中亚的佛教发展。

（一）法显与玄奘的记载：鼎盛与转折的双重见证

法显的记载（401年）：大乘佛教的鼎盛景象东晋高僧法显于401年途经于阗，停留三个月，其《佛国记》详细记录了当时于阗佛教的繁荣景象：“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僧徒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家家门前起小塔，小者二丈许。”

法显的记载明确指出，当时于阗的僧徒数量达数万人，大乘佛教已成为绝对主流，且寺院实行“众食”制度（即寺院为僧侣提供衣食），说明佛教的经济基础已十分稳固。瞿摩帝寺作为于阗大乘佛教的核心寺院，僧众达3000人，每年春季举行的行像法会更是举国参与，国王、王室、民众均参与其中，成为于阗佛教文化的核心载体。这一记载直观展现了5世纪初于阗佛教的鼎盛状态。

玄奘的记载（644年）：鼎盛后的转折迹象唐代高僧玄奘于644年途经于阗，停留七至八个月，其《大唐西域记》记载于阗“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大乘”。对比法显的记载，僧徒数量从“数万人”锐减至“五千余人”，伽蓝数量从“家家起塔”的普及状态降至“百余所”，这一变化说明于阗佛教在7世纪中叶已出现衰落迹象，但仍保持着大乘佛教中心的地位。

玄奘在於阗期间，宣讲《瑜伽论》《俱舍论》等大乘经典，国王与民众“归依听受，日有千数”，足见当时于阗佛教的影响力仍未消退。这一记载不仅为于阗佛教的鼎盛时期提供了文献佐证，也标志着于阗佛教从鼎盛走向转型的开端。

（二）鼎盛时期的核心特征

1. 大乘主导，宗派繁荣鼎盛时期的于阗佛教，以大乘中观学派、瑜伽行派为核心宗派，同时兼容小乘说一切有部，形成了多元的宗派格局。经典层面，《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等大乘经典成为于阗佛教的核心，出土的于阗塞语文献《业报差别经》《大无量寿经》《维摩诘经》，梵文文献《大品般若经》《金刚经》等，均证明了大乘佛教的主导地位。这些经典不仅是于阗僧侣研习的核心，也成为中原佛教译经的重要底本，深刻影响了中原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的形成。

2. 寺院林立，佛塔遍布《汉藏史集》详细记载了于阗寺院的数量：大寺68所、中寺95所、小寺148所、佛塔3688处。这一数据虽带有一定的文献夸张色彩，但与考古发现高度吻合。热瓦克佛寺、丹丹乌里克佛寺、达玛沟托普鲁克墩佛寺、胡杨墩佛寺、约特干遗址等数十处佛寺遗址，分布于于阗全境，印证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鼎盛时期的寺院规模宏大，建筑融合了印度、中亚、中原的风格，以窣堵坡式佛塔为核心，搭配殿堂、僧舍、藏经阁等设施，成为于阗社会的文化地标。

3. 王室护持

这一时期，于阗王室对佛教的护持达到了极致，国王不仅亲自参与宗教活动，还通过赏赐、捐施等方式向寺院提供大量资源。约特干遗址出土的金、银、铜、玉佛教造像，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应为王室供养之物，印证了王室对佛教的财力支持。发达的寺院经济则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物质保障，寺院通过经营农业、商业、借贷等活动实现自给自足，甚至成为于阗经济的重要支柱。这种政教合一、经济独立的模式，使得于阗佛教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4. 译经中心，多语互译

鼎盛时期的于阗，是西域最重要的佛教译经中心，形成了梵、于阗、汉、藏多语互译的文化格局。于阗本土僧侣精通梵文与于阗塞语，将大量印度梵文经典译为于阗语，同时也将中原汉文经典译为于阗语，促进了佛教文化的双向传播。出土的于阗塞语文献《赞巴斯塔书》《大无量寿经》等，均为这一时期的译经成果；梵文文献《大品般若经》《金刚经》等，则成为中原译经的重要底本。

与此同时，于阗高僧频繁东入中原，参与译经活动，推动了中原佛教的发展。无罗叉、祇多蜜、提云般若、实叉难陀等高僧，均在中原译出大量大乘经典，其中实叉难陀主译的《八十华严》，更是成为汉传佛教华严宗的核心经典，深刻影响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

