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之爱 赤子其心
——贺麟的家国情怀与爱国主义精神述论
张立诚
引言
在20世纪中国从风雨如晦走向复兴的百年长卷中，有一位学者始终将个人的学术生命熔铸于民族命运与文化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他是温润如玉的君子，是学贯中西的哲人，更是风骨凛然、不肯屈节的“硬骨头”；他生于蜀地，长于书香，负笈欧美，学成归国，在民族危亡之际高举文化复兴的大旗，在黑暗年代坚守正义立场，在历史转折当口选择光明的道路，在和平建设、改革开放岁月奉献毕生智慧。他始终怀抱朴素的家国情怀，真诚的爱国之心，坚定的报国之志，洋溢着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一生行迹，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求真报国的缩影。他，就是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翻译家、“新心学”体系创立者、被誉为“东方黑格尔”的——贺麟先生。
一、千年变局中萌芽读书报国的人生理想
贺麟（1902.9—1992.9）出身于四川金堂一个耕读传家、崇尚忠义的乡绅家庭。他降生的年代正是中华文明遭遇“千年变局”的至暗时刻，中国人民饱受苦难，内受腐败政治压榨之苦，外受帝国主义侵略之灾，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攻入北平，清政府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四川天灾人祸交迫，金堂女侠廖观音领导的红灯教起义震动川西，继而保路运动如火如荼，“成都血案”激起全省反抗，武昌起义如一声惊雷奏响辛亥革命的历史号角。这些山河震荡、民生疾苦的历史大事件，被深深地烙印在少年贺麟的记忆里，也催生了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初心，立志“读最好的书，做有为的青年，拯救孱弱的中国”。
贺麟（图源：光明日报）
贺麟在石室中学主修宋明理学两年后，1919年7月考入清华学堂，就在他进校的两个多月前，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他虽未能置身其中，但听闻之后仍然血脉偾张。在清华，贺麟的第一位老师是梁启超，正是他，点燃热血青年革命的火种。贺麟在刻苦学习的同时，总是积极参与校内外社会活动，先后参编《平民周刊》和《清华周刊》，由此养成了关心国事民瘼的习惯。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先感知民族苦难，也最先承担救亡使命。正如任继愈指出：“知识分子的感受更深，因为他们熟悉中国过去曾有过辉煌的几千年历史，他们也首先接受了近代科学知识，了解外国的情状更多一些，寻求救国救民道路我国的知识分子成为先驱者。”①身处这一时代洪流，贺麟一开始就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震动全国，学生罢课，民意沸腾。在清华，贺麟被选为后援团的两个宣讲人之一，奔赴石家庄、太原、开封、洛阳、信阳等地开展爱国宣传，投身国民革命大潮。他亲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大爆发，深刻体会到人民渴望独立、自由、富强的强烈愿望，极大地激发和坚定了他读书报国的人生理想和信念。
1926年夏，贺麟自清华毕业，违背家人期许，放弃师友均为看好他的文学之途，毅然选择哲学为终身志业。他深知，民族之困根本在文化，文化之兴必赖哲学。这一年，贺麟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研习西方古典哲学与思想史。留美期间，他积极参与华人学生活动，加入耶顿夫人读书会、芝加哥“东方学生会”（后被选为主席），参加怀特海可可茶会，并交流中国哲学问题。他时刻心系祖国，当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胜利的消息传至大洋彼岸，贺麟振奋不已，接连发表《中国革命的哲学基础》《中国革命胜利的主导思想》，以哲学视角阐释中国革命的正义性与必然性。
1930年，贺麟谢绝哈佛大学乌尔夫教授挽留其攻读博士的邀约，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潜心钻研黑格尔哲学体系，完成《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比较观》，正式走上中西哲学比较参证、融会贯通的学术道路。从美国到德国，从英美经验论到德国观念论，贺麟的求学轨迹始终围绕一个核心：为中国寻找思想资源，为民族寻找精神动力。对此，陈修斋有句话讲得特别好：“贺麟先生的整个哲学事业，是从爱国主义的精神出发的。”②胸中有国难、有民族、有中国魂，浓浓的家国情怀，正是贺麟学术生命的原点与底色！
贺麟故居（图源：成都日报）
二、哲学殿堂里绽放学术救国、文化建国的思想火花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长期闭关锁国，错失世界文明演进的机遇，科学技术与哲学思想长期滞后。贺麟与同时代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坚信向西方学习、以思想图强，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必由之路。他之所以选择哲学，正是要从根本上为民族文化“立心、立魂、立命”。在西方诸哲中，贺麟对黑格尔可以说是喜出望外、情有独钟。他认为：“辩证法是在自然和精神中一种转弱为强，转失败为胜利的内在动力”，坚信“黑格尔到哪个国家早，就对哪个国家早有帮助，哪个国家的文化就会早兴盛”。③在贺麟看来，黑格尔哲学所蕴含的历史理性、辩证方法与民族精神，恰是积弱不振的中国最需要的思想武器。张岱年称“早在三十年代，贺麟已被称为黑学专家”，为中国黑格尔研究的开拓者。④而贺麟长期以来也从不掩饰对黑格尔的深情。难怪他讲：“要我不研究黑格尔，比要我跟老婆离婚还困难”⑤，足见贺麟的学术信仰之坚贞。
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关于文化的论争进入高潮，全盘西化派与中国本位派激烈对峙。此时的贺麟已将学术追求升华为学术救国与文化建国的实践。面对民族危机，他深感“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本质是文化的危机”；“民族复兴，本质是民族文化的复兴”。他分析：“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的自主权，而陷入文化上的殖民地。”⑥他强调：“今后中国的新发展，有赖于对于西洋哲学的吸收和融会，同时中国哲学家也有复兴中国文化，发扬中国哲学，以贡献于全世界人类的责任。”⑦这一立场，体现出清醒而自信的文化主体性。周辅成称赞其“既不作夜郎自大的民族主义者，也不作奴颜婢膝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以坚实刻苦的工作，守护民族自尊。”⑧贺麟主张中西哲学会通，认为中西思想可相互印证、彼此互补，“不管时间之或古或今，不管地域之或中或西，只要有一种文化能够启示我们的性灵，扩充我们的人格，发扬民族精神，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⑨他追求的不是狭义的中国文化，也不是狭义的西洋文化，而是真实无妄有体有用的“活文化、真文化”。
归国后，贺麟先后参与发起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编译委员会，主编《华北日报・哲学副刊》，创办《人文科学学报》，以阵地传播新知、凝聚精神。目睹中国翻译界沉寂现状，他尖锐地指出：“最奇怪的是二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大声疾呼要吸收西洋的学术思想，要全盘接受西洋的近代文化，然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介绍西洋学术文化的基本工作——翻译事业，反而芜滥不堪，消沉已甚。”⑩贺麟主动担当起了翻译西方哲学名著的大任。他以“信、达、雅”为准则，并开“比”的先河，呕心沥血移译西方哲学经典。他的译文以“深识原著本意、学问功力深厚、表达如从己出、行文自然典雅”（杨君游语）为特点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赞许，很受读者欢迎。其《小逻辑》译本传神再现黑格尔哲学的深邃意蕴，被公认为继严复《天演论》之后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译作。王思隽等指出：“《小逻辑》中译本的问世，可以说是贺麟成为新中国黑格尔哲学研究一代宗师的一个永放光芒的标志。”它不仅哺育了一代代哲学工作者，更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渊源的入门津梁。“单就这一点，贺麟对我国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就难以估量。”⑪。他以译述为桥梁，打通中西文脉，把最艰深的思想转化为民族可共享的精神资源。他以笔为犁，耕耘文化国土，以译报国，夯实民族根基。
贺麟手稿
三、学成归来以笔为戈阐扬抗战必胜信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贺麟毅然以笔为戈，将哲学思辨转化为抗战呐喊，成为书斋中的战士、文坛上的旗手。他在《大公报》分七次连载长文《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系统介绍歌德、费希特、黑格尔在德意志民族遭遇拿破仑铁蹄入侵时的爱国言行与精神气节，借西洋哲人之志，激中华儿女之气，表彰炽烈爱国情怀与坚韧民族精神，唤醒国人同仇敌忾、奋起御侮。文章慷慨激昂、大义凛然，在知识界与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成为鼓舞抗战士气的重要思想文本。
全面抗战爆发后，贺麟连续撰文，从道德、经济、文化、历史等维度论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1935年他在《经济与道德》中指出，国家盛衰的关键，在于有道德的创造者与无道德的破坏者之间的力量消长。他痛陈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在武力与经济上的巨大屈辱，尖锐警示：民族抗战不仅是军事防线、经济防线，更是道德防线、人格防线，绝不可自毁精神长城。1938年，贺麟发表《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提出极具远见的思想：以军备薄弱之中国对抗强敌，最终取胜“必因除以军事的抗战，经济的抗战，有以制胜外，又能于精神的抗战，道德的抗战，文化学术的抗战各方面，我们都有以胜过日本的地方”。他从道义上判定：“日本已是正义人道的公敌，国际公法的罪犯”，精神与道德已然全盘失败。这一论述，⑫将抗战从军事层面提升到文化立国、精神立国的高度，为持久抗战提供了深刻的学理支撑。