5. 艺术繁荣，多元融合

于阗佛教艺术在鼎盛时期达到顶峰，融合了印度、希腊、波斯、中原、吐蕃等多种文化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米兰遗址出土的“有翼天使”壁画，以希腊式的人体造型、犍陀罗式的服饰风格，展现了西方文化与佛教艺术的融合；丹丹乌里克遗址的《鼠王护国图》木板画，以于阗本土传说为题材，线条流畅、色彩鲜明，体现了于阗本土文化的特质；达玛沟遗址的千手千眼观音壁画，则融入了中原佛教艺术的审美特征，展现了汉于文化的深度交融。

这些佛教艺术遗存，不仅是于阗佛教文化的瑰宝，也为敦煌、云冈、龙门等中原石窟艺术提供了重要范式，推动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

四

于阗高僧与弘法人物

内外交流的桥梁

于阗佛教的繁荣，离不开高僧大德的弘法与交流。这些高僧既包括于阗本土的译经巨匠，也包括中原西行的求法高僧，以及印度、中亚的外来弘法者，他们共同构成了于阗佛教内外交流的桥梁，推动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与融合。

（一）于阗本土高僧：东传中原的译经巨匠

1. 无罗叉

西晋时期的于阗沙门，是早期东传中原的重要高僧。他与中原僧人竺叔兰合作，将朱士行从于阗带回的《大品般若经》梵本译为汉文，即《放光般若经》。这部经典的译出，奠定了中原大乘般若学的基础，推动了魏晋玄学与佛教的融合，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祇多蜜

西晋时期的于阗高僧，精通梵、汉双语，先后译出《光赞般若经》《普门品经》《决定毗尼经》等多部经典。他的译经活动，丰富了中原佛教的经典体系，传播了大乘佛教的核心教义，为中原佛教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 提云般若

武周天授二年（691年）来到洛阳，译出《华严经不思议佛境界分》《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等经典。他的译经活动，推动了华严宗思想在中原的传播，为华严宗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4. 实叉难陀（652—710年）

唐代于阗高僧，是汉传佛教史上最重要的译经家之一。他于695年携带《华严经》梵本抵达洛阳，主持翻译了《八十华严》，这部经典成为华严宗的根本典籍，对中国佛教的宗派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实叉难陀一生译经19部107卷，涵盖般若、华严、密教等多个领域，其译经风格简洁流畅、忠实原意，被后世誉为“译经之典范”。

5. 智严

唐代于阗王质子，自幼入长安，后出家为僧。他精通汉、于阗双语，译出《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法华经》等经典，促进了汉于佛教文化的交流。智严的事迹，体现了于阗王室与中原佛教的深度联系，也反映了于阗佛教在中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二）中原西行高僧：求法与弘法的足迹

1. 朱士行（203—282年）

曹魏时期的高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西行求法的汉僧。他于甘露五年（260年）从长安出发，西行至于阗，寻求《大品般若经》梵本。在于阗期间，他克服小乘僧侣的阻挠，获得梵本，并派遣弟子将其送回中原，自己则终老于阗。朱士行的求法之旅，开启了中原西行求法的先河，也促进了汉于佛教文化的早期交流。

2. 法显（337—422年）

东晋高僧，于隆安三年（399年）西行求法，途经于阗时停留三个月。他在《佛国记》中详细记录了于阗佛教的繁荣景象，包括寺院规模、僧侣数量、宗教仪式等，为后世研究于阗佛教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法显的西行，不仅推动了中原佛教的发展，也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联系。

3. 玄奘（602—664年）

唐代高僧，于贞观十九年（645年）西行归国，途经于阗时停留七至八个月。他在于阗期间宣讲大乘经典，受到国王与民众的热烈欢迎，同时收集了大量于阗佛教资料，在《大唐西域记》中详细记载了于阗的地理、历史、宗教、文化等情况，成为研究于阗佛教最权威的信史。玄奘的西行，将印度佛教的精华带回中原，也推动了汉于佛教文化的深度融合。

4. 宋云、惠生

北魏时期的高僧，于神龟元年（518年）西行求法，途经于阗时记录了当地的佛教传说与寺院情况。他们的《宋云行纪》，补充了正史中关于于阗佛教的记载，为研究5世纪于阗佛教提供了重要参考。

5. 法献

南朝高僧，于宋元徽三年（475年）西行求法，抵达于阗后获得佛牙与《法华经》，并将其带回南朝。法献的求法之旅，促进了南朝佛教的发展，也加强了南方中原与于阗的文化联系。