在抗战最为艰苦的1941年，贺麟发表《乐观与悲观》，坚定指出：“敌人陷入泥淖，愈陷愈深，我们抗战建国，愈战愈强。”这种基于历史理性的乐观主义，有力击溃悲观主义，增强全国军民的必胜信念。1944 年他在《战争与道德》中分析：“抗战期中，我全国人民已得到艰苦的磨练”“现在战争已接近胜利，我民族精神已相当发扬，我国国际地位已大为提高”，他呼唤“马革裹尸”的英雄气概与“闻鸡起舞”的奋进精神，强调“经过战火淬炼，民族精神已然升华，要以精神力量转恶为善、转祸为福，在战火中建设现代化新中国”。⑬
抗战胜利后，贺麟将此期间所发表的数十篇文章结集为《文化与人生》，他在序言中深情写道：“八年的抗战期间不容否定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的一个伟大神圣的时代。不但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⑭他呼吁珍视胜利成果，以文化建设巩固民族根基。之后在《革命先烈纪念日感言》中，他缅怀先烈为国捐躯的赤诚与勇毅，强调革命热情需以理性建设接续，壮烈牺牲需以长期奋斗完成，彰显了哲人特有的卓越远见和冷静务实的爱国理性。
从哲人励志到抗战呐喊，从精神动员到文化建国，贺麟以哲学为武器，以文章为号角，将书斋变成战场，把思想化作力量，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精神抗战防线。他的文字，不啻是烽火中的光明，是危局里的信心，“更是装裹在哲学语言中的抗战必胜信念”（张学智语）。
20世纪80年代，贺麟（前排中）与学生在一起（图源：光明日报）
四、艰难抉择后风雨岁月中的赤诚与自新
贺麟的爱国主义精神，从不局限于书斋与文字，更体现为危难时刻的立场坚守、正义面前的挺身而出。从参加“五卅惨案后援团”，到进入“闻一多先生丧葬抚恤委员会”，再到保护进步学生，他始终站在正义与人民一边。1947年，贺麟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代理主任兼训导长。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之下，他不顾威逼利诱，同情和保护进步学生，他对教育部长朱家骅通过胡适转来的信件置之不理，对特务机关要求开除的学生名单拒不执行，还亲自去慰问并保释被捕学生，连同其他学校的共有两百多人。他以学者的良知与担当，在黑暗中守护青年、守卫正义。北大学子赠予他“我们的保姆”锦旗，正是对其仁者风范的最好致敬。
北平解放前夕的1948年底，中共地下工作者向贺麟送来《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他认真研读，豁然开朗，终于找到长期求索的救国真理，认清中国与人民的光明前途。国民党当局四次派飞机接他南下，均被他断然拒绝。他坚定选择留在北平，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政治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麟积极响应号召投身社会实践。1950年冬，他赴陕西参加土地改革，看到农民艰难的生活，听到群众控诉旧社会的黑暗，深受触动，思想发生深刻转变。他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中坦言，土改经验使他否定了脱离实践的唯心观点，真切体会到基于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改造的真实意义。事实上，贺麟对唯心论的观点在那个年代也曾备受责难。从信奉唯心论到转向唯物论，贺麟的转变历尽坎坷和痛苦，但真诚而彻底，这都源于他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⑮。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丰泽园邀请周谷城、金岳霖、贺麟、胡绳等学者座谈，肯定了贺麟的思想进步和哲学研究，鼓励他说“你还是个少壮派嘛，还可以与胡绳多打几个回合”。⑯（胡过去批判过贺）贺麟深受鼓舞，在《人民日报》发表《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一文，并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此后数十年，他初心不改，三次递交申请书，矢志追随中国共产党。1982年9月，年届八旬的贺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日写下一首绝句：“老来经风雨，更觉朝阳暖；求真得归宿，壮心期奋勉”，⑰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和今后的决心，真真道出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后的赤子心声。
“文革”期间，贺麟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近十年的风雨人生，蒙受屈辱，屡遭批斗甚至毒打，数次抄家，并下放河南农村干校“劳动改造”，但他始终以哲人的冷静与坚韧默默承受，他“相信目前这种遭遇一定不会长久的”。对贺麟的那一段岁月的精神生命，好些旧友都百感交集，也无可奈何。
动乱结束后，科学的春天到来，贺麟已然垂垂老矣，但他老当益壮，精神焕发，他整理旧译、撰编论著、出国访问、外地讲学、带研究生，以毕生余力奉献祖国学术事业。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化黑格尔哲学研究，学术生涯进入全新境界，《黑格尔哲学讲演集》《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等成果相继问世，屡获大奖；他还接续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哲学人才，成为新中国哲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从爱国学者到共产党员，贺麟以一生践行求真与报国的统一，在时代风雨中坚守赤诚，在触及灵魂的思想淬炼中实现自我革新，展现了一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祖国同行、与人民同心的崇高品格。
贺麟著《文化与人生》（图源：光明日报）
五、中华传统与蜀中文脉映照初心和晚晴
贺麟的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蜀地深厚文脉，养成于家族淳正家风。1937年冬，贺麟因父亲病重返川，适逢贺氏重修族谱，他当仁不让撰写《重修贺氏族谱序》。⑱序言庄重典雅，纵论族谱的科学依据、道德价值、社会功能与宗族教育意义，提出“追怀往德，垂范来兹”，主张由爱宗族而爱国族，将家族伦理升华为家国大义，呼应孙中山“由家族而宗族而国族”的团结兴邦思想。
贺氏家训云：“家族者国家之基也。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有国方有家，爱家必爱国。”又以“爱国家，重教育，倡简朴，慎交友”为传家之本。贺麟一生恪守家训，孝亲友悌，报国惠民。留学归来时，他将微薄积蓄“寄奉家中，以尽孝道”。关爱家人，至于微末，弟子任继愈看在眼里时常感慨：“他真是一个好父亲！”携带四弟贺蕴章入京求学，联大毕业后又鼓励他投笔从戎、赴缅抗日作战，后随部队到台湾。从此骨肉分离、隔海相望四十载。1982年已届耄耋的贺氏兄弟得以重逢，执手相看，两位老人更是殷切期盼祖国早日统一。贺麟还始终心系桑梓，情牵故土。1946年回乡，他到私立四明小学演讲，勉励学子立志报国、热爱家乡；1985年，83岁高龄的贺麟再返金堂，访问学校、捐资助学，用全部稿酬在淮口中学设立“贺麟奖学金”，为金堂中学师生题赠“业精于勤”条幅。他反哺桑梓、教化后生，其行恳恳，其情殷殷。
作为蜀中学人，贺麟深受巴蜀文化与蜀学传统滋养，重视乡邦文脉，提携后学后进。弟子杨祖陶、杨宪邦踵武其治学之路，其传承有道为学界公认；他敬重感恩前辈乡贤张颐先生为其《黑格尔学述》指点助力；他热情关注四川文化及“蜀学”的发展，热心总结川籍学人的学术成就；与陈铨、唐君毅、杨一之、蒙文通、萧萐父等川籍学者交谊深厚，切磋学问，砥砺气节。唐君毅逝世后，贺麟赴港讲学专程瞻仰遗物并撰《唐君毅早期的哲学思想》一文以作纪念，彰显了蜀中同仁的精神契合与文化传承。蜀地崇文重教、坚韧不拔、心忧天下的精神气质，在贺麟身上得到完美体现，其家国情怀更见根性和温度。
贺麟故居（刁觉民 供图，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结语：民族复兴中宝贵的精神遗产与时代回音
纵观贺麟一生，与20世纪中国同呼吸、共命运，是学者报国的一生。考察其爱国主义思想与行迹，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和结论：贺麟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为核心，他的全部哲学事业是从爱国主义出发，也是以爱国主义为归宿的，他研究、翻译、绍述西方哲学的宗旨在于学术救国、文化建国，他的代表作《文化与人生》是以哲学语言装裹的抗战必胜信念和民族复兴宣言，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知行合一、终身践行的实践哲学，他的优良家风家训为其家国情怀、爱国精神提供了重要滋养，他把爱国与爱党爱民的学术事业结合在了一起，他是与世纪同行的那一代爱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缩影。
贺麟（成都贺麟教育基金会 供图，图源：四川日报）
贺麟无愧于“一代哲学宗师”，他以一生的真诚和无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哲学奉献了一颗赤子之心。贺麟传留于世的，不仅是等身著作与译典，更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爱国主义精神遗产。作为蜀中学者，贺麟与抗战中浴血奋战的川军将士一样，以不同方式守护家国、捍卫尊严。他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座谈会上指出：“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贺麟以一生践行，树立了彪炳后世的精神标杆。
放眼世界，变乱交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关键阶段，还将面临各种挑战和考验；《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已经正式颁布施行，爱国主义必然成为时代最强音。从长城上诵读毛泽东诗词引发全网共情的青年，到亿万民众守护家国的赤诚，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团结的力量、精神的力量。诚如一位网友所说，城墙最初只是一些散乱的石头，因为信念相同而彼此黏合在一起便成了中国的脊梁。贺麟等先辈以信念和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与爱国主义精神，是激励我们走向复兴、开创未来的强大动力，正在新时代绽放出璀璨的光芒，也必将在历史长河中永远回响！
哲人之爱，光照千秋；赤子之心，永昭后世。重读贺麟，我们在路上。
注释：
①任继愈：《我所知道的贺麟先生》，《贺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②陈修斋：《愿他的精神永垂千古》，《贺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