（三）外来弘法高僧：印度与中亚的使者

1. 毗卢遮那（毗卢折那）

迦湿弥罗高僧，传说中于阗佛教的初传者。他受阿育王派遣赴于阗弘法，促成于阗王尉迟散跋婆皈依佛教，并主持兴建了赞摩寺，为于阗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其事迹带有神话色彩，但反映了印度佛教传入于阗的早期历史脉络。

2. 佛陀扇多

印度高僧，于北魏时期来到于阗，后东入中原译经。他精通瑜伽行派思想，译出《摄大乘论》《唯识论》等经典，推动了唯识宗在中原的传播，也促进了印度佛教与于阗、中原佛教的交流。

3. 达摩战涅罗（法月）

东天竺三藏，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由中原西行归国，住于阗金轮寺，天宝二年（743年）圆寂于此。他在于阗期间弘扬密教经典，促进了密教在于阗的传播，也反映了于阗佛教与印度佛教的持续交流。

五

于阗佛教的转型与衰落

公元8世纪至11世纪，是于阗佛教的转型与衰落时期。这一时期，于阗先后经历吐蕃统治、晚唐复国与喀喇汗王朝征服，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直接影响了佛教的发展，最终导致于阗佛教的彻底消亡。

（一）吐蕃统治期（798—840年）：汉藏佛教融合

公元798年，吐蕃征服于阗，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统治。吐蕃统治者并未摧毁佛教，反而采取扶持政策，推动了汉藏佛教的深度融合。

在文化层面，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推崇佛教，邀请于阗高僧前往吐蕃传教、译经。于阗高僧师子法将汉地大乘经典译为藏文，促进了汉传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同时，吐蕃佛教的密教元素也传入于阗，丰富了于阗佛教的内涵。麻扎塔格遗址出土的吐蕃文、于阗文佛教文书，达玛沟遗址出土的吐蕃人像、唐装供养人壁画，均印证了汉藏文化的深度交融。

在经济层面，吐蕃的赋税政策对於阗寺院经济造成了一定冲击，寺院规模有所缩小，僧团数量有所减少，但佛教的核心地位并未动摇。这一时期的于阗佛教，呈现出汉藏融合的特征，为晚唐时期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二）晚唐五代（840—1006年）：最后的辉煌

公元840年，吐蕃内乱，于阗趁机复国，尉迟氏（李氏）重新掌控政权，于阗佛教迎来了最后的复兴阶段。

这一时期，于阗王室继续崇佛护教，李圣天、李从德、尉迟达磨等君主，均积极推动佛教发展，派遣高僧赴宋求法，与敦煌归义军保持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晚唐五代佛寺壁画，融合了汉、吐蕃、于阗等多种文化元素，展现了于阗佛教的复兴景象；约特干遗址出土的五代佛教造像，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印证了王室对佛教的财力支持。

然而，这一复兴只是昙花一现。公元970年左右，喀喇汗王朝皈依伊斯兰教，开始向东扩张，于阗与喀喇汗王朝爆发了长达30余年的宗教战争。长期的战争破坏了于阗的社会经济，寺院被毁、僧侣逃亡，佛教的生存基础逐渐瓦解。

（三）彻底衰落（1006年）：伊斯兰化的终结

公元1006年，喀喇汗王朝攻占于阗都城，于阗国灭亡，尉迟氏（李氏）王统终结，佛教也随之遭到毁灭性打击。

喀喇汗王朝推行伊斯兰化政策，摧毁佛教寺院、焚烧佛教经典、屠杀或驱逐僧侣，于阗佛教的文化遗存遭到严重破坏。热瓦克、丹丹乌里克、达玛沟等佛寺遗址，均留下了被焚毁的痕迹；11世纪之后，于阗佛教文书绝迹，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教文献。至11世纪中叶，于阗全面伊斯兰化、回鹘化，延续千年的于阗佛教彻底消亡。

六

于阗佛教的历史地位与文化影响

于阗佛教自公元1—2世纪传入，至1006年消亡，历经千年兴衰，在丝绸之路文明交流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中国佛教、西域文化乃至东亚文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佛教东传的第一枢纽

于阗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原的必经之路，是佛教东传的第一枢纽。朱士行、玄奘等中原西行高僧，均以于阗为重要中转站；实叉难陀、提云般若等於阗高僧，均从于阗东入中原译经。于阗承担了经典翻译、僧侣往来、教义传播的核心功能，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