③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135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④张岱年：《我所认识的贺麟先生》，《会通集》， 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39页。
⑤林同济：《贺麟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与翻译的坎坷历程》，《走在中西哲学会通与融合的路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151页。
⑥贺麟：《儒家文化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 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6页。
⑦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代序》，转引自《贺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⑧周辅成：《哲学、文化与民族——我所了解的贺麟先生》，《会通集》，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4页。
⑨贺麟：《文化的体与用》，《近代唯心论简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
⑩贺麟：《论翻译》，《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贺麟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3页。
⑪王思隽、李肃东：《贺麟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5页。
⑫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9页。
⑬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14、187-191页。
⑭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页。
⑮张学智：《贺麟的“新心学”》，转引自《会通与建设》，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33页。
⑯张祥龙：《贺麟传略》，《会通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77页。
⑰宋祖良：《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贺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09页。
⑱见曾加荣、方磊：《贺麟家世考》，《蜀学》第3辑，巴蜀书社，2008年，第79页。
参考文献：
[1]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
[2]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3]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4]宋祖良范进：《会通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
[5]王思隽、李肃东：《贺麟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
[6]中国社会科学院：《贺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
[7]彭华：《会通与建设》，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8]杜小安：《大家精要·贺麟》，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
[9]高全喜：《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贺麟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10]张学智：《贺麟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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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张立诚（四川金堂人，1964年生，曾任中学语文教师20年。担任过学校校长、教育局局长、县政协副主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全国中语会会员，四川省人才促进会理事，成都市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在全国及省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个人获成都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3项，主持数项省市级教育科研课题，获评县级拔尖人才、四川省课程改革先进个人等荣誉）
配图：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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